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我从威尼斯乘意邮“康德维第”号返国，同行的有陈济棠、陈介生、包华国及其夫人方琼凤等。在意大利陆军大学学习期满的侯筱民，因为要到广西工作，也与我结伴东归。有人对我说，陈济棠答应捐献抗战军费二千万港元，作为他东山再起的代价。果然，后来他把这笔钱交给了孔祥熙，就被任为农林部长，历史上曾经有过卖官鬻爵之说，但直到此时我才得到事实证明。
我们的航程原以香港为终点，但是到新加坡时，“康德维第”就贴出通告，说由于中日发生战争，这艘船将不开到香港。我们只好下船到旅馆住下。我到《星洲日报》社去找该报编辑黄征夫，他在年前我去欧洲经过该地时曾请我游埠，随时间的流逝，我怕他或许已不在报馆了。可是不多一刻，就见他飞跑出来，高举着双手来迎接我，高兴得不得了。我提议到外面去谈一谈，他随手拿了一份当天的《星洲日报》交给我，就让我上了他的跑车，他一面开车一面对我说：“我在马来半岛的南端柔佛辟了一个橡胶园，请你去参观一下。”他说这三年来他曾去泰国当了一年和尚，又讨了一个老婆，但这一切现在都放弃了。黄征夫真是个怪人，我认识他开始于三十年代初，他那时与黄君度代表香港《大同报》去广西访问，常为李宗仁的座上客。他长袖善舞，似乎无所不能，但不肯安下心来致力于一项事业，所以到后来还是一事无成。
车行一时许，转入浓荫深处，黄征夫把车停在一座木屋前对我说：“到了。”一个广东娘姨把大门打开让我们进去，我在喝茶时打开了那份《星洲日报》，赫然入目的是那条“广西发现托派活动，王公度已被判处决”的大字标题新闻。这不禁把我吓到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我看了一下这条新闻，大意是说：前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长王公度，在广西展开托派组织活动，企图破坏抗战后方，已被广西当局逮捕，经过军法会审，判处极刑，已于九月中执行枪决。我指着这条新闻对黄征夫说：“你认识王公度吧？”“当然认识，在南宁和广州我都同他有来往。”“那么你对这条新闻怎么看？”“不是那么简单，我以为王公度是死于广西内部战争。”连黄征夫都这么说，可知是非自在人心，不容混淆。
星马接近赤道，常年如夏。中午时分，热得我有点昏昏然，但赖有海风调剂，入夜就凉快一如香港。当晚，黄征夫把我送回新加坡。我和侯筱民改搭英轮去香港。不作久留，即搭省港专轮入广州，改乘粤汉路火车到衡阳，十月七日转乘汽车经祁阳、零陵、全州到广西省会桂林。由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李宗仁认为抗日战争迟早终会爆发，所以就决定把广西政治重心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从南宁迁到桂林，恢复辛亥革命以前桂林的本来面目。
我在北门总站下车，张岳灵、韦贽唐已在那里等着我，寒暄过后，张岳灵轻声对我说：“德公在八桂厅等着你，不要同他谈王公度的问题！”他讲话时面容严肃，看来政治气氛紧张得很。他们带有两部小汽车，我托韦贽唐送侯筱民以及我的行李到乐群社，张岳灵则陪我到八桂厅，但一到他就跟车离开了，这显然是出于事前的安排。
李宗仁的刘副官迎上前来接我进去，我发现客厅中除李宗仁外，还有李任仁在座。李宗仁问了一些归途情况，便命令开饭。饭后又闲谈一会，他就从他的写字桌里抽出一份电报给我看。这是白崇禧在八月二十八日从南京发给他的，文曰：“统帅部决将界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如何，敬请裁复。”我看后交给李任仁。李宗仁说：关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个职务，我起初不愿就，并主张由健生以副总参谋长就近兼任，后来经一再电促，始肯接受，现在我已决定于双十节那一天直飞南京转往徐州就职。广西是抗战的大后方，也是我们的根据地，现在我和健生都出去了，广西留给旭初负责。他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光靠他还不行，所以必须延揽人才，集思广益，才能充实力量，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对此希望重毅先生（李任仁）从旁给旭初以大力帮助。他说这话时注视着李任仁，后者频频点头。
李宗仁又说：以前我们有个“革命同志会”，现在是举国一致，团结一致，秘密的不要搞了，公开的还可以搞。我们过去“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现在组织一个“广西建设研究会”，使它具有延揽人才以促进广西建设的性质和作用。这样既光明正大，又使人乐于参加。这个“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我任会长，健生和旭初任副会长，重毅先生则以常务委员主持日常事务，陈劭先也要请他来。
关于吸收成员问题，李宗仁指出，为了团结抗战，支持抗战，“广西建设研究会”应当多吸收一些进步分子，以壮大我们的声势。回顾“六一运动”时，蒋介石集中了几十个师来包围我们，我们只有十多个团，真是孤军抗敌，形势非常严重。但蒋介石不敢动手，为什么呢？主要是那时广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各党派都有人来广西，蒋对这一形势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吸取的宝贵历史教训。
十月九日，“广西建设研究会”正式成立。参加成立仪式的有四十人，李宗仁、黄旭初都参加了大会。李宗仁在致开幕词中特别指出：广西建设研究会是一个学术机关，也是一个实际推动广西建设发展以为全国树立榜样的设计机关，它的范围如此之大，迫切需要面向全国，罗致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以便集思广益，为发展会务而共同奋斗。以后当我和白副会长不在广西的时候，就由黄旭初副会长负责领导，望各位多多给他帮助。李宗仁这一番话，说得非常明显，就是正式确定了黄旭初看守广西老家的法定地位。这是从广西前期的李、黄（绍竑）、白，变为后期李、白、黄的历史转折点。
当晚，李宗仁约黄旭初、李任仁到八桂厅，商量“广西建设研究会”内部人事安排，当即派定李任仁、陈劭先、黄同仇为常委。黄旭初兼政治部主任，黄蓟为经济部主任，雷沛鸿为文化部主任。黄同仇后来赴安徽工作，日常事务实际由李任仁、陈劭先两人负责。陈劭先并且为驻会常委。
与此同时，李宗仁并派徐梗生为秘书室主任，万民一为编辑室主任，胡讷生为图书室主任。一九三八年秋，武汉、广州先后失守，桂林为西南文化中心所寄，“广西建设研究会”的人事安排，也随之起了很大的变化。
十月十日，李宗仁从桂林径飞南京，接洽一切，再赴徐州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行前他接见了侯筱民，嘱其随后到徐州报到。他还要我去南京随白崇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