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学良幽禁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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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蹉跎凤凰山2

与张治中一席谈

夏日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秋天悠悠而至,阳光变得柔和起来,而且日照时间也短了。在沅江中垂钓,刚那么一会儿,钓上不过几尾鱼,朦朦胧胧的暮色便从山外袭来,在江上抹上一层铁灰色的暗影。接着寺里寺外树上的叶子也黄了,山坡上的浆果染上了紫红的颜色,秋风拂来,古老的寺院呈现出一片凄凉的金色。宁静的凤凰山有一种出奇的令人感伤的魅力,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世界似乎正回归于某个遥远的年代。

凤凰山已成为张学良暂且栖身的世外桃源,而在山外,则正是战火熊熊、尸横遍野。

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12月放弃南京后,日寇并没有达到迫使南京政府屈服的战略目的,故在徐州会战后,便策划向武汉进犯,意图摧毁这个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威逼蒋介石就范。为此,日军纠集了12个师团,配以海军陆战队及500架飞机,分四路进犯。1938年6月,日军占领了河南省会开封和安徽的合肥、安庆,突破了国民党保卫武汉的第一道防线;7月,彭泽、湖口又落入敌手,保卫武汉的第二道防线亦被突破。武汉岌岌可危。

张学良虽置身山中,日日游山访水,表面看是一副与世无争的闲士姿态。但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心着战局的发展,注视着敌我双方兵力的动向。沅陵是湖南的偏远县城,报纸一般要比大城市晚十来天,而且断断续续,有时一缺便是一个星期。但无论何时,只要报纸一到,张学良总会抓在手里,细细研读,然后拿着报纸,走到那幅早被他标满密密麻麻符号的地图前,了解战争进程。令人鼓舞的消息毕竟是太少了。蒋介石虽向战场投入了重兵,但因其采取分路阻击的打法,强调“确保”、“固守”,不分主次轻重,尤其是只突出工事作用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故使敌寇得以长驱直入,兵临武汉城下。

面对着报纸上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张学良总是显得十分沉重。“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他常常感慨,连连摇头。值班的警卫们也很关心时局,亦常在张学良面前议论国民党军队连连败北的原因。但仗是蒋介石指挥打的,战略方针也是他定的,警卫们虽然议论,但言语上仍然十分谨慎。张学良则更为谨慎,凡论到指挥者的失误时,他便一语不发,只摇着头叹气。

即使是在指挥抗战的繁乱时刻,蒋介石仍没有忘了他所“管束”的这只“东北虎”。在日军加紧了对华东的进犯和轰炸时,蒋介石亲自指令国民党军令部和军统局,一定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防止日机的袭扰或轰炸。刘乙光秉承上峰旨意,立即征集人马,在凤凰山顶修筑了一个高射炮炮台,装备了一架高射炮;同时,又在凤凰寺右侧的坳地,挖筑了一个防空洞。完工之后,刘乙光请张学良前去检查。看完之后,张学良凄然一笑,说道:“蒋先生真是‘关怀’我啊! 看来,短时间他是不打算让我离开此地了。”众人听了,唯有默然。

1938年9月,由松沪前线下来转任湖南省主席将近一年的张治中,从长沙前往湘西视察,专程登上凤凰山,看望张学良。

在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与张学良交情甚笃,并被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人之一。张学良认为这位一派儒士风度的将领头脑清醒、为人正直,是国民党上层官僚中屈指可数的正人君子之一。而张治中则喜欢张学良的坦率、诚恳,没有军阀中常见的那种贪婪与狡诈。张学良驻节北京期间,两人来往十分频繁,政见、习性又颇为相投,遂相互引为知己。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治中正在苏州秘密制订京沪地区的防御计划,闻讯后立即赶回南京。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的第二天,张治中便驱车前往鸡鸣寺宋子文公馆,看望下榻那里的张学良。

一想起那次会见,张治中心中便深感内疚。此时,当张治中沿着长达两华里的红砂岩石石阶,登上凤凰山之时,又想起了那天的情景。当时,张治中已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蒋介石已决定不放张学良返回西安。但是,由于“京中空气甚不良”,即使是张学良平时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敢站出来为他说话。当然,说也无用;而张学良本人则被蒙在鼓里,对即日返回西安竟充满信心,这更使知道内情的张治中深为不安,只一再请张学良放宽心怀,并答应代为转达张学良要求尽速返回和率军抗日的要求。但事隔几日,南京便开庭“审判”张学良,接着开始了对少帅的“严加管束”。南京一别,两人再也无缘相会,张治中也无法向张学良表达自己愧疚的心情。一年多来,他每一想起张学良,眼前就总浮现出在南京分别时,少帅那充满希望和热切期待的目光……

张治中要来凤凰山的事,张学良头一天便已得知。自来湘西后,这是来看他的第一位军政界要人,加之张治中又是他的故交知己,一向易于激动的张学良自然兴奋得很。第二天早上,他特意叫于凤至为他找出久已未穿的西装换上,又郑重其事地系上一条蓝底白点的领带,早早便来到寺外的坡上,向山下眺望。看他那副急迫的样子,于凤至忍不住开了句玩笑,说他就像在盼远道而来的情人。

“岂止是情人呢!”张学良笑着回道,“文白兄是我的旧友知交,好久未得一聚了。他现在是抗日名将、省主席,我正要听听他给我讲讲外面的形势,我也可以向他谈点我的心情。这岂是情人能够办到的?”

“是啊,好久没有人来过了,”于凤至敛了笑,语调变得有些凄淡。“自离开溪口,难得有人来看望了。”

“人走茶凉嘛。”张学良的声音也有些凄楚,“政治上的冷暖荣辱,都是一瞬间的事。昨天还是高朋满座,显宦云集,今天你一倒霉,这些人全都不见了。政治上的事,我是看得透了。”

正说话间,身穿米色中山服的张治中已经来到寺前。张学良连忙迎上前去,口中连连呼唤:“文白兄!文白兄!”

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张学良觉得还不尽意,又抽出手,紧紧搂住了这位分别已久的老友,激动地说:“你这位父母官,可总算是盼来了。”

张治中亦很激动,“你这尊大佛到了湘西这块小庙,我还敢不来? 只是太忙,一直抽不出身来看你。为兄的请罪了。”

“哪里的话!”张学良满面笑容,“你是名人贵客,请还请不来呢。”

接着,张治中又见过了于凤至。握手时张治中发现,略显憔悴的张夫人眼里,已漾动着晶亮的泪光。

张治中心里也顿时泛起一阵酸楚,脸上却仍笑着说:“一路都匆匆忙忙,也没什么好带。我让人准备了几十只母鸡,给你们补补身子。”

“多谢了,文白兄。”

一行人进到寺院。张学良引着张治中来到二楼卧室旁的会客厅,饮茶叙谈。

简短的寒暄之后,张学良说道:“我在这儿无所事事,可谓是两耳不闻山外事,一心只钓沅江鱼。快给我说说,现在抗战局势怎样了? 武汉能不能守得住?”

说到局势,张治中便一声长叹。“没想到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竟然会置我堂堂中华民族于万难境地。”他说起了日军占领开封、郑州、合肥、安庆、湖口,又进逼武汉的情形,语气十分沉重。“我们的牺牲实在是太大! 6月份,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委座亲自下令,炸了黄河铁路桥,又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淹了豫、皖、苏三省44个县,淹死89万百姓,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但日军却没有被挡住,改而利用长江水运,溯江进攻武汉,气势凶猛得很。”

在一阵沉默后,张学良又问:“依兄长之见,武汉能不能守得住?”

“难说,”张治中摇摇头,“不过,现在程潜的第1战区主力、李宗仁的第5战区主力、顾祝同的第3战区主力都投进来了,60个师布防在武汉四周,从兵力上看是数倍于敌。日本人要想攻进,也没那么容易。”

“武汉可不能再丢了,不然民众的抗日决心会受很大影响的。”张学良忧虑地说。

“汉卿所言极是,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倘若武汉真的失守,日军必沿粤汉路南下,进攻长沙,完成对我东南半壁的包围态势。我这次来湘西,就是要看看地形,如果日军犯湘,好组织抗击。”

“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张学良情绪激动起来,将茶杯砰地放到桌上。“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停了停,又说:“文白兄,你对我说实话,委员长有没有提起过让我参加抗战的事?”

张治中望着额上青筋突起的张学良,好半天才微微摇头。“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现在全民抗战,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样的热血将领,自当效命疆场。不过,我实话说,委员长还从没提起过让你出去的事。”说完,难过地垂下头,看着手中的茶杯。

“我张学良纵有欺天之罪,也应当让我到战场上去戴罪立功啊!”张学良忍不住站起身来,激昂地说,“当初在西安放他之前,他对我信誓旦旦,要我领导好东北军,整肃军纪,准备抗战。可现在,把我抛在这个远山古寺里,就不闻不问了!”张学良越说越激动,两眼蓄满了泪水,“日本人对我张学良有夺土之仇,杀父之恨,要论抗日,我当为天下第一人。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 难道我这个‘不抵抗将军’的污名要永远背下去不成?!”

说到此,张学良已是泪流满面,好一阵才略略平静下来,坐回到椅上。

“汉卿,你的事情不光我,政府里的好些人都能体谅,”张治中安慰说,“只要一有机会,大家都会为老弟说话的。这点请你放心,万不可因之而独生闷气。”为平抚张学良的情绪,张治中又转了个话题。“你来这儿那么久,我忙得连问候都没道一声。快说说,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

“这儿嘛,”张学良稍平静下来,语气也舒缓些了,“这儿山好、水好,我看比溪口还强。既然不让我出山,我也只好做闲云野鹤式的山间隐士了。平日划划船、钓点鱼、打打球,天气好也到水里游游泳,身体没什么问题。”

“夫人呢? 我看她是瘦多了。”

“是啊,”张学良叹一口气,“这些日子也难为她了。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又跟着我东搬西颠,情绪上很不稳定,有时候躺在床上一整天也不起来。前些日子说胸口疼,医生又检查不出什么病来。我有些担心,怕她落下什么病根。”

“真是难为夫人了。”张治中感叹道,“这儿医药条件差,有病我看还是让她到大城市去看看,千万别伤了身子。愚兄现在在湖南,这点忙还是帮得上的。”

“谢谢文白兄了。”张学良说道。

两人都端起茶来,喝了几口。

“文白兄在湖南主政,不知现在整个湖南的形势如何? 万一日军犯湘,你有什么打算?”

“湖南现在乱得很,老百姓人心惶惶。”张治中忧虑地说,“很多人的眼光都盯着武汉保卫战,想等着那里的胜败再定前途。我呢,是想从最坏情况着手,提早做准备。湖南山多、林多,适合打游击,如果日本人进来,我就把队伍拉上山。”

“具体有什么计划吗?”

“我来湖南后,基层人员大多更换成了新人,搞民众组训,学生组训,抗日自卫队组训。前不久,我又从共产党那里聘请了叶剑英担任高级顾问,将来指导打游击战。”

“对呀,共产党可都是游击战的专家。”

两人就湖南的兵力布防又谈了一阵,便随来通知吃饭的刘乙光一道,进了饭厅。

午餐是“鱼宴”,几乎全是用张学良钓来的鱼做的各种菜。两人吃得很尽兴,好久已不饮酒的张学良还陪着张治中连饮了三杯。

午饭后,两人回到茶桌前,继续倾谈。

“文白兄,我有一事相托,不知会不会使你为难?”

“你有事尽管说好了,汉卿。我们之间哪还用得着客气!”

“我想请你在见到委员长的时候,转达我希望参加抗战的要求。”

“这是自然,你不说我也会向他讲的。不过……”张治中略为沉吟,说:“为了引起他的重视,我看你最好再给他写封信,我在陈述时一并交给他。”

“好的。”张学良点头站起,进到房中。不一会儿,便拿着信走出来,递到张治中面前。

信很短,亦很简单,除问候之外,只说有许多话,希望能见蒋一面,当面陈说。

“汉卿放心,我一定负责把信交给委员长。”张治中小心翼翼把信叠好装进信封,放入身边的文件包中。

不知不觉间,日头已经西斜。因还要到沅陵城中了解民众和抗日自卫队组训之事,张治中起身告辞。

张学良紧握住张治中的手,动情地说:“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了。”

“我看用不了多久了。”张治中尽量做出高兴的样子,“也许再过三两月,你我会重逢于抗日前线呢!”

两人挥手相别。

回到寺内,张学良又坐在先前他同张治中谈话的地方,独自沉默了许久,然后走入房中,让于凤至端着砚台,在贴着白绸的墙壁上挥笔疾书:

自我遗憾作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唯有春风今又还。

至今,这首诗仍完好地保留在寺内已变灰黄的墙壁上,默默地叙说着张学良当年心境凋微之时,期望上阵杀敌的热切心情。

山中谈兵

张治中走后不久,便传来了广州沦陷的消息。紧接着,保卫武汉的第三道防线被突破,10月27日,日军攻进了武汉。

报纸晚到了半个月。当张学良从报纸第一版的大标题上看到“武汉失守”几个黑体字时,惊愕得好久说不出话来。一个月前,他还和张治中在这寺里谈论武汉保卫战,对武汉的前景感到忧虑。仅仅才一个月,这种担忧就不幸成了现实。

张学良捏着报纸,在他亲手挂上的那张中国地图前站了好半天。

抗战才开始一年多,中原和华南的大片国土便已沦入敌手,仗若再这么打下去,中国的前途何在? 民族的命运何在?

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折磨着这位身陷囹圄的将军。一连许多天,他都寡言少语,闷闷不乐。鱼是不钓了,对体育活动也没了兴致,日复一日,他困守寺中,只望着空旷的殿堂出神。

秋日已尽,西风更烈,树上的黄叶在风中抖缩战栗,发出沙沙的单调的悲声。

他感到极为郁闷。托张治中带给蒋介石的信没有只字片言的答复。多少回夜半睡梦之中,他看见自己全身披挂,率领着东北军在沙场拼死搏杀,所到之处,日军丢盔卸甲,人民振臂欢呼,曾经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东北黑土地上重新漾起了笑语欢声。可是,梦中惊起,环顾四周,所见到的只有沉沉黑暗和无边的孤寂……

这么说,蒋介石是决计不会放我出去了?

屋外飘起了冰凉的冬雨,凤凰山变得朦朦胧胧,浑茫不清。

张学良却要在这时候外出钓鱼。偌大的沅江上,那条米黄色的船像是一片黄叶,孤荡江中,分外凄凉。张学良身披蓑衣,独坐船头,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冷冷的江水。细雨霏霏,头发早已被打湿了,脸上、手上染满了雨渍,可张学良全然不觉,痴了一般,对着茫茫江流,烟岚雨雾。“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唯有湿漉漉的凤凰山,与他相依为伴。

在船上静坐大半天,他没拉一下竹筒,自然也没有钓上一条鱼。雨中归来,他仍是一语不发,独自闷闷地回到房中。夜降临了,窗前燃起了一盏油灯。张学良独坐案前,支着肘,望着摇曳的灯光呆呆地出神。于凤至陪伴着丈夫已不知度过多少这样的时光,此时再也忍不住,颤颤地叫了一声“汉卿”,一只手紧紧地捂在脸上。顺着指缝,溢出了她再也遏止不住的泪水。

日子变得分外惆怅,分外寂寞。为了排遣丈夫心中的愁闷,于凤至强打起精神,拖着羸弱的病体,天天强拉着张学良去看山、观林,游城西北唐代的龙兴寺,用妻子的体贴、温情和无微不至的照料,来驱散弥漫在他心中的暗影。

妻子的一番苦意,丈夫又何尝不解! 这天,两人并肩立于“望江楼”上,望着低垂的铅云下江流浩浩而来,又毫不停息地奔流向东。张学良若有所动,低着声自言自语地说:“人的生命就像这江水,挡不住,拦不住,自有它的归宿。我又何苦自寻烦恼呢?”

“汉卿,”于凤至转过身,搀住张学良的手臂,“你已经为国家、为民族尽了力了。将来抗战胜利,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忘不忘记我倒没关系,”张学良也转过脸看着妻子,“我只是惋惜,我报效国家、上阵杀敌的愿望落空了。我悔在西安的时候没信虎城兄的一句话:‘老蒋做事太狠太毒’!”

“事情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于凤至说,“到时候人民怨的不是你张学良没上阵抗日,而是恨他蒋介石心胸狭窄,心术不正。”

张学良没有吭声,只俯首望着下面的江水。

“这些日子你瘦多了,汉卿,”于凤至关切地抚着丈夫的脸庞,眼里泪光闪闪,“你头发也愁掉了这么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于凤至说话时已带哭腔。

“放心吧,大姐,”张学良将妻子的手拉到自己的手中,“我会振作起来的。我就不信他老蒋能一手遮天遮到底。”

两人沉默一阵,张学良搀着夫人缓缓走下“望江楼”,来到“天桥”上。张学良又停下步,专注地看着于凤至。“大姐,跟着我让你吃苦了。”

听着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于凤至连忙做了个笑脸。“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只要你能振作起来,就比什么都好!”

“这些日子要不是你陪着我、照顾我,说不定我还真垮了呢。”

“还说呢,”于凤至伸手去捂他的口,“当年结婚的时候,你不是对我说,要福祸相伴,荣辱与共嘛!”

“对呀! 一晃都二十多年了,”张学良叹了一声,忽又转脸望着妻子,“大姐,前两天我做梦,得了首诗。因为心情不好,也没念给你听。现在你把眼睛闭上,听我背一背。”

看妻子把眼睛轻轻闭上了,张学良歪着头默想一阵,开始用他浑厚的男中音背诵道: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张学良还未背完,于凤至已经睁开眼,定定地望着他。结婚虽已二十多年,孩子们也都大了,可张学良对她仍是那么恩爱,一往情深。于凤至心里不觉一阵热浪腾起,柔着声叫了一句:“汉卿……”

虽然自由暂时无望,但张学良仍一如既往,热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原来墙上的那张地图因为他常在上面勾勾画画,弄得模糊不清了,刘乙光只好又从城里买了一张,复挂在墙上。只要报纸一来,张学良必先看战争消息,有时在地图前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应副官追随张学良多年,深谙副司令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见张学良这么关心战局,而又苦于无人交谈,应副官便充当起了作战参谋的角色,常常陪着他研究地图,讨论战事,预测战局的未来发展。有时候,为兵力应当怎么部署,两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每次认输的还是应副官。他知道,这种不可能实施的纸上谈兵不会有任何结果,况且他是下属,应以服从为天职。

1938年底,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以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了日本,并在日军占领的南京拼凑了伪政权,甘心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劳。当张学良得知汪精卫叛变的消息,气得破口大骂,说抗战一再失利,就在于政府里充满了汪精卫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小人。“如此下去,抗日何时能够胜利啊!”他忧心忡忡地大喝。

1939年4月,张学良原来的部属鲍文樾禁不住汪精卫的劝诱,跑到南京当了汉奸,并任了汪伪政权的“河南省主席”。当张学良从戴笠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气得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这个鲍文樾,一年前还在为我的自由和东北军的前途奔走,没想到才仅仅一年,就成了个软骨头!”张学良连声长叹。“看来,我是看人看得不透啊! 早知道他会投敌,我一枪崩了他,也算给东北父老除了个逆种!”

骂完叹完,张学良又按照戴笠的意思,提起笔给鲍文樾写了封信,要他认清形势,不要认贼作父,干出危害国家危害民族的事来。写完信,张学良又是一阵痛骂:“他要是再执迷不悟,害国害民,将来我非得亲手崩了他不可!”

就在这个月,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了一条消息:他的旧部、西安事变时攻打蒋介石下榻处—临潼的总指挥刘多荃师长,率领东北子弟在前线与日寇拼死搏杀,战绩辉煌。张学良读罢,兴奋异常,当即便提笔给刘多荃写了封信:

……

听说你们打得甚好,弟虽然隐居山中,听了也十分快慰。

但是又知鲍文樾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了我们的田园,谁来要灭亡我们。“九一八”的火药气味,他已经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盼望兄等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污点,为东北群众争一口气,弟虽林下息影,也少有荣焉!

他对抗日大业的关注、对充当汉奸的部属的痛恨以及切盼复土雪耻之心,跃然纸上。

1939年上半年,从凤凰山发出的信源源不断。他虽不能亲手杀敌,却以笔为枪,鼓励旧部拼死奋战,责骂叛臣逆子,分析抗战局势。由于大片国土沦陷,身在敌占区的一批原东北军政人员彷徨无依,动荡不定。5月份,张学良接到原在西北总部机要组管人事档案的科长陈旭东一封信,告知西安事变后,他已转隶军统,专门负责掌握沦陷区内军政人员的动向。他在信中并列了一份滞留沦陷区内的东北军旧属名单,请求少帅分别给这些人写一封帛书,要他们万不可投敌,告诫那些被迫裹入敌营者要及早脱离贼船。虽然陈旭东当年不过是他手下一个小小科长,但既知此事对抗战有利,张学良也连忙照办,一连数日闭门不出,专心写信,有时直到深夜。于凤至怕他累坏了身体,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连连摇头:“将士们在前方天天流血牺牲,我不过动动笔杆子而已,何累之有!”

当许建业将满满一包信带去县城寄发时,刘乙光开玩笑说道:“看来沅陵的邮电所要成副司令的专用机构了。”

“唯愿如此啊,”张学良庄重地说,“如果这些信能发挥点作用,我也算是为抗战尽力了。”

“多谢您,张老板”

转眼间,1939年的端午节临近了。

日子照样过得平静、寂寞。泛舟钓鱼虽不如过去那么频繁,但仍是张学良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有时在船头坐得久了,他便退到舱中,独自躺上一会儿,或是同船工杨绍泉聊天。从这位年轻小伙子口中,张学良了解到了不少湘西的风俗人情与传说。端午将至,两人自然而然地又说到了这个民族传统节日,说到了投江而死的屈原。

“不怕你笑话,张老板,”杨绍泉说道,“我们这儿的老人都说,屈原不是投汨罗江死的,他投的是沅江。”

“哦?”张学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很感兴趣。

“所以每年端午,我们住在沅江边上的人都要聚一起摆席喝酒,把粽子倒进江里。”

“有什么仪式没有?”张学良问,“比如,有人代表大家讲讲话吗?”

“当然有,”杨绍泉回答,“酒席之前,大家要推举一位老人或者有身份的人讲话,念祭文,给屈原敬酒。然后放鞭炮,到江边倒粽子。”

“那倒挺有意思的,”张学良从没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兴趣更浓了。“杨船工,端午节那天,我去你家过,怎么样?”

“那好啊,”杨绍泉以为张学良开玩笑,没怎么在意。“不过我们那儿太穷了,从没你这样的贵人去过。”

“嗨!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 我这回真要到你家去!”

杨绍泉这才知道张学良是当真了,心中暗暗叫苦:家中破烂不堪,生计艰难,哪里拿得出东西招待这位“张老板”呀?

张学良似看出了他的心思,忙笑着说:“别着急。到时候我会把所有东西备齐,你准备桌椅就行了。另外,再请些你们村上的人来。”

杨绍泉只得应下,当天回去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中老小和村上父老。大家郑重其事地商议半天,决定,不管家里、村里怎样穷困,也要让“张老板”在沅江边过一个高高兴兴的端午。

端午那天,天气出奇的好。天刚放亮,东方便铺展开一片玫瑰色的红云,到早上八九点钟,沅江水面上已是流霞溢金了。杨绍泉所住的杨家淇村,里里外外收拾得异常干净,正前方的那片河滩,也用扫帚清扫过,黄澄澄的沙地上见不到丁点儿树叶木屑。杨绍泉的房屋破旧窄小,难以容客,村里人头两天便帮着他在屋前空地上搭起了一座用青布拉起的凉棚,下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张擦抹得洁净锃亮的八仙桌。以此为中心,四周还摆放有七八张方桌。一大早,杨家淇村稍有身份的老人们便齐聚此处,等候“张老板”的光临。

日上三竿,张学良夫妇、刘乙光、许建业等人由七八个身挎短枪的警卫护着,出现在村头。他们身后,是十来个由宪兵充任的“挑夫”,每人都担着一副担子,里面装满了张学良命厨师备好的酒肉饭菜。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杨绍泉立即迎上,将“张老板”一行带到凉棚下入座。没资格入席的村民、妇女们聚于一旁,议论纷纷;小孩子们更是兴奋,嬉闹追打声不绝于耳。

按当地规矩,端午节是先行祭礼,再食酒肉。杨绍泉代表杨家淇人,请“张老板”主持祭礼。张学良也不推辞,站起身向大家拱拱手,然后说道:

“今天,能到这里来同村中父老们一起过端午节,是我张某人的荣幸。一千多年以前,楚大夫屈原忧国忧民,投江而死。听杨船工说,你们这里的人都说屈原投的是沅江。我入乡随俗,也把沅江当成是屈大夫的归宿之地。我提议,大家先把第一杯酒敬给屈原。”

张学良端起酒杯,庄重地将酒洒到地上。众人均效仿他的样子,洒酒于地。空气中顿时弥漫出一股酒香。

“各位!”张学良放下酒杯,继续说道,“大家都了解屈原是为何而死。如今,日寇进犯,国难当头,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像屈原的样子,为国效力,为国效命……”张学良正讲到兴头上,却感到有人在扯他的衣襟。转睛一看,原来是夫人。张学良明白,于凤至是在提醒他不要讲得太多了。出门之前,她便叮嘱过丈夫,言多必失,刘乙光和手下的警卫都是蒋介石、戴笠的耳目,稍有过头语言,便会为老蒋记上一笔,自由更是无望。张学良轻吁了口气,只得收住话头,朝向杨绍泉等杨家淇人说道:“我今天来,就是要随随你们沅陵的风俗,一同祭祭屈原。下面就按你们这里的规矩办吧。”张学良意犹未尽,但又不得不停下来,回坐到椅上。

尽管张学良的话结尾收得太突然,也没有什么撼动人心的语言,但人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人们按沅陵的传统习俗,捧着粽子来到江边,解开粽叶,一串串抛向江里。这时,身后的鞭炮也响了起来,和着 “砰”“砰”的粽子落水声,祭礼达到了高潮。

祭完屈原便是吃席。张学良吩咐“挑夫”们将担子打开,不一阵,桌上便摆满了丰盛的酒菜,鸡、鸭、鱼、肉样样皆有。杨家淇人何曾见过这样精致、丰美的宴席,一个个赞叹不已,纷纷端起酒杯,向“张老板”道谢。原先围在一旁的十几个孩子闻到肉香,也顾不得礼数和大人的呵斥,走近桌前争吃争喝,院子里吵吵嚷嚷,一派热闹气氛。张学良平日大都是同夫人单独进餐,难得有过热闹。此时,他也被这气氛所感染,端起酒来,和村人连连碰杯,边喝还边对于凤至说:“难得啊,大姐。难得有今天这么个一醉方休的日子。”

端午那天,张学良又结识了几个杨家淇人,此后游山散步,也常转到杨家淇村,看寻常百姓织网浇地,修房锯木。张学良自出生便未尝过“穷”为何滋味,但却对穷苦人充满同情之心。从杨绍泉口中,他了解到凤凰山背后的檀木坡,有户姓麻的人家,耕地微薄,家口众多,衣不蔽体不说,家中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小孩饿得哇哇乱叫。说者无心,听者留意。第二天,张学良便吩咐副官从他和于凤至的衣服中挑一些出来,装进口袋,再带上几个银元,送给姓麻的人家。一家人正愁眉苦脸,饥肠辘辘,却突然有贵人雪中送炭,全家人千恩万谢,忙要给副官下跪。副官当受不起,忙说他只是受主人之命而来。一家老小更是感动。麻家女人热泪长流,哭喊着跪下,说菩萨的大恩大德,她一家终生不忘。副官回到寺里将麻家情形作了禀报,张学良好一阵没吭声。后来才小声对于凤至说:“穷人家这么苦,何时才有个头呢?”

1939年7月,暴雨不断,沅江猛然上涨,山脚下一些人家纷纷遭殃。张学良在山上见到被江水冲毁的房屋、冲跑的耕牛和被冲得四散逃命的村民,心急如焚。也没跟刘乙光商量,他便叫副官去集合警卫,说他要训话。

除值班人员外,二十来名警卫都站到了殿堂内。张学良情绪激动,指着山下对大家说,大水无情,好些百姓都叫水淹了。诸位穿衣吃粮,靠的都是百姓的辛苦。现在百姓有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警卫们大都是穷苦人出身,见百姓被淹也多有同情,听张学良一说,都表示应当立即下山。

“对! 你们赶快下山抢救被淹人家,凡救起一个人,奖大洋五块,由我当场兑现!”张学良说完将手一挥。

警卫们冒着暴雨,一窝蜂冲下山去,跳入江边水中解救困于洪水中的百姓,仅半个时辰,便将束手待淹的人统统抢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百姓们惊魂甫定,纷纷跪下,向山顶连连叩头。一直撑着雨伞在寺墙边注视的张学良这才放下心来,回到房中。

不久,杨绍泉在船上告诉“张老板”,说这一带的百姓都说,凤凰寺住了一个姓张的活菩萨。不是山下守道的警卫阻拦,好些人都要上山来跪拜呢。

张学良闻之一笑,随即又是一脸的严峻:“看来,为百姓做事的人的确是太少了,”他低沉地说,“我不过是尽自己的一点能力而已。杨船工,你帮我转告大家,百姓们有什么难事,只要我张老板力所能及的,一定替大家办。”

杨绍泉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辞,满腹的感激不知从何说起,只热热地道了一声:“多谢您了,张老板。”

令沅陵人十分遗憾的是,“张老板”的凤凰山之旅,很快就结束了。

1939年4月,已经占领武汉的日军开始将战争由长江中游转移到汉水流域。由于武汉失守,长沙已成为华中战场的重要前沿战略据点。9月中旬,新上任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和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便策动犯湘,由赣北、鄂南和湘东向长沙发动进攻。

湖南的局势顿时变得十分紧张。

就在日军积极筹划犯湘之时,戴笠和他的随从副官王鲁翘突然出现在凤凰山上。

张学良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戴笠面了,两人都陡然觉出了某种陌生。张学良发现,军统局长脸上那本来就给人以威严感的络腮胡,大概有好些天没刮过了,看上去使人觉得有些恐怖,他那双从来就不会笑的眼里布满了血丝,显出历经熬煎的疲惫。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戴笠向来被视作蒋介石最忠实的鹰犬。看来,这位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奔波的人实在是太辛苦了,张学良边同戴笠打招呼边这么想。

而在军统局长的眼里,仅仅不到三年的软禁生涯,当年雄姿英发的少帅,这位一声长啸,半个中国便会颤动的“东北虎”,此时已显出了某种老态。原先令人羡叹的满头青丝已明显稀落,而且有了谢顶的迹象。寂寞催人老啊,即便你是钢打铁铸的硬汉子,也禁不住被弃被囚的折磨啊! 戴笠此时忍不住对这位当年的上司生出了怜悯。

尽管如此,两人的谈话却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甚至连寒暄也显得那么简短。戴笠一坐下,便谈起了当前的抗日局势。身为军统局长,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蒋介石眼下的困境。他一方面要同日军苦斗,一方面要击垮汪精卫政权,同时还得提防共产党。现在,半壁河山已经丢失,要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全国老百姓,都将付出巨大代价。

“听说,有人放火烧长沙,毁了不少民房,还烧死了不少人?”张学良问。头两天,他从一名警卫口中偶然得知这个消息。

“是啊,一把火烧得人心惶惶。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责任。”戴笠简要地介绍了长沙大火的情况,最后说:“张文白已经被革职留任,他怕是在湖南也待不久了。”

张学良向壁无言,唯有长叹。

见过张学良的第二天,戴笠亲自找特务队的警卫们分别谈话,连厨师也不例外。他向大家概述了当前局势,然后详细询问了张学良近一个时期来的状况,言行书信,以及与外界接触的情况。每次与人谈话,戴笠的副官王鲁翘都在一旁记录,一天下来,已汇成了厚厚一本。最后,戴笠接过去翻了翻,告诉副官:回去好好整理出来,上报给委座。

军统局长有时也闹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国破人亡的最后关头,蒋介石还是这么密切地注视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

他是军人,执行命令而已。只是,他想把这个命令执行得更准确、更透彻,也就更能博得老头子的满意。

戴笠在凤凰山待了两天。临行时,他对张学良说,现在局势发展很难逆料,恐怕要做好再度搬迁的准备。

张学良早已料到戴笠此行有传达搬迁的意向,两天来见他没提,自己也不便问。临行之际,听他突然提起,反倒令张学良一愣。

“搬迁? 再往哪里搬?”

“这个嘛,我回去请示委座,看局势怎么发展再定。”

频繁的搬迁和对气候、环境艰难的适应早已令张学良感到厌烦。沅陵这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张张口,但终于还是没说出回绝的意思。

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人,哪还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囚笼呢?

戴笠走后,时局一天比一天更紧张。警卫们全都揣测出,他们不会在沅陵久待了,言谈之间,对这个给了他们平静悠闲生活的山乡表示出深深的留恋之意。但是,他们也无一不明白,他们的命运已经同张学良绑在了一起,既然张学良对新的转移无法拒绝,那他们也同样无可选择。

果然,戴笠离去不久,便来了电报:张学良一行准备离开沅陵,向贵州首府贵阳转移。电报甚至还明确规定了转移路线:沅陵―辰溪―芷江―玉屏―黄平―贵阳。

沅陵一年零六个月的流放生活结束了,随之到来的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此时是193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