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抗战与“家法处置”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内阁联席会议，正式决定接受美、英、中三国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航空母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以几千万生命的代价，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消息传到小西湖，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同警卫们一道又笑、又叫、又跳，孩子般地手舞足蹈。唱过、闹过，两人又跑回屋里，搂抱成一团，放声大哭。
“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在这泪雨滂沱的一刻，那些凄恻的往事，那些无边的寂寞，那些颠沛流离的苦楚和夜半惊起的噩梦，都真真切切地浮现在眼前，又被泪雨涤荡而去。残酷的命运已走到了尽头，透过泪眼，自由之光已经历历在目。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张学良声音呜咽，泣不成声。
“汉卿，你的苦吃到尽头了！”赵四小姐用微颤的手抚摸着他花白的两鬓，又用手绢去抹他脸上的泪水。“你是为了抗战才落到这一步，要论功劳，你当为天下第一人！”
“有功无功，我已经毫不在意。抗战能以胜利结束，我心足矣。现在的唯一愿望，只是自由二字。”
“是呀！抗战胜利了，他没有理由再扣住你了，”赵四小姐急切地说，“我觉得，你应该提醒一下委员长。”
张学良有些迟疑：“提醒？怎么提醒？我这里山遥路远，难道通过刘乙光传话？”
“给他写封信？”
张学良踌躇一阵，表示反对：“我同他之间，好多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直接写信要他放我，一来显得唐突，二来又是间接对他表示了指责。不妥，不妥！”
“那么—”赵四小姐沉吟一阵，终于想出了主意：“那么，可以通过给他送礼物的方式，表达你的意思。”
“礼物？什么礼物？”
赵四小姐起身打开皮箱，从中取出了半年前莫德惠赠送的那只瑞士欧米茄钟表公司百年纪念的金表，送到张学良面前。
“就送这个。表意味着时间，他一看自然会明白。”
张学良眼睛一亮，心中不由得赞叹赵一荻的聪颖。“行！就送这个。连同这段时间的读书心得，一块儿交给他。”
怀表托人送走之后，二人便沉浸于自由即将来临的兴奋与期待之中。
正是夏末秋初时节，天高云淡，草木抹上了古铜绿的色调。抬眼望去，远村炊烟袅袅，野山迷蒙空灵，小西湖上，翠鸟飞掠而过，五彩花瓣纷纷洒落。那日日见惯的涟漪，像是婉丽柔曼的乐声，从心上徐徐淌过。
连着好些日子，张学良书不看了，鱼不钓了，甚至连球也不打了，每一天，他都同赵四小姐沿湖畔缓缓漫步，谈论何日能回西安，去看灞桥、临潼，游五间厅、华清池，重回到曾经住过的金家巷公馆，呼吸它亲切温馨的气息。他们甚至谈到了重归东北故土，在大帅府大青楼内那个金碧辉煌、雍容华贵的大厅里，举办一次大型舞会，招待苦别已久的亲朋贵宾……
抗战胜利，给全国上下带来一片喜庆气氛。特务队和宪兵连也比平日多了几分生气。他们与张学良相处已久，对这位宽厚、慷慨的“平阳之虎”素来抱有尊崇之意；现在，连他们也感到，张学良的自由已是指日可待，对他的照料更是周到热情。
一日，兵工厂警卫中队长张亚群来到小西湖，张学良一见便将他叫住。
“张队长，平日里我麻烦了你不少，今天，我要以酒致谢。”说着，将张亚群和两名在他门外执勤的警卫叫到屋里，一同饮酒尽兴。席间，张学良兴致颇高，教三人同他一道，用筷子敲“老虎、杠子、鸡”，行令喝酒。屋内热气腾腾，笑闹声不绝。
能受一位一级上将之邀，同席饮酒，张亚群连想也没想过。趁着酒兴，他一再向张学良表示，希望副司令将来能对他进行关照。两位警卫醉意朦胧，也向张学良献忠，说将来副司令继续带兵，他们愿投其麾下，当位副官或者卫兵。张学良意趣融融，十分豪爽地说：“只要委员长给我机会，将来各位的前途自是不必忧虑。你们关照过我张学良，我自然也绝不会对不起弟兄们！”
不几日，张学良正在湖边钓鱼，却见一帮人吵吵嚷嚷向他走来，卫兵们抵挡不住，急得掏出枪来。张学良一见，大声将众人喝住，问究竟出了什么事，竟然闹到了这里。一人走上前来，急匆匆地说，几天前，兵工厂的工人在桐梓县城里同两家伤兵医院的伤兵发生冲突，在街上大打出手，兵工厂死伤7人，伤兵死伤12人，一家酱油铺全部被砸。由于双方互不相属，又各执一端，桐梓县无法解决，案子又上报到省里和兵工署，久久未得答复。县城里，工人和伤兵们仍时有冲突。
人们无奈，只得来求张将军出面公断。张学良听罢此事，禁不住几声大喝：“这成何体统！现在抗战胜利了，大家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国家才是，怎么能同室操戈，久不解怨呢？这事我要管一管，我就不信有人不服裁决。”
由于张学良下决心要干预此事，刘乙光无法，只得通过桐梓县政府，安排了会商地点，并确定，会商时由县长、两家伤兵医院的院长和兵工厂公证课课长，各代表一方参加调停。
会商那天，张学良坐着美式吉普车，在几辆宪兵、特务卡车的护卫下，来到了桐梓县政府。调停时，张学良居高临下，先让兵工厂代表发言，再让两家医院院长发言，并规定每人只准讲15分钟。各方讲完之后，张学良并不同其他人商量，立即现场裁决：“兵工厂打死打伤7人，两院死伤12人，抚恤、安埋各自负责。打烂南门酱油铺，限期10天，由伤兵医院赔偿40块大洋。”
他停了停，又提高声调说：“兵工厂造武器是为了抗日，这样的兵工厂全国只有几家。如果你们两家医院不服从这个裁决，那我亲自给蒋委员长去信，取消你们的伤兵荣誉！”
在调停之前，各方人员均已得知，主持裁决的是威名赫赫的张副司令，故会未开始，便已感到紧张。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哪里还敢争辩，忙着表示，服从少帅裁决，立即做好善后。一桩闹得满城风雨、兵戎相见的案子，就这么不到一个小时，被张学良处理得妥妥帖帖。出了县政府大门，两位伤兵医院院长禁不住连声感叹：“没想到张学良这个人，如今还是这么威风啊！”
那些时日，是张学良被禁九年来，最觉心情舒爽，最感轻松愉快的日子。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即将由重庆返都南京，国家百废待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战火既息，政党、派系之间的争斗，将逐渐得以消弭，不堪回首的争斗较量，恩恩怨怨，也理应趋化为爽心的玉帛……
日复一日，张学良和赵一荻都在构想着未来和平安宁自由的日子。往昔在这山中是度日如年，现在，分分秒秒都显得分外短暂。太阳刚刚升起，就在倾谈与遐想中坠落了。夜幕降临，两人又倚靠在沙发上，继续潺缓如溪的絮语……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蒋介石并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表示。
日渐加深的不安和忧虑随着寒风渐渐袭来。树上黄叶纷落，天上漂浮着阴惨惨的乌云。张学良终于明白，他自由的愿望已经付诸流水。
朔风之中，张学良临湖而立，看天门河水在湖中愁惨一弯，婉转西去。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次中外瞩目的会议，其成败关系到中国此后战、和的大局，全国民众都对此次会议寄予了极大期望。
通过抗战，中国共产党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实力，其他民主党派亦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除国民党代表外，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人士也参加了会议，就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关系今后中国命运的大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会议自然涉及了政治民主化问题。民盟代表周鲸文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向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和董必武要求，希望曾经同东北军有过“三位一体”关系的中共代表，能在会议上就张学良的自由问题有所主张。
“中共是国内唯一能与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较量的政党，我们希望周先生、董先生能在会上提出张先生的自由问题。”
周恩来经过反复思量，终于向周鲸文表示：共产党做事，决不会对不起朋友。张学良、杨虎城是为国受难，自然应当恢复自由。此事中共代表将在适当时机向大会提出。
果然，在此次大会的各项协议一一达成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应立即恢复张学良、杨虎城的自由。
“张、杨二人的西安之举，其动机乃是为了抗日，而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促进全民抗战早日到来的作用。”周恩来在会议上指出：“就这一点来讲，张、杨二人并非罪人，而是英雄。要是没有张、杨的努力，西安之事不可能得以和平解决，抗战的进程要受到严重影响，今日，我们甚至不能坐到一起，来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再则，两位将军失去自由已达九年，再不还以自由，于国于民都说不过去！”
周恩来的发言，激起会议的极大反响，多数代表都主张立即释放两位将军。民盟代表还拟定了一封要求释放张学良的长信，交给蒋介石。
但是，习惯了独裁专制的蒋介石对会议上的呼声听而不闻。尽管已过了九年，但一想起华清池那天凌晨的枪声，他的背脊就一阵阵发冷。这样扫拂过他的尊严、威胁过他生命的人，他岂肯轻易地还以自由？
但是，各党各派的呼声总又不能置之不理。这毕竟是政治协商会啊！于是，他让邵力子代表他向大会回答：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而“乃如父子的私情”，他“管束”张学良，完全是“出于爱护之心”。
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大事，就这么被蒋介石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
而对杨虎城，他连提也没提。
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就在人们大声疾呼释放张学良之时，蒋介石正在为长期幽禁张学良做着准备。他向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发出指令，要他在兴国县的阳明洞外修建一些房屋，并称是为自己巡行避暑之用。不久，房屋竣工，蒋介石让王陵基陪着，亲自去察看检巡。此时王陵基才从他口中得知，他准备让张学良迁来此地。这一方面是因为此处便于警戒，偏僻难进，更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在阳明洞中，能“专心治学”，像王阳明一般，“不再过问朝廷大事”。
“张汉卿住过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再来住江西兴国的阳明洞，对王阳明的学问体会肯定更深。”蒋介石的话说得软软绵绵，一股儒气，但从他眼里流露出的，则是两道严厉的冷光。
“他恐怕永远不会放张学良了。”王陵基心中不由得暗道一声。
失望后的悲苦
对自由望眼欲穿的张学良终于知道，蒋介石是彻底不会见谅于他了。当年西安、南京连带的一出“戏”，既已被他蒋某人演砸，他索性将它砸到底，宁可负于天下，而不让天下负他老蒋一人。
希望的破灭，又给了张学良重重一击。几乎是一夜之间，赵四小姐惊讶地发现，张学良的白发又添了许多，顶上头发已几乎落光，视力也急剧减退。才四十多岁的人，就已老态毕露，连动作也变得有些迟缓起来。
赵一荻含悲忍泪，陪着张学良散步或闷坐，忍受着有时一日难得一言的苦寂。她渴望用自己全部的温情，来给他以安抚和慰藉。
长期的幽禁生活，使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没有得到合理的调配，张学良的牙齿也过早地出现了脱落。为了保护义齿，需要一种特制的细线绳。它们全都由赵一荻一根根用手捻成，再打上蜡料，以作备用。这天，赵一荻正在房中捻着线绳，坐在一旁的张学良忽然开了口：
“老蒋的心思我算是彻底看透了。自由之事，我今后决不再想，决不再提！”
“汉卿，”赵四小姐停住手，抬眼望着他。“也许委员长忙着还都，一时还顾不上吧？”
“不要再天真了！”张学良愤愤地说，“我过去吃亏就是因为天真。现在又天真了九年，难道我还要这么天真下去？”说完，他仰起头，强忍住涌出的泪水，长嘘一声：“此恨绵绵哪……”
生活重又回到原来的轨道。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日复一日的阴郁惆怅所取代。湖心亭上，张学良默然垂钓，将鱼从水中钓起，又轻轻地放其生还。湖水波光折映而来，映照着他脸上的愁容和日渐加深的皱纹。
警卫们发现，同赵四小姐一同在湖边漫步的张学良，背脊已微有弯驼，加上他滞缓的步态，若从后面一望，已完完全全像个老人。
昔日的大将威风，终究敌不住十年寂寞的放逐啊！
1946年春，原任道真县县长的赵季恒调到桐梓当了县长。
这是个对张学良的西安兵谏心怀钦佩，对他如今的遭遇深感同情的文人。一到桐梓县，他便多方打听张学良的生活景况，并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当面拜访。
赵季恒虽为桐梓的“父母官”，但由于张学良是属军统局独立“管束”，他一个小小的县长哪里沾染得上。但是，刘乙光的一家自迁来桐梓后，一直住在县城，生活上需要县里给予关照，“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刘乙光也不便拂了赵县长的面子，表示愿意为之引见，但要求谈话不得涉及政治。
“不过，”刘乙光对赵季恒说，“这事我还得先征求张先生的意见。前些日子，新任省主席杨森提出要拜会他，可他一口就回绝了，弄得杨主席很是尴尬。你的事，我先去疏通疏通。”
“那就拜托刘队长啦。”赵季恒对这位军统局的少将专员很是感激。
连刘乙光自己都没料到，一提出桐梓县长求见，张学良爽快地表示了同意。
“待在这里闷苦得慌。有人来陪着聊聊天，何乐不为！”张学良对刘乙光说，“你告诉赵县长，他随时来我随时见。”
阳春三月，一辆插着小军旗的吉普车，通过一道道关卡岗哨，径直开进了小西湖。赵季恒坐在刘乙光专用的这辆车上，一面欣赏着山中桃红柳绿的美丽景致，一面想象着待会儿将要见到的张学良究竟会是什么模样。还有赵四小姐，外界传闻她美艳风流，现在久居山中，不知是否还有当年的那份娇媚……
汽车在呈“品”字形的平房前停下，刘乙光陪着赵季恒进到张学良的客厅。
赵一荻早已等候在那里。赵县长先前对她的种种想象，如今全被眼前活生生的人所取代。许是想着要接待客人，赵四小姐今天特意换上了一件绸子旗袍，越发衬得她身材苗条。在她微笑着对赵季恒表示欢迎时，赵县长发觉，这位富于传奇色彩的女子端庄美丽，神态沉静，一双大眼温柔明澈。在她同赵季恒握手的那一瞬，脸上红霞一闪，显出一种圣洁的娇媚。
真正的红粉佳人！难怪张学良当年会不顾沸沸人言，执意要让她贴身相伴。赵季恒心中不胜感叹。
刚要坐下，张学良便从里间走了出来，热情地上前同赵季恒握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过你不是远朋，而是近友，还是父母官呢！”张学良似乎心情很好，一见面便谈笑风生。不过细心的赵季恒仍然发现，即使是在他的笑声中，仍透着不可褪去的忧郁。
宾主摆谈一阵，刘乙光便出了门。赵季恒压低声音，问：“不知张将军是否已真的习惯了这里？”
“表面上看倒是不错，”张学良也用低沉的语调回答道，“大量时间都在读书，无聊的时候就钓鱼，练写字。我喜欢运动，所以有时也打打球。”
“听说将军研修史典，功力已胜过一般的专家……”
“那倒不至于，”张学良忙摆手。“我觉得，读史可以知今。现今的好多事情，历史上都曾经有过。兴衰盛亡，写得明明白白。了解历史，头脑可以变得更清醒些。”
“萌发于今，而得益于史。好多伟人都是如此。张将军暂居小西湖一隅，潜心治学，这是很难得的。”
“是啊，难得有这种机会啊，”张学良斜倚在沙发上，眼睛望向窗外。“只是，每到晚上，听到报更的梆梆声，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赵季恒看着张学良，觉得他的话语和目光中，都流露出难以明喻的悲凉。是啊，将军正值盛年，理应铁马金戈，驰骋疆场，杀寇报国，让他脱下戎装，独居深山，日日与青灯黄卷为伴，对一位得志甚早的将军，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可是，赵季恒怎敢将心中所想言说出来。沉默一阵，他抬首环顾四周，发现墙上有一副张学良自己书写的自嘲的联语：
两字听人呼不肖 一生误我是聪明
字写得清秀飘逸，骨力傲然，十分耐看。
“张将军喜欢黄庭坚的字吧？”赵季恒问。
“赵县长真不愧是文官，一下子就识出了我这字的源处，”张学良从窗外收回目光，望向墙上的这幅字。“早年我临过不少帖，有王羲之的，颜真卿的，黄庭坚的。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黄庭坚，清秀舒朗，傲然卓立，很对我的脾性。”
“将军真是文武双全，”赵季恒由衷地赞佩道，“鄙人也好写字，但功夫比您是差多了。若是张将军能赏脸送我两幅您写的字，我将终生引以为幸。”
“赵县长真是客气，”张学良被恭维得有些不好意思。“实在说，我的字还差得远呢。若赵县长看得起，送你两张当然无妨。只是没有现成的了，过几日我专心写两幅，给您送到县府里去。”
“那小人先向将军致谢了。”赵季恒弓身向张学良作了一揖。
没几天，赵季恒果然收到了张学良手书的条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赵季恒如获至宝，专程托人带到贵阳，请名师用全绫裱好，挂于内室中，朝夕观之。每临此时，他眼前总要浮现出张学良清雅淡泊的神情和深藏于他目光背后的忧郁。这幅字无疑是张学良心志的真实写照。抗战胜利已近一年，蒋介石还没有还他自由的丝毫迹象。他的确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了。
赵季恒也不禁为之暗暗不平。
此后，仍然是通过刘乙光的关系，赵季恒又两次来到小西湖，同张学良论史、谈字、谈诗。后来，张学良即兴所作的两首新体诗传到了他手上：
一、发芽
盼发芽早， 长得茂；/愿根叶 深耕种 /勤锄草， 似火烧/一早起 呀/直到 芽，毕竟发了/太阳晒的
二、抢粪
到处打主意 在人前夸口为的/抢粪 那样菜/偷尿 是我的顶好/活像强盗。 呱呱叫！
赵季恒拿着这两首诗，反复琢磨了许久。
从诗体来说，赵季恒并不欣赏。但是，诗言志，句托意，张学良是要通过这两首诗，表达什么样的心境呢？
“芽，毕竟发了！”赵季恒的目光久久落在这一句上。他觉得，自己仿佛读出了张学良的心思……
自由的三个条件
1946年夏天，时任军统局西南情报站站长的沈醉来到了桐梓。
张学良同沈醉之间，算得是老熟人了。自他迁来贵州之后，戴笠同刘乙光之间的联系几乎都要经过这位少将站长之手。在张学良被“管束”的前几年，戴笠几乎每年都要去看望一两次。后来，战事吃紧，戴笠看望的次数也相应减少，有时一两年也不同张学良见一次面。但联系并未中断。时不时地，戴笠会写上一封信，或买点东西，令沈醉或他手下的其他人送到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二去，沈醉同张学良也熟识起来。沈醉酷好打猎，每次去见张学良都要带些野味和斑鸠，而张学良和赵一荻恰好都喜欢吃斑鸠。逢到秋冬之间，沈醉还邀张学良一同到附近的山林间打猎。由于身被“管束”，张学良十分知趣地不去摸枪。但每次枪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跑到猎物倒下或落下的地方，十分兴奋。若打到斑鸠，他更是高兴，回到住处，便挽起袖子亲自下厨，拉着沈醉和刘乙光品尝他亲手做出的美味。
在“军统”中，沈醉算得是戴笠的心腹和干将，而因了戴笠曾做过张学良下属的缘由，沈醉对张学良也还十分客气。对张学良来说，寂寞中有人不时来深山看望，添些解闷的法子，自然是件乐事，因而对沈醉也有些好感。每次沈醉离开，张学良都坚持把他送上车，待开出好远，才折返回屋。
但这次沈醉来小西湖，却并非奉戴笠之命。一见到张学良，这位西南地区的军统头子便带着哭腔，说：“副座，戴老板遇难了！”
张学良一惊，忙让沈醉坐下，又让赵四小姐倒了杯水，要他细细讲来。
初春时节，南京暴雨连绵，雷电交加，戴笠乘坐的一架专机撞在了江宁板桥镇南畔戴山的半山腰上，机毁人亡。
戴笠之死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有人传言，说蒋介石对戴笠起了疑心，派人搞了暗害；也有人说，戴笠在军统局长任上，结下了不少怨敌，系为他们所害。戴笠手下的心腹们很为老板之死感到悲伤，为追查死因忙乎了好一阵，但最终却遭到蒋介石的制止。随之，军统局宣告解体，另行成立了以郑介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的保密局，军统局的所有善后，由“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负责。
听了这个消息，张学良久久没有吭声。
自从被“管束”之后，张学良的生死举措，完全都控制在秉承蒋介石意旨的戴笠手中。每一次的迁移，每一个住处的选定，每到一地的活动范围，莫不受着这个当年部属的支配。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张学良是这个军统局长的特殊囚徒。
戴笠触山而死，难道是上苍降下的某种报应？
沈醉哭一阵，说一阵，最后渐渐没了声，只望着张学良，想知道他会说出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张学良对戴笠之死，却只字未提。
“情况变化很大啊。”张学良终于说道。
沈醉怔怔地看着他，一时不知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可我还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能够离开？”
沈醉有些吃惊。他虽同张学良来往已久，但从未听他说起过要求归还自由的这类话题。但转念一想，又感到张学良的这番话有些缘由。当年南京军法会审，不是判了他十年徒刑吗？现在，十年已满，就是正式犯人也会摇动牢门，呼喊自由，何况他还受到了委员长的“特赦”！
“八年抗战，我身为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想来很感惭愧，”张学良缓缓说，语气十分沉重。“恐怕我已被人遗忘了啊！”
“哪里，副座不会为人所忘的，”沈醉说。他原来以为张学良会对戴笠之死说点什么，但却未听到只字片言，现在，倒由他来安慰张学良了。但他又毕竟是军统的人，对蒋介石的决定哪敢有半点违拂，所以言语也十分谨慎：“副座是党国要人，部属又多，哪里会为人所忘呢？”
“但愿如此吧。”张学良淡然一笑。
这是沈醉最后一次到桐梓看望，只待了半天，便辞别而去。望着汽车扬起的烟尘，想着戴笠死后军统局的变动，张学良暗想：“也许他永远不会再来桐梓了。”
事实果然如此。
1946年9月末，莫德惠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桐梓。
与前几次来看望张学良不同，他此行并非仅仅出于私谊，而是亲奉了蒋介石之命。自张学良被“管束”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在没有军统局派员监视的情况下与少帅会了面。
以往相见，两人均是说一阵，叹一阵，忧心忡忡。但这次莫德惠却是满面喜气，很令张学良吃惊。
“莫老，莫非您是有什么喜事？”
“当然有喜事，”莫德惠朝他神秘地一笑，“自由在望了！”
“哦！”张学良顿时来了精神，凑过身子，专注地看着莫德惠：“请莫老说来让学良分享分享。”
莫德惠呷了口茶，缓缓说道，由于各界人士一直呼吁还张学良以自由，张学良在军中的一些旧部也一再声言，希望少帅能重返军帐之中。蒋介石迫于无奈，表示愿意让张学良解除“管束”，但要答应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张学良急急地问。
“一是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南京给你发的那封电报；三是自由后必须出洋。”
张学良听罢，脸色渐变，半天，愤然地说：“看来自由是与我无缘了。”
莫德惠紧张地盯着张学良，好半天才问道：“怎么，您是不愿接受？”
“我怎么可能接受？！”张学良站起身，激动地说：“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做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中也没有人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那第二个条件呢？”莫德惠问。
“这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张学良回过身朝向莫德惠说，“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1930年7月间，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就给我来电，说平定内乱是头等职责，要我们必须理解这个国策。八月的‘中村事件’发生后，委座电告我，无论以后日军在东北如何挑衅，我们都不予抵抗。还告诫我，不要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九一八’的第二天，他又给我发来电报，说沈阳日军的行动，只作为地方事件，一定要力避冲突，避免事态扩大，所有的对日交涉，由中央处理。正因为如此，我才下了不抵抗命令，刀枪入库，听任日军为所欲为，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那些电报是历史，表明了蒋委员长、我张学良，还有我们东北军究竟谁对谁错，谁是怎样的为人！交出电报，那段历史就说不清了。再说，电报现在不在我手里，也不在四小姐手里。”
“听人说，电报由夫人或是四小姐存在外国的银行保险柜里了？”
“存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张学良没有正面回答。“关键的是这段历史物证应当留下来。我不能愧对后人。”
“那么第三个条件呢？”
“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的道理！”张学良提高嗓门，愤然地说，“大概他是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莫德惠原先是抱着为张学良送喜讯的心情而来，现在看三个条件均被他断然拒绝，心中颇觉不安。但细细一想，张学良的拒绝，又全然在理。自由诚然可贵，但名节、真理和良心又岂能违背。莫德惠发现，自己对少帅的尊崇之心，从没有像现在这般强烈。
那一晚，莫德惠与张学良沿着小西湖畔缓缓漫步。夜色清朗，秋月皎洁，小西湖有如一面巨大的寒镜，湖边的树木在风中瑟瑟有声。两人并肩而行，可是却无一人言语。该听该说的都说过听过了。争无力，劝无益，唯有无言反而更能表明心意。莫德惠侧眼看看镀一身银光的少帅，陡然升起一种感觉：何夜无月，何处无水，但唯有此时此地的水影月色，能让他真切地听见张学良的心声。
莫德惠在桐梓住了几天，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与张学良依依告别。
堂皇的诱骗
1947年元旦，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准备程序》，同时也公布了“大赦令”。一批东北籍人士，如周鲸文、莫德惠、万福麟等人，在此之前便聚于上海，向南京请愿，认为张学良已被“管束”十年，应准予恢复他的自由。
但是，“大赦令”中却没有张学良的名字。
此时，即使在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中，也很少有人知道，张学良已在去年底，被强行遣送去了台湾。
1945年8月28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半个月，受蒋介石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共产党代表抵达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43天后，一份《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
但是，国共和谈正在进行之际，国民党当局便秘密印发了1933年蒋介石在“围剿”红军时编的《剿匪手本》。“双十协定”墨渍未干，蒋介石便下达了进攻解放区的命令。
内战之火燃遍了刚从日本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中国大地。但是，到1947年6月，国民党军队已被歼112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壮大到190多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众挺身而起，反饥饿，反内战，反暴政。蒋介石政权已岌岌可危。
在与共产党铁血较量之际，蒋介石又想到了一直被他以“家法”所“管束”的那只“东北虎”。
1946年11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见新成立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他阴沉着脸对郑介民说，张学良是同共产党交了朋友的人，他究竟适合住哪里需要认真考虑。
郑介民揣摩着蒋介石的心思，小心翼翼地问：“委座的意思，是不是把他转移出贵州？”
蒋介石没有回答，顾自望着墙上那幅宽大的地图，好一阵，才慢吞吞地说：“共产党的实力同八年前不一样了，东北、淮北、冀鲁豫、晋察冀都闹得很凶，西南表面上很稳，其实麻烦还在后头。张汉卿的住处，宜安排到一个稳定的地方，让共产党鞭长莫及。”
郑介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倏地冒出了“台湾”二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加强了驻岛的兵力警力，同大陆间又隔着宽宽一道海峡，要说稳定，不让共产党同张学良之间有任何接触，台湾是最合适的地方。
“委座，是不是可以考虑把他迁往台湾？”郑介民试探着问。
蒋介石鼻孔里“嗯”了一声，接着说：“这个问题你们再研究一下，也可以同台湾的陈仪主席联系联系，然后再向我报告。”
从蒋介石的态度，郑介民便可以看出，委员长倾向于将张学良押往台湾。于是，他领旨而去，又紧急同台湾的陈仪进行了联系，最后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速将张学良迁往台湾。
1946年10月17日，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局善后工作的张严佛接到保密局长郑介民的电话：“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接着又交代了诸多注意事项。
张严佛接电话后，立即进行了张罗，一面派他手下的总务组长郭斌向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交涉由重庆直飞台湾的巨型专机事宜，一面派警卫组长庞进祥物色张学良到达重庆后的住处。为免生意外，张严佛严令手下：有关张学良来重庆并解送台湾的消息，一定严加封锁，违令者按军法从事。
不几天，已接到郑介民命令的刘乙光专程来到重庆，同张严佛一起，察看准备用做张学良住处的几个地点，最后确定为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这里隐僻幽静，附近没有居民。离此不远，是军统局和美国海军情报局联合组成的“中美合作所”，即秘密情报组织，亦是关押“要犯”之处，驻有较强的兵力，外人不可能涉足此地。
自1936年12月以来，刘乙光便成了“管束”张学良的具体执行人，在限制张学良自由、居住选点、迁移押解等方面，已成了“专家”。确定好到重庆后的住处，他同张严佛又详细研究了汽车转移路线，以及途中行动的种种细节。为免车队经过重庆时为人所注意，两人又确定，车队要避开市区和人口稠密处，在距重庆市30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经小路到沙坪坝，再抵歌乐山。
一切安排妥当后，刘乙光返回到了桐梓。
在重庆期间，刘乙光已同张严佛研究好了诱骗张学良转移的借口。他们想让张学良在毫不觉察的情况下，将他秘密移往台湾岛。
一回到桐梓，刘乙光便奔到张学良的房中，满脸激动地说：“这次我到重庆得到了天大的好消息！”
张学良这时正面壁南窗，研读明史；旁边的一张书桌前，赵四小姐正聚精会神地为张学良整理抄录资料卡片。一听刘乙光的话，两人都抬起头来，定定地望着这位风尘仆仆的“刘秘书”。
刘乙光在椅上坐下，卖关子似的停住口，接过警卫端来的茶边吹边喝，好一阵才放下茶杯，向已显出不耐烦神情的张学良凑过身来。
“委员长给重庆来电报啦！说让副司令和四小姐离开桐梓，先到重庆住上一阵，然后回南京去！”
“回南京？”张学良先是一愣，接着激动地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走动。“这么说，委员长终于想起我张学良了，终于要让我走出深山古寺了！”由于激动，他满脸通红，露出一种似笑似悲的奇怪表情。倏地，他又转身问刘乙光道：“委员长还有什么话？”
“另外就是命令我和张严佛主任做好您的安全转移工作，不得出任何纰漏。我在重庆已经和张主任反复研究，为您找好了住处。等您到了重庆，再请示南京，何时赴京。”
“好，好！”张学良激动得连连搓手。“我已赋闲整整十年，就是按当初军法会审判的刑，也满期了。再不放我，委员长恐怕也不好交代了。你说，让我去南京是不是准备放我了？”
“我想是的，”刘乙光狡黠地一笑。“我和张主任都这么认为。”
“好，好。谢谢你了，刘秘书，谢谢你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刘乙光离开了。张学良回转身，挨近赵四小姐：“小妹，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张学良总算熬出头了！”看到赵一荻脸上并无所动的表情，张学良有些诧异：“怎么啦？小妹？你难道不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
赵一荻淡淡一笑：“老蒋真要放你，我哪能不高兴。我只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主意？”
“你想得太多了，小妹。十年期满，好多人都在为我奔走呼喊，他老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抗战胜利了，他的威望已经到了顶峰，十年前那点扫面子的事再怎么说也被冲淡了。他没有理由不放我，不然，怎么会叫我们去南京？”
赵四小姐答不上来，但心中总有一丝阴云驱散不开。不过，在张学良这么高兴激动之时，她实在不想向他泼冷水，于是，便笑着说：“隐居十年，世上变化大得很嘞。你恐怕还得好好准备准备。”
“小妹放心好了。十年幽闭，我张学良也算是尝尽屈辱了，现在出去，再怎么说也算得是个饱经沧桑之人。南京那些追名逐利的小人，在我眼中，恐怕只能是轻若薄纸了。”
“是啊，”赵四小姐轻声道，“十年尘梦，阅尽人间哀乐，你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张学良了。”
张学良无声地点点头。旋即把手一挥，说道：“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件高兴的事，我们别想那么多了。赶快收拾收拾，去重庆吧。我有将近二十年没去过山城了。”
“好吧，”赵四小姐的声音也显轻快起来，“我看你现在呀，真是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做伴好还乡’的心情。”
“只是不能‘初闻涕泪湿衣裳’了。还有，”张学良用手捋捋头发，“也无青春做伴了。”
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一行离开桐梓，前往重庆。
临行前，张学良本想到县城向县长赵季恒告别，但刘乙光却以安全问题为由，不让张学良将转移之事泄给外界。张学良无奈，望着堆到车上的行李默思一阵，从中取出两卷珍藏多年的书画，又拎下装着两只黑猫的竹笼，叫人连同一大罐赵县长爱吃的泡辣椒送到县府。两只猫相伴已久，突然送人，赵四小姐有些舍不得。张学良拍拍她的手，说：“它们已适应了桐梓的生活，带到南京，恐怕还受不了那里的气氛，我不愿委屈了它们。”随手又拿过一张纸来，给赵季恒写了张便条，说临行匆匆，来不及告别了，留下点东西以作纪念。两只猫是外国种，解绳本领很强，初到一地，务必要拴牢，喂熟后方能捕鼠。
当赵季恒收到这几样东西和便条时，张学良已经离开桐梓，辗转于奔往重庆的千山万壑之中。
歌乐山位于重庆以西约20公里处，这里山峦重叠，佳木葱茏，景致清幽韶秀，呈现着一派天造之美。
初冬时节，歌乐山上白雾若练，树影沉沉。沿着石阶盘桓而上，清新的空气便扑面而来。山上大都是松树，间或也能见到挺拔的白桦、苍劲的铁杉。抬头望去，难见树顶，只从密叶的缝隙里泻下道道稀薄的、灰蒙蒙的光柱。虽已临冬，但路旁的地上，仍是青草萋萋，野花簇簇。虽无“花开红树乱莺啼”的景象，却处处透着大自然的美丽与活力。
给张学良选定的住处是松林坡的戴笠生前寓所。这里背倚歌乐山，地势陡兀嵯峨，僻静幽深。站在松林坡上东眺，嘉陵江宛若玉带，环绕于山峦之中，再逶迤南下，与长江汇合而泻。戴笠的寓所便掩映在半山腰的松林间。它原本是抗战期间重庆作为“陪都”时，戴笠为蒋介石备下的一座行宫，若日机空袭，便让委员长紧急移居此处，而实际上，只有戴笠使用这幢外表显得简素的住宅。戴笠死后，特务们为了表示对这位军统头子的纪念，在门楣处悬了一块木匾，写着“戴公祠”三个大字。
十年间，张学良已习惯了简朴清幽的生活，一进“戴公祠”，反倒对里面浮华奢靡的装饰感到了不习惯。在豪华的吊灯、壁灯映照下，雪白的墙壁竟生生地有些刺眼。张学良知道，戴笠是穷苦出身，少时种田打柴，亦曾落魄街头。但看看屋里华贵的陈设，踩着地上松软的地毯，张学良便感到，戴笠其人亦有官场中通行的暴发户作为。
不过，比之于苏仙岭、凤凰寺、阳明山，包括刚刚辞别的桐梓小西湖，这里的生活条件确实好多了。入夜，月光如水，松涛阵阵。张学良躺在松软舒适的床上，久久难以入睡。他想，如果蒋介石真要放他的话，那么，此番到重庆，是获得自由的第一步，越过这个门槛到了南京，也许会有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场面在等待着他；那以后，便是日思夜盼的自由，是身心挣脱羁绊的欢畅……
张学良沉浸在对未来自由的遐想之中，直到天色将明，才合上了眼睛。
第二天上午，负责照料张学良在歌乐山生活的军统局上校组长侯桢祥，领着刚任保密局副局长的毛人凤和张学良早已熟识的沈醉来到了松林坡。
从资历上来说，毛人凤等人皆是后辈了，所以对张学良显得格外恭敬，一口一个“副座”，“副司令”，丝毫看不出张学良仍是在他们手中羁押的囚人。大家寒暄一阵，又忆说一阵彼此都熟悉的戴笠，便到了吃午饭时间。毛人凤早就有令，张学良在重庆期间要着意款待，不能让他看出丝毫要起解易地久囚的迹象。因此，侯桢祥为这顿饭狠下了一番工夫，专门请了位北方名厨操持，端上桌来的几乎全都是张学良喜欢吃的菜肴。张学良本不胜酒力，但难得逢到这么高兴的时候，席间频频举杯，与毛人凤、沈醉连连痛饮，不一会儿，便满脸通红，滔滔不绝地叙起了当年统率东北军的往事。
此番来渝，刘乙光一家五口也随迁而至。久居山中，他的四个小孩何曾见过这么丰盛的筵席，席间，举着筷子连连出击，还不停地将啃下的骨头抛扔在地。张学良见了，皱皱眉头，又笑着指点几个孩子：“这样不行啊，这不比我们过去住在乡下，土墙土地，骨头一扫就行了。将来，我们住的地方有壁灯台灯，有漂亮华丽的地毯，可不能再随便朝地上吐东西了。”
刘乙光有些尴尬。他的妻子神经有些问题，但清醒时倒也通情理。听张学良这么一说，她连忙对孩子说：“听你张叔叔的话，学文明点，咱们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哩。”可是，几个孩子从没受过正规教育，哪里知道“文明”为何物，眼睛眨巴一阵，照旧大口嚼肉，照旧一口口地往地毯上乱吐。张学良见了，只得无奈地连连摇头。
吃过午饭，几个人又坐下来闲聊。临到毛人凤告辞时，张学良说道：“我现在的心情，谅想各位都能理解。我想问一句，去南京何时能够起程？”
毛人凤故作沉吟地偏偏头，回答说：“还都南京刚刚几个月，政府有好些东西和文件等待空运，飞机一时调不开。张严佛主任已派了专人到航空委员会督办此事，我想，过几天就会有消息的。副司令只管在这里安心休息好了。”
沈醉也在一旁插言道：“飞机的事我们一定尽早联系。副座在重庆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吩咐，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张学良说，“我只希望早日飞到南京，见到委员长。”
为了不让外界得知张学良到达重庆的消息，郑介民早已指示毛人凤转令刘乙光，将张学良的活动范围严格控制在松林坡一带。为免张学良提出到重庆市区游览的要求，刘乙光同张严佛商量，决定用车轮战术将张学良稳在“戴公祠”内，由毛人凤、沈醉、张严佛和重庆绥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轮番前往松林坡“看望”。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重庆分团主任李觉，在1935年张学良任武昌行营主任时，其部队归张学良指挥，其妻何玫又是原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之女，因了这两层关系，张严佛便秘密通知李觉，让他们夫妇常去松林坡陪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李觉已有十几年未见过张学良，一听他到了重庆，不禁大吃一惊，第二天便携妻子前往歌乐山。当年年轻英武的少帅，如今已是头发花白、举止迟缓、略具老态之人；活泼秀丽的赵四小姐也已变得消瘦憔悴，衣着陈旧。李觉一见，顿时心酸，何玫忍不住竟掉下泪来。
能在重庆见到昔日的部属，张学良很是高兴，闲聊一阵，便邀请他们玩湖南纸牌。李觉不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真实态度，以为此番真是要还他自由了，因此陪着张学良兴奋一阵，说了许多慰励的话语。张学良高兴得呵呵直笑，连连说待安定下来，一定请李觉夫妇到家中做客。
看看四周没有旁人，张学良又悄悄附在李觉耳边说：“你以后看见芳波兄（刘多荃）的时候，告诉他要好好地干，将来我们还要在一起，好好地干一下。”重振雄风的志向溢于言表。李觉也为他的这几句话所激动，连连点头：“将来不仅是芳波兄啦，我们大家都要跟随副座好好地干一下！”
这时候，刘乙光进了屋，张学良忙转了话题：“这几年闲居，倒也学了不少手艺，”他带笑说，“我烧菜的手艺快抵得上大饭馆的厨师了，你们到时候再来，我一定亲手给你们做一顿色香味俱佳的饭菜。”
“好啊，”李觉笑道，“当年您在武昌，爱吃武昌鱼。我再来看望副司令的时候，一定提一条又肥又大的武昌鱼来！”
“好，好！”张学良连声道，“我可就等着你的武昌鱼下锅了！”
轻松愉快、满含希望的歌乐山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一个星期后，张严佛匆匆来到松林坡，向张学良报告说，飞机已经交涉妥当，第二天在离重庆60公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
“是飞南京吗？”张学良追问一句。
张严佛略略迟疑，但还是点了点头。
“太好啦！”张学良兴奋地说了声，转头朝向赵一荻：“小妹，我们抓紧时间准备准备，把行李都收拾好，免得耽误了。”接着又上前握住张严佛的手说：“谢谢你，张主任，咱们后会有期。”
看着张学良满心欢喜的模样，想到他在得知事实真相后会是怎样一番心情，张严佛有些难受，忙退出屋来找到刘乙光，传达毛人凤有关做好起飞前安全工作的指示。
“他有察觉去台湾吗？”刘乙光问。
“没有，”张严佛摇摇头，“毛人凤说，晚上他来这里给张汉卿饯行的时候再说。越拖得晚越有利。”
“到时候他可别给气晕倒了，”刘乙光阴阳怪气地说了声，然后悄悄附在张严佛耳边，小声说：“有件事我想托付严佛兄办一办。”
“你说吧，我尽力而为。”
“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应副官是张学良的心腹，又和宪兵们厮混熟了，妨碍看管得很。”
“你想怎么办？”张严佛问。
“我想是不让他跟去台湾。明天动身之前，你能不能找个借口把这个人给留下来？”
张严佛略略沉思，旋即表示：“我让侯桢祥和警卫组长庞进科来办这件事。但我不知老兄是想把他打发走呢还是给扣起来？”
“当然要扣起来，”刘乙光气汹汹地说，“他知道的事太多，放出去会对我们不利。你这里不就有看守所吗？往里面一塞不就完了。”
“好吧，我尽量照你的意思办。”
当晚，毛人凤领着沈醉、张严佛等人来到戴公祠，为张学良“饯行”。
想着第二天便要离开重庆到南京，张学良十分兴奋，一一应承着各位的敬酒。赵一荻见他已是满面通红，忙拉他的衣袖，劝他不要喝得太多，免得误了明天一早起程。
“既是四小姐相劝，大家就不要勉强了吧。”张严佛打着圆场，同时把目光投向毛人凤。
毛人凤顾自端起酒杯，又轻啜了一口，缓缓朝向张学良，说道：“汉卿，委员长方才来电，情况有些变化。”
张学良口中正嚼着菜，一听这话，顿时愣住了：“变化？什么变化？”
“委员长说，不去南京了。”
张学良瞪直了眼睛：“不去南京，去哪里？”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张学良一直端着的酒杯“叭”地摔到了地上，身子木然地跌了下来，喉咙里发出一阵闷响。好半天，他才抬起头，鼓突的眼睛直逼向毛人凤，脸色由白变青，又由青变白，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房里的空气顿时像凝固了一般，没有一个人发出声响。
“啪”的一声，张学良一掌猛击在桌上，众人都吃了一惊。赵四小姐忙伸手拉住他，又取过一条湿毛巾，递到他的手上。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张学良竭力控制住自己，闷声问道：“什么时候走？”
刘乙光见毛人凤使了个眼色，忙站起身来，挺直身子开口：“报告副座……”
“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张学良猛地打断刘乙光道，“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说完便再不做声，像发痴一般瞪大眼睛向着窗外。屋外，风吹树摇，银色的月光被抽打得支离破碎。
歌乐山麓中，张学良度过了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难眠之夜。
1946年11月2日上午，一架大型飞机从重庆白市驿机场腾空而起，径直向东飞去。
座舱中，张学良既不与人交谈，也不从窗口向外张望，只微闭双目，倚靠在椅背上。去台湾的消息确实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他像是还没有从这个打击中反应过来，眼中露出茫然的神情。他实在想象不到，在囚闭了他整整十年之后，蒋介石还会对他耍这么一个花招，将他骗出大陆，押往遥远陌生的一个孤岛。
如果说，他此生中因为轻信，而屡次上了蒋介石的当的话，那么这一次，他再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因为轻信蒋介石而又吃了一回苦头。在老谋深算、轻诺寡信的蒋介石面前，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幼稚了，纵有十个张学良，又怎么斗得过这个用心叵测、翻云覆雨的委员长呢？
想到这里，他无奈地摇摇头，嘴角浮出一丝苦笑。
坐在一旁的赵一荻觉察了张学良的神情，知道他此时正陷于希望破灭的巨大痛楚之中。十年间，张学良几乎失去了一切，临上飞机前，连最忠实的副官也被扣下了。现在，唯一能相伴相随、给他以慰藉的就是赵一荻了。赵四小姐强忍住内心的酸楚，用手轻拍一下张学良，指指窗外，想把他从沉思默想中拉出来。
张学良半支起身，用一种复杂的目光望着这位给他的生命以巨大支撑的女人。半晌才问：“你是怕我睡着了？”
赵一荻摇摇头，又指指窗外，说：“到了海上了。我想让你看看大海。”
张学良转过身，透过机窗向下望去。大海一碧万顷，海天无垠。偶尔有白云掠过，更衬出大海透明的蔚蓝。
“好多年没看过大海了，以后恐怕要天天耳听涛声了。”张学良道。
“住海边空气好，可以游泳，钓鱼，划船，很适合副座住哩。”坐在后边的刘乙光凑上前说道。
张学良斜他一眼，没有言语。这个刘乙光，是蒋介石派来监看我的最忠实的狱吏，难道自己这一生，都将处于这个人的“管束”之下？他这么想着，又回头看了一眼身躯已经显得臃肿的特务队长，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深深的厌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