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望的期盼
张治中走后不久，张严佛完成他的“考察”使命，也回到了南京。临行前，张学良特地设宴为他饯行，并托付他回南京后，如果碰见莫德惠，一定把他近期的情况代为转告。
张严佛在井上一个多月，与张学良朝夕相处，同桌就餐，和他一道爬山、沐浴、狩猎、打球，或同他聚坐于书房中，谈时局，论政治，一起讨论史事或对酒吟诗，倾听他对囚禁的不满和满腹的冤屈，内心对他的遭遇也充满了同情。但他的身份也使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每次同张学良谈完话，他都要回到自己房中，笔录下张学良的所言所述以及他对这位昔日上司的分析。一回到南京，他便把这些谈话内容以及他的“考察”所得，连同张学良亲笔写下的诗，书面报告了郑介民，而后又由郑介民特报了蒋介石。
12月初，刘乙光奉召由台湾到了南京，当面向蒋介石详细报告了11年中张学良的言行举止和心理变化。从总统官邸出来，刘乙光在保密局里见到了回南京一个多月的张严佛，两人自然谈起了井上温泉和张学良。刘乙光略述了他晋见蒋介石的情况，然后小声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
张严佛听后一愣。张治中去见张学良，正是他顶替刘乙光在井上温泉的时候，蒋介石为此光火，自然有他张严佛的责任。同时，这件事情也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意于释放张学良，否则，何言“以后”呢？
张严佛不禁又想起张学良亲赠他的诗句：“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看来，张学良的苦泪实在是难干了。
一个月之后，由于宋美龄的斡旋，张学良托张治中转达的第二项要求终于得以实现：“管束”了张学良11年，官阶由中校晋升为少将的刘乙光，终于被调离了特务队，长期以来使得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寝食难安的、由刘乙光加予的痛苦，终于得以解除。
可是“管束”仍没有丝毫松动。遥远偏僻的新竹山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仍是日日青灯黄卷，苦对夕阳，消度着孤寂的岁月。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被歼灭154万人，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国民党败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集有100多名国民党党政军高级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基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均陷入绝境，他本人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代理。此时的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时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
宣布完他的“引退”决定，蒋介石便起身离开会议厅，准备乘机回到故乡溪口。这时，老态龙钟的监察院长于右任追到门口，口中连呼：“总统！总统！”
蒋介石停下步来，问追上来的于右任：“于院长还有何吩咐？”
于右任有些气喘，说：“为下步同中共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蒋介石本来就阴沉着的脸顿时变得十分难看。他把手往后一撒：“这件事你找德邻（指李宗仁）办去！”说完加快步子沿走廊而去。
年届70的于右任，留着长长一大把胡须，在众人的注视下，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到座位上，仰首朝天一声长叹。
但是代行“总统”职权的李宗仁却没法回避这件大事。为了国共再次和谈，他必须作出姿态，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自然包括张学良和杨虎城。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发布代总统文告，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接下来的几天中，他接连给任参谋总长的顾祝同、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的张群拍去电报，命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又派遣助手程思远作为代理总统的代表专程飞到台湾，找自东北铩羽归来后转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商议释放张学良之事。但李宗仁的举动在专制独裁惯了的蒋介石面前未免过于天真。蒋介石虽然“引退”溪口，但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大权仍被躲在幕后的他牢牢地握在手中，无论是顾祝同、张群还是陈诚，谁人不知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这二位主角深怀一箭之恨，又有谁敢于违拂更改这位“下野”总统的命令？结果，几个人都以张、杨之事一向归保密局负责，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他们无法过问为由，让李宗仁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变成了一纸空文，被蒋介石亲亲热热地称作“德邻兄”的代总统在南京气怒得咬牙切齿，骂声不绝，可是又无可奈何。
当然，李宗仁所气恼的，主要是他作为代总统的权威受到了蔑视，而为之含悲饮恨的，仍然是已被长久关押的两位将军。仅隔数月，蒋介石亲自给毛人凤下令，将杨虎城将军全家屠杀于重庆“中美合作所”内。而此时的张学良，仍夜夜仰望孤星寒月，向遥远的“自由”发出一声声悲绝的叹唤。
孤岛春秋
山峦上浓密的树林像巨大的地毯覆盖着寂寞无声的井上，月光在重重叠叠的树叶上闪烁。“招待所”内的几条小道被两旁披挂的树枝遮掩，只漏下少许斑驳的白点。风吹枝动，生出幽怨般的低响。
张学良独坐窗前，望着天边的夜色。此时的这座日本人遗下的宅院，静似郊野荒丘。月光斜斜地将清白的光色涂抹在屋内的墙壁上，闪射出纯如银白的诱人色调。
已是子夜时分，张学良却毫无睡意，失望、悲怆和着憎恨与厌恶，如决堤的洪水汹涌而至。国民党的政治实在是太险恶、太卑劣了，它充满了欺骗、冷酷与狡诈。张学良仰望夜空，一大片散絮似的云团正慢慢吞噬着浑圆清丽的月亮。在寂如墓地的氛围中，他觉得自己有如一片枯黄的落叶，无能为力地任凭恶雨狂风的驱使。
自从张治中来看望之后，再没有什么人到过这里。台湾的行政长官已换了两届，陈仪之后是魏道明，继而是陈诚，他们好像没有动过来看望他的念头。他被人们抛弃了，而且是如此的彻底。每每想到此，心底便陡然涌出一团悲哀，豆大的泪滴从眼角噗噗坠落。
张治中和张严佛回南京后，他眼巴巴地期待着他的两点要求能得到蒋介石的允诺。果然，南京作出了反应，刘乙光被调走了，长期受刘乙光夫妻欺凌、侮辱的日子终于结束，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为此高兴。他们以为，随之而将来临的会是千呼万唤、朝思暮盼的自由。那些天里，两人书不看了，球也不打了，双双携手并行在井上幽静的山道上，憧憬着获得自由以后的日子。张学良像是突然年轻了许多，脸上荡漾着爽朗的笑意。赵四小姐更是兴奋，连服饰也讲究了许多，有时还摘一朵红灿灿的花儿别在胸襟上，像是随时准备去参加朋友们为她举行的聚会……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连1949年也接近尾声，“自由”仍迟迟没有降临。热烈的期待早已凝固，张学良觉得自己的心像一团正燃烧的火炭溅落进了寒彻透骨的冰窟。沉重的打击使他大彻大悟：自由已不属于他张学良，他再也没有必要对蒋介石的“仁慈”抱任何奢望。
也许正因为这种大彻大悟，使他挣脱了久久萦绕于脑际的种种羁绊，进入了一种一无所求的境界，这使他渐渐去学会忘却任何期盼，任何哀怨与痛苦，忘却十几年来无休止苦恼着他的种种纷扰，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案上那一堆堆发黄的线装书中，与古人先贤对话神交，去体味那些遥远时代的兴衰荣辱、喜怒哀乐……
1949年下半年，张学良辗转接到了他的旧友—原北京大学教授萧承恩从东京寄来的一本书稿《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这是一本报告文学，内容是萧承恩参加抗日期间所参与的对日情报工作的一些秘事，和他的一些朋友在江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的经历。萧承恩在描写对日斗争的同时，也把他在抗战期间所见所闻的后方政治腐败、社会糜烂的种种现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因萧承恩同张学良是朋友关系，同时更因为张学良是蜚声海内外力主抗日的爱国将领，萧承恩希望张学良能审阅此稿，并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
由于书的内容是抗日的，其中的故事又都是萧承恩的亲见亲历，张学良很希望它能出版。他把自己阅稿的意见汇到一起，给萧承恩写了封信，表示此信便可作为“序”。
得到张学良的序言，萧承恩自然十分高兴，立即放到书中。考虑到张学良仍在囚禁之中，不可过于张扬，萧承恩将张学良三个字代以“×××”隐蔽起来。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使如此，国民党当局仍然发现了此事。东京的《每日新闻》刚开始连载这部作品，国民党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通过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进行强制干预，令《每日新闻》停止刊载，已经出版的英文和中文版也分别受到了查封和查禁。
张学良写这篇序言显然被视作“越轨”之举。一个还在“管束”中的人怎么能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张学良”三个字在书中虽被代之以“×××”，但若被传播开去，对蒋介石的脸面权威不啻又是一次挑战和蔑视。
这件事给张学良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外界寄给他的物品再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到达他的手中了，而他往外寄的所有书信，都要受到格外严格的审查。
囚禁之笼，被限制得更小、更死了。
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的统治全面崩溃，尽管蒋介石孤注一掷，对最后的战役亲自部署，亲自督战，也终于未能挽回颓势。1949年11月13日，代总统李宗仁逃离重庆，赴美国就医，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迎着寒风落叶，以无限凄楚的目光，最后望了一眼成都凤凰山机场上空漫卷的乌云，登上飞机逃向了台湾。
国民党在大陆22年的统治就此彻底结束。
从统治大陆到蛰居于一隅小岛，国民党内部充满颓丧与埋怨气氛。李宗仁指责蒋介石下野后继续揽权，干扰他的政治、军事部署，失败完全是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和汤恩伯、胡宗南等将领的无能；蒋介石则将失败归咎于国民党的“组织瓦解、纲纪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一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政府则认为，国民党的崩溃“归因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以及使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
在垂头丧气、吵吵嚷嚷的国民党政客中，有人突然提出了一种怪论，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应当归咎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咬牙切齿地说：如果1936年底蒋委员长以数十倍于共产党军队的几十万大军，三面合围西北共产党的计划能够实现，那么红军早就被赶到了长城以北的沙漠地区，因无法生存而不复存在了，现在又何言失败，何言被赶出大陆？！是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兵谏”，完全破坏了“剿匪”大业，使中国的局势从此被改变，恰如蒋夫人所言“‘西安事变’是一切之分野”。
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张学良、杨虎城，这种论调赢得了国民党中不少人的附和，后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张其昀竟然把这种论调写进了他所主编的国民党《党史概要》中。幽居于新竹山中的张学良哪里知道，他所发动的“兵谏”，在十几年后居然还要承负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的“罪责”。虽然这种论调连蒋介石都觉得“不足以为据”，但张学良毕竟已成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因失败而揪住的替罪羊，他获得自由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之初，台湾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内外交困，危机重重，风雨飘摇。政治上，大溃败后人心动荡，惶恐不安，弥漫着失败主义情绪，有钱人纷纷避居海外和港澳。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牵制，“事权难以统一”；经济上处于严重的衰退状态；军事上残兵败将60万人，成分复杂，士气低落。
为了“挽救危局”，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基地”，蒋介石开始着手对国民党的党、政、军进行“改造”，以实现他立足台湾“反攻大陆”的政治意图。
这种“改造”自然也涉及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退台之后，原来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保密局”已失去作用，蒋介石发布命令将其统统撤销。在高雄召开的国民党各特务机构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上，蒋介石宣布，建立包括其子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所有的情报工作。稍后，这个委员会又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大权由蒋经国操纵，“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
原来由保密局“管束”的张学良自然也移到了蒋经国手下。
蒋经国和张学良在经历和背景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两人都有一位权高位重的父亲，都曾接触过西方教育，对彼此的为人都有欣赏之处，而且，西安事变的结果是促成蒋经国由苏联回国的主要因素。
所以，当有关“管束”张学良的厚厚一摞档案摆放到他的桌上之后，他便决定对“管束”工作进行调整：日常的看守交由“警备司令部”负责，张学良的动态由他亲自过问；为便于“管束”，速将张学良迁出偏远的井上温泉。
这位时年40岁、大权在握的蒋介石的大公子，曾经也对其父迟迟不还张学良自由一事感到纳闷。但渐渐地，他也谙悉了父亲的心思：蒋介石所不齿的人物，是那些“被俘归来之人”。他常以“被俘殉节”教导军人，并厉行“永不录用被俘归来之人”的原则。而“西安兵谏”，他自己竟为张学良所“劫持”，在方式上无异于被俘，这种心理创伤，何能平复？再则，抗战时之所以不放张学良，是蒋介石深恐他重拥20万东北军，妨碍国民党军权的统一；抗战之后仍将他羁押，是担心这位曾同中国共产党有“三位一体”关系的人物，再被共产党所利用，影响他蒋某的权势；退居台湾后仍不放他，是唯恐他一出山，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或为对蒋介石有微词的人所用，干扰国民党的“改造”，扰乱“强人政治”。但是，张学良毕竟不同于杨虎城，他是挽救中原大战、对蒋介石统一中国有功之人，亦是使蒋介石声望达到巅峰而能成功进行了抗战之人。再加上张学良同蒋、宋两家私交甚笃，故而蒋介石对之从未起过杀心，只用给他生活以充分保障的“管束”，将他无限期地摈绝于自由之外。
蒋经国想起父亲所说过的一句话：他同张学良的关系有如父子，不能以国法公义而论。
蒋经国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奇特的念头：他要同这位曾经囚禁过父亲、后来又被父亲所囚禁的将军，尝试着做个朋友。
从井上温泉迁出之后，张学良和赵一荻在高雄、基隆短暂住了一个时期，接着又再次迁移。
蒋经国为张学良新选的居处，是台北北郊的阳明山。
阳明山位于台北七星山以南，纱帽山东北，站在绿蓁蓁的山上，可以望见清清的磺溪水逶迤西去。在日本统治时代，阳明山叫草山，台湾光复后改为阳明山，其意是纪念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张学良真没有想到过，他的生活会和三四百年前的这位大儒有这么摆不脱的联系：在贵州修文县时，他所住的是阳明祠，旁边是阳明洞；“二二八事件”时，保密局想将他转移去的地方，是江西兴国县阳明洞；现在，他要去的地方，仍然冠以这位先哲的名字。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张学良想。谁让自己迷上了明史，迷上了王阳明的学问呢？仔细想想，王阳明确实也给了他不少影响，自己不就曾想效仿这位大儒，设斋教授弟子吗？
正式搬出井上温泉之前，张学良来了一趟阳明山，见这里青山翠谷，原野开朗，温泉棋布，风景秀丽。再看看山上，到处是樱花、杜鹃、桃树、杏树，虽然是冬天，但这里气候温和，游人如织。在这座没有围栏的公园里，修有中山楼、阳明山庄，有阳明湖、小隐潭、阳明瀑、快雪亭、永河台等等幽美的去处，自然风景与人工修饰交相辉映，颇能引起人的遐思。
张学良一到阳明山，便喜欢上了这儿，觉得此处的青山绿水，楼阁亭台，将会成为他修身养性、研读学问的又一个上好居处。但是，他所选择的地方，既不是山庄，亦不是小楼，而是半山腰阳明山公墓上的几间旧平房。
接任刘乙光的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长十分惊讶，问道：“这儿好房子那么多，副司令怎么会看上这么个阴森森的地方？”
张学良笑笑说：“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热闹的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个人，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就住在一座公墓里。我很喜欢他做的一副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跑不了‘死’这一关， 我住在公墓上又有何妨？”
“这，这……”保安处长被张学良一席话噎得道不出言语来。
“我再给你说几条我选这儿的理由，”张学良看着保安处长吃惊的模样，有些好笑，接着说，“公墓里埋的一些人我认识，有的还是我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儿，我住这儿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第二，公墓边上没有汽车，我走路碰不着。再者，有朋友来看望我，只要告诉司机我住在阳明山公墓上面，很容易就找到了，省得别人麻烦。”
“副司令这么讲，倒是有您的道理，”保安处长说，“可是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得报告上面。”
“嗨，搬搬家，不过是换一个地方而已，何必那么讲究。”张学良有些不以为然。
搬家计划报告给了已升任国民党军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他自然未予批准，而是另选了靠近阳明山庄的一幢别墅给张学良。
其时，阳明山脚下的士林镇，已被蒋介石和宋美龄确定为日后定居的官邸。蒋经国既有意与张学良结交，怎肯会让他的这位“朋友”择墓而居，而让蒋氏一家受天下的责谤呢？
蒋介石的召见
蝉声消歇，冷月斜窥窗棂。张学良搬来阳明山，已近五年了。
阳明山的秋日，没有春的勃发绚烂，不似夏的葱郁炽热，但也没有冬日的那般沉寂。推窗远望，呈现在张学良眼前的是一种可感可触的特殊气氛与神韵，淡泊而悠远，苍郁而沉雄，清冷中别有一番幽深的情致。读史做诗之余，张学良由赵四小姐陪同，携手游行于山间幽径，看清风远树，红叶黄花，感平芜播露，衰草寒烟，领悟着一种人生的旷达和宁静。可是暮色降临，两人在房中相对而坐，听窗外飒飒风声，沙沙叶语，凉凉的夜色透窗而入，撩人愁思，引起一阵阵韶华似水、身世飘零的欷歔。早年的壮志风流，豪迈情怀涌上心来，在萧索悲凉的氛围中，变得格外遥远，包围着心灵的，却只有一种挥之难去的凄清的落寞。
两人常常发现，在秋夜的久久对坐之后，彼此眼中都闪烁着黯淡的清光。
这天上午，张学良读一阵明史，又拿起一本线装诗词，翻几页，目光定定地凝在了书上，久久没有言语。赵四小姐见张学良神色有些异样，也凑过身去，看翻开的那阕词：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词赵一荻早就读过，可是此时读来，却别是一番滋味上心头。再看看张学良，他的目光仍落在书上，痴了一般。
“汉卿，你不要过于……忧虑了。”
张学良抬起头来，望着窗外的衰草秋叶。“小妹，我们的心情，古人早就道尽了，叫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是呀，”赵一荻点点头。“以前读这种诗词，总是一目十行，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不过，我倒是觉得，我们的情形与这首诗有些不同。”
“有什么不同？”
“写这首诗的人，肯定是一生潦倒，流落他乡异地，对未来也毫无希望。而你，有过你的辉煌，你的壮烈，现在虽然有挫折，但今后未必就没有出头之日。”
“今后？今后是什么时候？”张学良有些激愤。“抗战等过了，10年等过了，现在已经是第18年了，连我们的闾琳都是个20岁的小伙子了，可是我呢？”他吁出一口长气，一只手按在那页诗上。“春去秋来，都不知今夕何年了！”
“汉卿，这么多年你都熬过来了，再等等，也许会有出头的一天。”
“出头？”张学良摇摇头。“难道他老蒋还会还我20万东北子弟？还能在这台湾孤岛上授我一方权柄？老蒋的心思，这18年来我算是揣摸透了。既然连自由他都不肯还我，难道还能让我出头？古时有将牢底坐穿之说，看来我是要蹈前人的覆辙了。”
“汉卿！”赵四小姐伸出手来，用力握住张学良按在诗页上的手。
两人正无语之时，保安处的一名警卫敲门走进。
“报告副司令，刚刚接到通知，有急事要你马上下山。”
“下山？去哪里？”
“通知里没说，也不让问。只说有专车来接副司令。”刚说完，警卫又补了一句：“只接副司令一人。”
张学良看一眼赵一荻，刚想说什么，却被赵一荻用手势止住了。“汉卿，你去吧。这么急来接你，肯定是件紧要事，说不定一会有好消息。”
“好消息？”张学良自语一声，徐徐走到外间，取下衣帽架上的帽子，又转身对赵四小姐道：“都18年了，还会有什么好消息？”
汽车沿山道蜿蜒而下。
道路两旁，是阔叶伸展的法国梧桐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万年青，间或可以看见掩映在不远处树丛中的一幢幢白色或黄色的别墅。自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许多达官贵人都在阳明山修建了府邸。对一般老百姓来说，眼前的这条灰白色的沥青山路基本是禁区，汽车开了十几分钟，路上难见一个行人，只是树丛背后，时不时有人影晃动。显而易见，那是些守卫在这些别墅前的便衣警卫。
再往前走，别墅消失了，而游动于树丛背后的人影却多了起来，路旁的万年青也为一团团花草园圃所取代。前面，出现了一座显得简朴典雅的小楼。
莫非，是要见老头子？张学良早就听说，蒋介石的官邸，就在阳明山下，被人称作“梅庄官邸”。
张学良心头顿时一阵潮涌，一股血直冲脑际。
汽车在灰黑色的小楼前停下，他被引进一间摆着中式古典家具的宽大客厅，未及坐下，便有一名男侍端来茶水放到面前，另一名穿得规规矩矩、显然是副官模样的人转过屋角，走向后面房间通报去了。客厅里只有张学良一人，静得出奇。
张学良端坐在椅上，脑子里仍在剧烈翻腾：难道真是蒋介石要召见？
屋侧的拐角处传来手杖拄地的“笃、笃”声，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出现在客厅。张学良忙站起身来，望着那个曾经是无比熟悉、瘦削挺直的身影，心头排浪涌动，眼角竟有些潮润。“西安兵谏”的那些日子里，两人在古城天天见面，而自送蒋回南京的途中，两人在洛阳分手，其间已有18年再未晤面！
张学良挺直身子，像当年他在蒋介石面前一样，以一副军人的姿态两腿紧靠，叫了一声：“委员长，总统！”
蒋介石微微颔首，嘴角动了动，似笑而未笑，伸出手来同张学良一握，接着便用他浓重的奉化口音招呼道：“坐，汉卿，你坐。”
张学良待蒋介石在他旁边的椅上坐定之后，这才坐下来，注视着蒋介石。在他眼里，这位以“家法”“管束”了他18年的人，也显得老多了，瘦多了，额上满是细密的皱纹。真是岁月不饶人哪，张学良心中不禁感叹，纵便是尊神，也熬不过时光的摧磨啊！
而在蒋介石眼里，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张少帅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张汉卿头顶光秃、微显虚胖，那双虎虎生威的眼睛变得小了，细长了，一张一合间引出了无数道皱纹。尽管张学良是坐在椅上，但蒋介石还是看出，他的背已微微有些驼了。
蒋介石手扶一根紫檀木拐杖，一直细细地注视着张学良。他摇摇头，以一种悲悯的语调说道：“汉卿，你是老多了！”
一句话，将无限往事勾上张学良心头。他望望蒋介石，又望望窗外，血冲脑门，心海滚腾，千言万语，似要决堤而泻，却又阻在了喉咙。最后，只低沉地应道：“都18年了，我该老了。”
蒋介石笑笑，很平静地说：“汉卿，你还不到说老的时候嘛！这些年，你读书写字，有时候还作诗，进步很大啊。”
“总统过奖了，”张学良喉头干涩，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接着说：“这些年辗转太多，老是在油灯下看书，我的右眼已经不行了，平时看东西模模糊糊，心情上也受了很大影响。”
“眼睛不好可以治嘛，意志上可不能消沉，”蒋介石说着，将拐杖往地上戳了一戳。“好多年前，我就对你说过，要好好读书，这个话，现在也仍然适用。”
张学良嘴唇动了动，但却没有说出话来。
“汉卿，对你我是了解的。”蒋介石用着语重心长的口气：“再忍耐些，国家会有需要你的时候。”
张学良摇着头，长吁口气，说：“总统，我的确是老了。”脸上现出一丝惨淡的笑。
蒋介石扬起手止住张学良：“才五十几岁嘛，何言喟老？这个我清楚。”他端起茶来，呷了一口，又缓缓说道：“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聊聊。18年了嘛，我们该见见面。再计较过去那些事情，没意义了，没意义了。”
张学良点点头，有些感动的样子，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蒋介石。
“第二层意思嘛，是我想请你写点东西。”
“请总统明示。”
蒋介石干咳了一声，接着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认真地检讨。这其中嘛，苏俄共产势力也有相当的渗透，是中共的靠山。我打算写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研究共产势力给我们的教训。我的意思，你搞的那个‘西安兵谏’在历史上终究是一件大事，党国方面当年的应变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中共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是举事的人，知道的应该不少，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话不好说？安闲无事的时候写出来，作为史料保存，对后人研究历史会有教益。”
“总统指示，学良理当坚决执行，”张学良立即答道，“只是西安事变的事情，多少年来我从无心提及，想把那段记忆带进棺材里算了。既然总统要我写，我一定从命。不过，既是历史，我只能从实记述了。”
“那当然，”蒋介石点头，但脸上却掠过一丝苦笑。“历史嘛，当然要讲究‘真实’二字，这个你倒不必多虑。”
“那虎城呢？可以提及虎城吗？”张学良问，情绪略显激动。“我这些年所以不去想西安的事，有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对不起虎城。他是受了我的牵累，一家人才落得如此下场。”
蒋介石不知张学良已了解杨虎城一家被杀之事，脸上有些变色，提起拐杖在空中一挥。“杨虎城的情况和你不同，我从不把你们相同看待。你要提，也就是一笔带过！”
见蒋介石面有愠色，张学良不便再往下说，只简单回了一句：“我明白了，总统。”
大概是觉得刚才有些失态，蒋介石又干咳两声，脸色由阴转晴，用关切的语气说：“你眼睛不好，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写东西嘛，可以由你口述，让赵一荻小姐记下来，再整理整理。听说她很能干嘛。”
张学良点点头，接着又感慨地说：“这些年也多亏了她，不然，很难说我的日子是个什么样子。”
两人心照不宣地又闲聊了几句，蒋介石便站起身来，显出送客的架势。“汉卿哪，凡事看开一些。国家不会忘记你的，我也不会忘了你的。”
“谢谢总统的美意，”张学良也跟着站起来：“不过，廉颇老矣……”
张学良喉头哽塞，竟再也说不出话来。
《西安事变忏悔录》
从蒋介石的“梅庄官邸”归来，一连数日，张学良都处于极度的兴奋中。
西安事变距这个红枫满地的时节，已经整整18年，但它留给历史的巨大惊叹却久久没有平复。由于杨虎城被杀，张学良被关，当年在华清池枪逼“太上皇”的东北军已经不复存在，知情者们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流落他乡，事变的种种内幕，被岁月的迷雾遮掩得扑朔迷离，引起人们几多揣测，几多感叹，连主管国民党党史的秦孝仪也一再称，“兵谏”之事的内情尚需多方考证。现在，蒋介石终于要来清理其间的纠葛恩怨了，一个句号仿佛就要缀给现代史上这个惊天动地的事变，而因之被羁押了18年的东北军主帅张学良，似乎也会因这个句号的到来而彻底解脱，重获期盼了六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自由。
可是，西安事变虽只短短13天，但促成其发动的因素却是积月经年。皇姑屯的杀父之仇，“九一八”的夺土之恨，与红军作战的惨败，共产党诚心抗日的呼唤，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一再失望……此时都涌上心头，叫他一时不知从何下笔。
稿纸铺在桌上几天了，但却没有落下一个字。他斜倚在一把旧藤椅上，呆呆地独坐，从上午到下午，又从下午到黄昏。
阳光已渐渐收去，从开启的斜窗，湿漉漉的夜气悄悄浸淫开来，弥漫在散发着书卷气味的书房里。有几本线装书翻卷在桌上，书页在微微的晚风中轻轻地掀动。幽黑幽黑的写字台匍匐在黄昏的暗影中，就像是古墓前纹丝不动的石头巨兽。桌上，是跟随他多年，已在数度搬迁中碰撞得缺损的砚台和几支暗紫色的笔。四壁站立的书柜被黑暗渐渐吞噬，显出一种莫测的森然。
他沉浸在不知所以的思维里，不敢去开灯，唯恐光亮扰乱了他好不容易集合拢来的回想。桌上的茶，赵四小姐换过好几次水了，他连一口也没喝，任其由热变凉。
18年来，他从不谈“西安兵谏”的事，甚至连想也不让自己去想。现在，思想的焦点却突然对准了它，竟叫他一时难以接受它迎面而来的排浪似的冲击。那些已渐遥远，逐渐变得陌生的往事现在又明晰起来，一桩一件历历在目，兵谏当晚的激烈枪声有如炸雷般，在他耳边爆响起来……
循着那阵枪声，张学良的思绪渐渐飘向久远，回到了他初懂世事的少年时代。他提起笔来，在纸上一阵疾书：
良年方11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末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
写完一段，张学良掷笔案上，唤过赵四小姐，问：“你看看，觉得怎么样？”
赵一荻仔细读过，扑哧一笑，说：“这哪里是在写兵谏，倒像是你写自传呢。”
“对了，就应当是自传，”张学良说着站起身。“你想想，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却从未细细地回忆过自己，而后来的许多事情，都与我早年的所想所历有所关联，仔细理理，也让人看出个所以然。老蒋既然叫我写史，供后人研究，总不能掐头去尾地只写兵谏，而不言及它的来历呀！”
“这话倒是，”赵四小姐又俯下头，将纸上的叙述再读一遍。
“这样写下去可以道出许多原委，让人看出兵谏不是出于偶然。这与事实倒是相合了，可不知总统看了是否会满意？”
“自古以来写史的人有两种，”张学良很严肃地说，“一种是秉承帝王意志，无论是非曲直，指鹿为马，以博君主欢欣；另一种呢，就是像杨刚那种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纵使砍头也要维护历史的真实。我当然要做杨刚，否则十年、百年之后人们来看西安兵谏，岂不要掉入一个大泥潭。”
“我说汉卿啊汉卿，你这个刚直的脾性看来是没法改了。”赵四小姐似嗔似怨地看着他，又转过身拿过一件刚织好的毛衣披到他肩上。
“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么！”张学良说着发出一阵大笑。
由于眼睛不好，对往事的回忆又十分纷杂繁乱，张学良的记叙十分缓慢。后来，他干脆将赵四小姐叫到身旁，两人共同聊一阵，忆一阵，由他口述，赵四小姐代为记录。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痛恨日本之对华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
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张学良一边口述，一边时不时站起身来，在屋里缓缓踱步。一支烟被他点燃了又掐灭，掐灭了又点燃，透过淡蓝色的烟雾，赵四小姐惊然发现，张学良此刻已是泪流满面。她起身拿过一条毛巾递给他，轻声道：“汉卿，今日不写了吧？”
“不，要写！”张学良很坚决地回答。“我心里现在积的东西太多，不写就像河川堵塞，唯有一泻才能稍感轻松。”
他让赵四小姐把已写下的内容念了一遍，说：“接下来该写兵谏的原因了。总统召见我，也就是要这一段的材料，而且是要跟共产党有关的，因为他要写的书叫《苏俄在中国》。过去，也早有人对我提起过，说兵谏是受共产党挑唆的结果。我一听就觉得好笑。西安的事完全是我同虎城做的主，事前共产党哪里知道？不过，要说影响，倒还是有的，因为有‘三位一体’嘛。这点上，我也只有让总统失望了。”
“既是这样，下面的话恐怕得好好斟酌才是。”赵四小姐说。
张学良在赵一荻对面坐下，拿起一支烟来，并不点燃，而是来来回回地在手中转动。他沉思一阵，又同赵一荻反复斟酌一阵，这才开始口述：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110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109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止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不能现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赵四小姐将以上口述记完，放下笔问：“那对你约请周恩来先生来到西安，该怎么写才好？你引周先生见过蒋总统，对这一点，恐怕还是应当写写，以免后人对这一段产生误解。”
“小妹说的是，”张学良赞许地点头。“西安的事多亏有周先生，不然虎城和少壮派那里，不知要生出多少意外。这一点，总统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但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不会说活着离开西安，有周恩来一功。若我再不说，那以后可就辩不清了。”
“可你怎么说？这一点要是明写出来，老蒋不气死才怪呢。”
“隐秘之事，哪能白纸黑字的明说！”张学良笑道，“这一点我已想好了，你记下来，看怎么样。”
谋变事前，并未同共产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看赵四小姐记完，张学良问：“怎么样？’
“妙！”赵一荻点头说，“我看这段把最关键的三个问题都说明了。”
“哪三个问题？”
“一是兵谏前未曾同共产党商量；二是为何要请周恩来；三是周先生到西安后的作用。话不多，而且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
“真不愧是我的私人秘书啊，小妹！”张学良欣喜地说。
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自述写成之后，又搁置多时，反复修改，反复斟酌，最后定下稿来，托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老朋友张群转呈了蒋介石。
不久，张群来阳明山告诉张学良，“总统”阅过《自述》后很是叹服他的文笔，说张汉卿这18年没有白过，读了不少书，连字也写漂亮了。蒋介石还托张群转告张学良，说闲来无事还可多写点北洋旧事，以作为历史资料留存。
张学良听张群转述过蒋介石的话后，只虚应付了几句，便没再说什么。他心里明白，他这份《自述》尽管是历史的真实，但却无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待张群一走，张学良便悄悄对赵四小姐道：“我不相信老蒋看完后只说了这么些话。说不定，我们为它还得多吃点苦头呢。”
事实果如张学良所料，蒋介石在看过《自述》后很不以为然，特别是看张学良坚持说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共产党无涉，他原本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进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的观点，不得不放弃。蒋介石感到失望，也感到恼怒，扬着《自述》手稿气咻咻地对蒋经国道：“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
张学良原本盼望的在他写完《自述》后可能获释的希望，再次破灭了。
可是，他却留下了西安事变起因的历史真实，这一点，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由蒋介石亲自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出版后，蒋介石下令将张学良的《自述》复制二三十份，分送给国民党的最高层人士参阅，其机密程度，连负责国民党史的主任委员秦孝仪也未看到。蒋介石又召来蒋经国，将《自述》的手稿交给这个时任国民党军总政战部主任、并负责张学良“管束”工作的儿子，说：“该文倒是写得很真实，可以相机作为军中的政治教材。”
不久，国民党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蒋经国便将张学良的《自述》作为“极机密”文件在会上传阅，并传达了蒋介石打算将其作为军中政治教材的“口谕”。会议完毕，这份文件即被收回，交给了“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王升又将之转给了主管宣传的政战二处一个姓肖的处长，嘱其在《自述》上做些文章，使之能为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教育”服务。
一场风波也由之而起。
那位肖处长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因为没能体会到蒋介石“相机运用”的真正含义，将《自述》放在保险柜里锁了一阵，又取出来交给了由“总政战部”主办的对外发行刊物《希望》杂志。对蒋介石“相机运用”的指示杂志社哪里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是把发表《自述》当做是“运用”的最佳途径。经过一番“加工润色”，又将题目改为《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于是，这份国民党军最高级会议的 “极机密”件被送进了印刷厂，开始排版印刷。
当印刷厂的印刷机尚未开始转动之时，台湾《民族晚报》的一位副总编辑通过私人渠道，拿到了即将由《希望》杂志登载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全文，如获至宝，立即返回报社，捷足先登，在报上全文刊出。大约他已意识到此文价值重大，恐刊出后引起当局的责难诘问，于是便有所防备地在文章末尾加了一行小字： “转载自《希望》杂志”。而《希望》杂志是“总政战部”所办，最高长官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若有人要打板子，自然轮不到他这个区区一家小报的副总编辑。
《自述》在《民族晚报》一发表，立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岛内外华文报纸争相转载，外国记者纷纷拍发专电，因为这是西安事变唯一幸存的主谋者首次披露事变的重大内幕，亦是张学良被禁之后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
当王升接到报告，说《民族晚报》已刊出张学良《自述》后，大惊失色。待报纸送来，他仔细一看，方知是“总政战部”的《希望》杂志出了问题。当他停止发行杂志的命令传到《希望》时，杂志已有部分流向社会，他随即又下令，“将发行出去的杂志全部收回”。可是，雨点一落，何能覆回？这本原定价不过台币l0元的杂志，顷刻间在黑市上涨到100元，欲购者仍难遂心愿。
身居阳明山中的张学良，不仅看到了载有《自述》的《民族晚报》，也看到了先期流出的《希望》杂志。《自述》的某些关键之处，已明显为人所“润饰”过了，张学良为之气怒不已，但以为这是蒋介石的命令，虽心感愤懑却又难于抗争，于是，只得用语委婉地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谓：《自述》若被视为张学良的忏悔，将它公之于世我自当无话，但写成“忏悔录”，又署名张学良，唯恐蒋公误以为是学良主动要求发表。请蒋公拨冗予以明察。
蒋介石自然没有料到他的“相机运用”最后会变成了“公开发表”，当即责怪下来。“总政战部”内顿时一派紧张气氛。未及发行和部分追回的《希望》杂志立即销毁，化为纸浆；《希望》杂志就此停刊，并追究主办人的责任，政战二处肖处长对材料处理不当，革职查办；《民族晚报》未经许可，先期转载《希望》杂志尚未出版的文章，由“新闻局”追究责任。
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蒋经国来到阳明山的张学良居处，当面致歉。哪知张学良却呵呵一笑，说：“文章寻常事，发表何妨，妄改又何妨？但历史还是历史，何人能够重造？”
蒋经国尴尬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