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役进程
6月30日，希尔军的一位师长派下辖的一个旅到葛底斯堡城为军队采购皮鞋，没想到此举就此决定了这次战役的地点。士兵们在前往葛底斯堡城的途中遇到了前来堵截南军一支联邦军的骑兵部队，于是返回汇报情况。此时李尚未到来，第二天，由希尔命令赫思与彭德的两个师向葛底斯堡前进。当这两个师行至该城以西1英里的麦克弗森岭时，该战役的第一次战斗打响了。这两个师的部队，尤其是赫思的部队，打得非常艰苦。但是，当密执安州第24团和来自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另外两个团溃逃后，其他的北军部队便败下阵来，一直退到葛底斯堡城外。
在初战中，进攻麦克弗森岭的南军被击退，但北军也遭到重大打击，他们失去了一名约翰·雷诺兹将军。
与此同时，南军和北军的各个师都在火速向葛底斯堡靠拢。最早赶来的是联邦军的第1军和第11军，它们占领了葛底斯堡城西和城北的阵地。李早已命令尤厄尔率领他的师由卡什镇向葛底斯堡推进。到7月1日中午，罗兹的师已占领橡树岭，但联邦军第11军很快赶至，与其形成严重对峙态势。赫思的部队则死死咬住了联邦军左翼的部队。
现在，谁先得到增援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因为双方都在拼命抢时间。
结果，沿哈里斯堡路而来的尤厄尔部的厄尔利将军首先率部赶到，联邦军的阵地因而变得芨芨可危。李此时刚好赶到，他亲眼目睹了联邦军溃败的景象：穿过葛底斯堡向公墓山地区行进的第11军以及正遭受沉重打击的第1军在塞米纳里岭还没有站稳脚跟，就又穿过中间的空旷地，向公墓岭方向逃命去了。
李巧妙地迅速集中了兵力。现在他对自己的信心已几近爆棚，他认为，如果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将敌军赶回到尚未到达战场的各自的营地，他就会赢得这次战役的胜利。但事情并没有朝他理想的方向发展。卡尔普山成为了整个战事的分水岭。卡尔普山是战场北部的一个关键地物，但南军却未将它占领。
那天晚上，南军本来有机会占领它并打击北军的整个防线，但尤厄尔将军觉得那不是他的任务。到第二天上午他想这样做时，已经太迟了。实际上，在那天的战斗中，联邦军至少有一万人伤亡或失踪，另有5000人被俘。事后看来，尤厄尔几乎是将胜利送给了对方。
7月1日至2日夜间，联邦军抓紧时间加固了他们的阵地。凌晨1时，米德将军和他的指挥所人员从托尼敦赶到。借助黎明的曙光，他骑马巡视了北军坚固的阵地：第11军在公墓山的半圆形阵地一直延伸到卡尔普山；防守卡尔普山的是第1军的沃兹沃思师，该师的对面是第一天未能及时参加战斗的尤厄尔的一个师。第二天接近中午时，第12军占领了沃兹沃思师右边的阵地。第1军位于公墓山之后，第2军的海斯师配置在齐格勒斯格罗夫，第2军余部和第3军部署在从齐格勒斯格罗夫到小圆顶的公墓岭一线。在第6军到达之前，先来的第5军担任预备队。有些人认为，第3军的指挥官西克尔斯将军擅自派部队前出占领高地上的一个突出部危及了联邦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阵地配置。
在一次非正式的，并且多少有些仓促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将军们吵吵嚷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但会议最终还是决定，在米德的部队完全集中起来之前向北军的阵地发起攻击。经过第一天的战斗，李的自负心理无疑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一支深入敌境，靠就地取粮的军队当然需要主动出击，然而他忽略了一点，斯图尔特方面已经许久没有传来消息，致使他无法得到确切的情报，所以他的这一决定是极为冒险的。
南军的进攻真正的出发线其实是塞米纳里岭，它比公墓岭要长，距东面的浅谷只有约1英里。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充当主攻部队的尤厄尔和希尔的两个军扼守在塞米纳里岭北端和葛底斯堡地区的阵地。尤厄尔的部队面对北军的右翼，希尔的当面是北军防线的中央。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到达较晚，尽管暂缺皮克特的师，但是仍然担任南军的右翼。
李决定以朗斯特里特的部队向联邦军防线的左翼实施主要突击，并命令在朗斯特里特发起进攻后，希尔立即突击在敌防线中央的公墓岭，尤厄尔采取配合行动，攻击敌右翼。这时，此次战役中的第三个关键事件发生了。由于种种原因，朗斯特里特（他本来就不赞同这个计划，曾强烈要求包抄敌军的侧翼）把进攻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在这期间他发现自己正处于敌军监视之下，于是进行了不必要的长距离反向行军。这不仅使米德得到了向前调动预备队的宝贵时间，而且还使下午2时左右到达的联邦军第6军正好赶上参加战斗。
北军方面，西克尔斯的前出阵地从皮奇果园一直延伸到一片裸露的岩层，他的左翼就紧紧依托这片被恰当地称为“鬼穴”的岩石断层上。
为了攻下这一相当坚固，但却暴露的前出阵地，朗斯特里特最终动用了1.2万人。他的两个师从赫尔岭出发后成一路纵队前进，前卫由麦克劳斯的师担任。麦克劳斯的师来到皮奇果园的对面后，便向左展开，让胡德的师从它的后面赶上，与它的右翼相接。这次战斗，特别是“鬼穴”一带的战斗，足足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打得格外激烈。渐渐地，联邦军被赶出了阵地，他们一面后撤，一面还不忘英勇还击。
就在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之前，米德曾骑马来见西克尔斯，表示他并不赞同将部队朝前部署的决定。他一眼就看出西克尔斯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根本守不住这一突出部的。而现在，由于来自南军方面的压力很大，他便策马离去，命令赛克斯的第5军前来增援，并派他的工兵指挥官沃伦准将观察并向他报告左翼似乎正在出现的危险情况。
此举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且直接左右了战役的结局。沃伦为确保小圆顶的安全拼死战斗，立下了汗马功劳。假设小圆顶失守，那么米德的左翼将被包抄，并受到南军火力的纵向打击。
米德的左翼虽然得以免遭攻击，但危险并没有就此离去，因为联邦军防线中部出现了多处缺口，而从右翼调来的部队只堵住了部分缺口。这为尤厄尔提供了卷击被削弱了的北军右翼的机会。尤厄尔得到的命令是协同朗斯特里特发动进攻，但他在第一次进攻中没有与朗斯特里特协调行动，发动得实在太晚了，而第二次进攻又被取消了。就这样，他从此永远失去了攻击联邦军右翼的大好时机，当天夜里，米德就把已经调走的几个团重新调回到卡尔普山地区。
第二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天，双方士兵都有很勇敢的表现，但指挥官却屡出昏招。南军在右翼占领了一些阵地，双方都蒙受了重大伤亡，但都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在7月2日至3日夜间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米德决定继续进行防御作战。但是，李却斗志昂扬，继续盲目乐观，他一门心思地想实施进攻作战。现在，李又得到了三个旅（皮克特的师已经赶到），斯图尔特的骑兵也终于回来了，李还在米德的两翼各得到了一个立足点，尽管这两个立足点都很不稳固。
李没有采纳朗斯特里特提出的实施翼侧进攻的建议，决定对敌中部防线实施正面攻击，并派他的骑兵在联邦军的东侧和后方巡逻，以袭扰撤退的北军。
这一天，双方进行了直接交锋，不像前两天那样机动迂回很多，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便是皮克特师发起的场面壮观，但效果不大的冲锋。
7月3日凌晨，尤厄尔在卡尔普山的前沿部队遭到联邦军第12军的攻击，战斗从凌晨4时一直进行到上午11时，结果尤厄尔的部队被击败，因此，他们对当日南军发动的主攻已经起不到多大支援作用了。南军的主攻是下午1时打响的，南军的138门大炮发出了雷鸣般的吼声。下午2时40分炮击停止后，朗斯特里特命令皮克特师发起进攻。1.1万名南军士兵（包括皮克特师以及安布罗斯·希尔军所有3个师的部分人员）跨过河谷，问公墓岭的敌军，向着他们的“地狱之门”冲去。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的数百名士兵在炮弹和枪弹的打击下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接连不断地倒下，但战斗仍未决出胜负。到黄昏时分，皮克特只得发出撤退的信号，那时，他的冲锋部队的伤亡率已高达67%。几乎就在皮克特的部队蒙受巨大伤亡的同时，在战场东面大约3英里的地方发生了另一次作战行动。大约8000名联邦军骑兵迫使斯图尔特离开阵地，在非他选择的地方进行了一次战斗。这是一次用传统方式打的大规模战斗，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因此，斯图尔特只得远离战场，无法对南军步兵实施增援。这意味着此时的南军已失去了绝对的战斗力。
为了保存实力，米德没有进行反击。第二天（7月4日）傍晚，李的部队开始有秩序地向南方撤退。
葛底斯堡战役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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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
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参战双方为美利坚合众国（简称联邦）和美利坚联盟国（简称邦联）。这场战争的起因为美国南部十一州以亚伯拉罕·林肯于1861年就任总统为由而陆续退出联邦，另成立以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的政府，并驱逐驻扎南方的联邦军，而林肯下令攻打“叛乱”州。此战不但改变当时美国的政经情势，导致奴隶制度在美国南方被最终废除，也对日后美国的民间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章中所提到的“北军”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正规军”，而“南军”则是美利坚联盟国下属的武装力量。
战役影响
在战争发生的时候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役。联邦军死伤和失踪2.3万人，南军2.8万人。米德将军在战斗期间向各军下达了一道道重要命令，对战斗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葛底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南军失去战略主动权，再也未能向北进军，联邦军队转入进攻。葛底斯堡战役的胜利，更加坚定了美国人民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
双方主将
罗伯特·爱德华·李：
罗伯特·爱德华·李（1807—1870），美国军事家，出生于弗吉尼亚。他在美墨战争中表现卓越，并在1859年镇压了约翰·布朗的武装起义。在美国南北战争中，他是美国南方邦联的总司令。内战中，他在公牛溪战役、腓特烈斯堡战役及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大获全胜。1865年，他在邦联军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向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投降，从而结束了内战。战后，他积极从事教育事业，任华盛顿大学（现名华盛顿与李大学）的校长。1870年病逝，葬在弗吉尼亚列克敦。
李是南北战争期间联盟国最出色的将军。他最终以总司令的身份指挥联盟国军队。如同古代的汉尼拔与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埃尔文·隆美尔一样，其以寡击众以少胜多但最终不敌的情势为他赢得长久的名声。战后，他积极推动重建，在其生命的最后数年成为进步的大学校长。李将军维持着联盟国代表象征及重要教育家的形象至今。
乔治·戈登·米德：
乔治·戈登·米德（1815－1872），美国陆军少将，曾参加过第二次塞米诺尔战争、美墨战争和美国南北战争。米德最著名的战役是1863年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指挥联邦军波托马克军团击败联盟军罗伯特·爱德华·李将军率领的北弗吉尼亚军团。
米德生于西班牙的加的斯，是美国海军总督的儿子。他在美国受教育，毕业于美国陆军学院。在佛罗里达参加了对西米诺尔印第安人的战争后，他辞去军职出任建筑工程师。1842年他又回到部队任地形测量工程师。他还在墨西哥战争中服役。内战开始时， 米德是宾夕法尼亚志愿军的准将。他参加了东部战场的最重要的战斗， 包括半岛战役、七日战役、第二次布尔渊战役（又称马那萨斯战役）、安提塔姆会战（又称夏普斯堡战役）、弗雷德里克堡战役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在安提塔姆战役后他任志愿军少将，并在弗雷德里斯克战役后任军团司令。1863年6月他取代约瑟夫·胡克将军任波托马克兵团司令官。他指挥的联邦军队于1863年7月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打败了邦联政府的军队。这次战役双方投入兵力联邦军约90，000人，邦联政府军队约75，000人。当1864年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任联邦军总司令时， 米德仍被任命为波托马克兵团司令。战争后期他仍然战功赫赫，但总是受到格兰特中将的排挤。内战后， 他是多种军事部门的指挥官。
美国陆军基地乔治·G·米德堡、堪萨斯州米德县和南达科他州米德县都是以乔治·米德的名字命名的。
战争中的故事
平衡风险和收益
在1863年的葛底斯堡战役中，北军沃伦准将驻守着小圆顶，而南方联盟少将皮克特则猛攻小坟岭。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战役更好地阐明了如何平衡风险和收益。我们将看到，沃伦的坚守使得北军战线免于崩溃，而皮吉特悲剧性的猛攻则常常被历史学家们戏称为“南部联盟最大的水漂”——这可是南部联盟能威胁北部联邦的最后一次机会啊！
沃 伦
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沃伦率领着第20缅因军团守护着联邦军的最左侧。尽管，他们在人数上远少于进攻的南部联盟军且相对缺乏经验，但他们还是在1863年6月2日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并将出现在联邦军侧翼的敌人阻于一个多岩的小山（即小圆顶）。这座小山对于联军防线来说就像主心骨一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若南部联盟军攻占了这座小山，则可以长驱直入暴露无遗的联邦军侧翼。由此，失去这座小山对联邦军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到了7月2日的下午，第20缅因军团伤亡惨重，而且弹药也开始不足了。此时，沃伦预计南部联盟军还将发动下一次进攻，于是毅然下令“停火，上刺刀”，并且在最危急的时刻，他下达了全军冲锋的命令。他那些士气高涨的战士们排成一条线，如下山猛虎一般冲向了正在逼进的南部联盟军。沃伦的这个大胆的计划押上了他所有的部队，而且伤亡也相当之大——伤亡人数占冲锋前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但是，正是因为第20缅因军团的这一英勇行为，粉碎了南部盟军的进攻，并促使战场态势向有利于北部联邦军这一面发展。
皮 克 特
7月3日的大战前夕，罗伯特·李将军被前两日攻击北部联邦军未果所激怒了。因此，他拟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即令皮克特少将的部队穿越一个开阔地带，去进攻北部联邦军防线的中心——位于开阔地带的高点的小坟岭。很多南部联盟的将领们认为这个计划无异于自杀。皮吉特的顶头上司，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将军曾这样请求李将军：“将军，我一生都是一个士兵。我和士兵一起作战，从双人组合，到班、到连、到团、到师、再到军，都是如此。我非常清楚士兵们什么做得到，什么做不到。在我看来，没有1.5万名士兵，没法拿下那个阵地。”
7月3日，李将军不顾朗斯特里特将军的疑虑，在缺乏一个能令皮克特成功的可靠计划的情况下，下令发动攻击。下午一点，皮克特率领他的部队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冲锋。由于在冲锋时完全暴露在开阔的草地上，皮吉特的部队必须得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炮火，一个一个地倒在了无情的炮火和狙击枪下。两个小时过去了，皮克特不得不下令撤退，将部队撤回到山脚，并向李将军报告——部队人数比进攻前锐减一万。在这个战斗之后不久，李将军把这个灾难全部归咎于自己：“不，皮克特将军，这是我的战斗，也应该由我承担全部责任。”这场残酷的厮杀使得李将军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部队，也无法再次进攻北军，不得不撤回梅森-迪克森线（传统的美国南北分界线）的一侧，从此再也无力进犯北部联邦了。
领导力课程
沃伦做出的“上刺刀”这一决定，极好地诠释了什么是明智的风险收益平衡。这一决定的风险可能使他会损失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现有兵力，而收益则是打退了敌军对战略要地的进犯，使北部联邦军的战略侧翼不致空门大开。北部联邦军的防线全赖于小圆顶才得以维系，所幸，沃伦被围困的部队最后还是力挽狂澜，扭转了战局。
而恰恰相反，即使皮克特完成了那个“不可能的任务”，拿下了小坟岭，南部联盟军的位置也决定了他们不能在庞大的北军再度形成合围之前，充分利用刚打开的缺口。李将军和皮克特少将所冒的风险与可能取得的收益是不对等的。因此，李将军如此甘冒风险让人着实不解（冒着极有可能损失全师的巨大风险去争取微小的收益），但无论如何，这的确很清晰地说明了不明智的风险收益平衡将会导致什么样的惨剧。同时，皮克特的士兵纷纷倒在了冲往北部联邦军防线的不归路上，也充分说明了不会打破战略僵局有多么悲惨。
罗伯特·李——美国南北战争的宽容和理解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李将军也算是美国的名门之后了。21岁就成了华盛顿养子的乘龙快婿。他的爷爷理查德·亨利·李，是1776年提出起草独立宣言的动议，并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弗吉尼亚代表。应该说，他的先辈都是美国功勋卓著的开国者。
可李将军却为什么成了分裂事业的战神呢？这得从美国的制度说起。美国是一个“合众国”，是通过宪法凑到了一块的“联邦”。加入这个联邦是各邦通过投票表决同意的，不像是秦始皇横扫宇内那样，通过杀人放火生拉硬绑到一起的。在这个被叫做合众国的地方，历史学家横竖是写不出华盛顿统一了美国这样的故事。
既然各邦的“来”是自由的，为什么想“去”就不能自由呢？要知道，根据当时的美国宪法，林肯倒是没有向要脱离联邦的各邦宣战的权力，而《独立宣言》却有言在先：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而现在南方不再想跟北方在联邦里一起过了，难道南方就没有这样的自由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李将军是简单的背叛，不如说也是为自由而战。
起先，联邦是要任命他为统帅10万大军的少将，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布莱尔曾经问过他，谢绝职务是否跟可能失去家中的奴隶有关。李回答说：如果美国的400万奴隶都归他所有，为了避免一场战争，他也会欣然让他们全部获得自由。
他不是为保全奴隶制而战。他早就认为：“蓄奴作为一种制度，在任何国家中都是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罪恶。”行动胜于雄辩。作为继承人，李将军遵照岳父的遗嘱，1862年释放了所有的奴隶，并亲自为自己过去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投奔北方。
一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剑指向自己的家乡。即使是整个南方，也不能简单地说独立只是为了保全奴隶制。因为奴隶主只是南部白人中的少数，只有5%的白人拥有奴隶。美国历史学家就说，战争爆发时，“南部人民在争取独立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一个不能抓壮丁的地方，政府要开动战车需要足够的民意基础。其实李是热爱联邦的。在给姐姐的信中，他说弗吉尼亚退出联邦的行动是错误的。但是，他也忠诚于弗吉尼亚：“尽管我如此热爱联邦，可我却无法下决心举起拳头去打我的亲戚、我的孩子、我的家。”
不过，无论李将军的愿望如何，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他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是和奴隶制联系在一起的。随着1863年1月1日解放宣言的发布，李为之战斗的事业在人类历史上永远地失去了道义的制高点。
在《美国国内战争史》里，英国艾德蒙斯将军称李具有“伟大的军事天才”，而李的天才意味着联邦的灾星。他指挥的杰克逊将军在第二次布尔伦河战役中，打败了波普将军率领的联邦军队，就连林肯都跌坐在椅子上，喊彻底完了。而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李将军的邦联军队以少胜多。李又一次林肯感叹“不足6万饥寒交迫的叫花子把13万精兵杀得丢盔弃甲”！但南部邦联还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穷途末路。
到了1865年，忠于他的士兵们已经是只能用野洋葱、野草、去年的烂土豆和所有只要能吃的东西充饥了。大势已去，继续流血只会是无谓的牺牲。李将军知道，该让战神歇息了。1865年4月，他下令打起了白旗。李将军在他起草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文告里说：“只是因为感到英勇和忠诚是无法补偿继续战斗所招致的损失，所以我决定避免无谓的牺牲。”
李将军在去格兰特军中洽谈投降事宜前，对手下说：“我可能要成为格兰特的阶下囚了，我想我必须使自己的仪表尽可能好一些。”败，也要败得有尊严。
1865年4月9日，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与随从们先后骑马来到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镇。他们在一个叫迈克林斯家的二层红砖楼里签署了有关投降的协议。
李将军提出，败军不受辱，必须充分保证南军将士的人格和尊严不受侵犯。格兰特的助手奥特将军还特地提醒他的上司，应该在停战协议里写上，所有接受投降的南军军官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手枪和佩剑。格兰特将军接受了它。在谈判中，李将军希望他的骑兵和炮兵能够保留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马匹。而格兰特则回答：“如果这些士兵没有现在所乘马匹的帮助，就很难收获下一季的庄稼，养活家中老小过冬，我会这样安排的。”那些马匹曾经是战争的工具，但格兰特和李都没有忘记，美国需要和解。
签字仪式结束，败军之将罗伯特·李即起身告辞。格兰特将军亲率随从降级相送。当李将军一身戎装，如一尊雕像含泪离开时，在场的北军将士全体肃立，举帽致敬，目送了一个悲剧英雄的最后谢幕。
格兰特胜利了，但他能给昔日兵戎相见的敌人以体面。李的军官们依然还可以保留自己的随身武器。没有绞刑，也没有押着俘虏举行胜利游行。
硝烟在散去。但仇恨并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要知道，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
当总统约翰逊问格兰特什么时候能审判李和杰斐逊·戴维斯这些人时，格兰特认为决不能审判，除非他们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说他宁可辞去司令之职，也不愿去执行要他逮捕李的命令。从此，一个联邦大团以叛国罪对李提出起诉的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毕竟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是一回事。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尽管他至死都坚信奴隶制比工资奴隶制更有人性。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美国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国家。
战争结束了，李从此远离尘嚣，也远离仇恨。他拒绝了一家保险公司年薪一万美元的聘请，在1865年9月就任了华盛顿学院的院长，工资一年只有1500美元。这所规模很小，名气也很小的，破了产的学院，地处偏僻的列克星敦山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三十余年里，昔日南部邦联的一些大人物们，用回忆录和文章继续着往日的战斗，而这位善于辞令的院长，却什么也没有写。
李致力于学院的教育事业，他说自己非常喜欢这美好的平民生活。在1870年——李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带着女儿安妮到南方休了两个月假。所到之处，迎接他的是鲜花、欢呼和敬意。在哥伦比亚州，南部邦联老战士冒着倾盆大雨，列队走到车站欢迎；在奥古斯塔，数千人向他致敬；在朴次茅斯，人们为他鸣放礼炮……南方的人民用凯旋者才可能获得的仪式迎接这位过去的败将。
1870年，李将军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美国没有官方教科书，出版历史著作不用官方审查，谁也没有权力向国民强制灌输某种被认为是惟一正确的答案。对李将军和平叛的格兰特，美国人可以同表敬意。
这就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