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或者说城邦，只不过是一个道德人格，它的成员的结合就是它的生命所在。如果它最主要的关怀就是要保存它自身，那么就必须有一种普遍的强制性的力量来推动并安排它的各个部分向最有利于全体的方向发展。自然赋予每个人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权利，同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权力，并且这种权利是绝对的。当这种权利受到公意的指导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它的名字就变成了主权。
可是，除了这个公共人格之外，我们还要把构成公共人格的那些私人考虑在内，因为他们的生命和自由是自然地独立于公共人格之外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将公民相应的权利与主权者相应的权利区分开来，并将公民以臣民的身份应尽的义务和他们以人的身份应享受的自然权利区分开来。我们承认，社会公约把个人的一切权利、自由、财富转让了出去，这些也只是所有的权利当中对集体有重要用途的那部分；但是也必须承认，对这些重要性的权利的裁判是主权者。
如果主权者要求一个公民去为国家做一些服务，他就应该马上去做；但是如果这种约束对集体毫无用处，那么主权者就不应该将这种约束强加给臣民；他甚至不可以有这种意图。因为在理性的法则之下，任何事情绝不能是毫无理由的，就像在自然的法则之下一样。
因为把我们和社会体联结在一起的约定是相互的，所以我们称之为义务。它具有这样的性质：人们在履行它的同时，既为别人服务了又为自己效劳了。每个人都把“每个人”这个词当成他自己，并且在全体投票的时候，所想到的也是自己，正因为这样，公意才是公正的，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幸福的。这一点就证明了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是来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爱，也就是出自人的本性。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如果要让公意成为真正的公意，就要让它在目的和本质上也同样是公意。这就证明了只有从全体出发的公意才能适用于全体，并且当它向某个个别的、特定的目标倾斜时，它就会丧失它的天然的公正性，因为此时我们判断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于是便不会有任何真正公平的原则来指导我们了。
实际上，如果一项个别的事实或权利只要有任何一点没有事先在公约中规定，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引发争议。在这样的一场争议中，一方是有关的个人，另一方是公众。然而在这里我看不到必须要遵循的法律，也看不到对此争议作出判决的审判官。在这个时候，要想让公意对它作出表决，那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在这里，公意只是一方的结论，对另一方来说公意则是一个外部的、个别的意志，在这种场合之下，它就会有失公道而且容易犯错误。个别的意志是不能代表公意的，因此，当公意是个别意志的代表的时候，它就变质了，也就不能再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作出判决了。比如，雅典人民任命或罢免他们的首领，对某人授勋或对其他人判刑，根据个别法令不加区别地来执行政府的全部行为，此时，人民中就已经不再有名副其实的公意了；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已经不再是主权者，而是行政官了。这好像有悖于通常的观念，但是请给我时间来阐述我的理由。
由此我们应该作出如下理解：意志之所以变成公意，是因为它以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作为标准，而不是把投票的数目作为标准；因为在这一制度中，每个人为别人制定规则的同时自己也要遵守。这种利益与正义都是值得赞美的，它们的一致性便赋予了公共讨论以一种公正性。但在个别事件的讨论中，既然没有一种能把审判官的准则和当事人的准则结合并统一起来的共同的利益，那么这种公正性也就消失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明，我们总会得到相同的结论，那就是，社会公约在公民之间确立了这样的一种平等，从而大家都要遵守相同的规则并且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于是，由于公约的性质，主权的一切行为——一切真正属于公意的行为——对全体公民都有同等的约束和照顾；所以主权者就只认识国家这个共同体，而平等地对待构成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可是准确地说，主权的行为又是什么呢？它不是用来约定上级和下级的，而是用来约定共同体和它的各个成员的。它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因而是合法的约定；它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因而是公平的约定；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公共的幸福，因而是有益的约定；它有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因而是稳固的约定。只要臣民遵守的约定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就不是在服从任何别人，而只是在服从他们自己的意志。如果问主权者与公民两者相应的权利究竟应达到什么限度，那就等于是问公民对自己本身——每个人对全体以及全体对每个人——能规定到什么程度。
由此可见，虽然主权权力是完全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但是它不会超出，也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并且对这种约定留给我们自己的财富和自由我们可以任意地支配。因此主权者对所有的臣民的要求都要平等。如果主权者对一个臣民要求的比另一个臣民多的话，事情就变成了个别的，他的权力也就不再有效了。
一旦这种区别被承认了的话，那么在社会契约中关于个人会作出真正的牺牲之类的说法，就是不正确的了。社会契约给他们带来的是比以前更有利的处境；他们做的是一个有利的交易而不是一项割让，一种更美好的、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不安定的生活方式，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自身的安全代替了侵害别人的权力，社会的结合保障其不可侵犯的权利，代替了可能制伏自己的强力。国家也在保护着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并且当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保卫国家时，他们所做的也正是把从国家得到的东西归还给国家。当他们处在自然状态里的时候，当他们不可避免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卫自己的生存权的时候，即便危险重重他们也必须去做。当然，必要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为祖国而战斗，但是如果这样，为自己战斗的人也就没有了。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去应对危及自身安全的危难，难道这不算是收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