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们探讨应当成为所有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可以把它归结为两个主要的目标：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任何人的依凭都会削减国家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力量；平等，则是因为自由不能没有它而存在。 我已经讨论过社会的自由。至于“平等”这个名词，它所指的绝不是财富与权力的程度要绝对相等，而是说，对权力而言，它没有变成任何暴力的工具，而且只有法律与职位才能赋予行使权；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富有到可以购买另一人，也没有一个公民贫穷到不得不把自身出卖。这就要求对大人物必须限制权势与财富，而小人物则必须控制婪求与贪得。
有人说，在实践中这种平等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一种思辨虚构。可是，倘若滥用权力是无法避免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不去纠正它呢？正因为事物的发展往往倾向于摧毁平等，所以立法的力量就应当倾向于维持平等。
但是所有良好制度的普遍目的，在每个国度都要根据当地的形势和居民的性格二者产生的各种对比关系进行修改。应该就是按照这种对比关系来为所有民族量身定做一种制度体系，尽管这种制度体系本身也许并不是最佳的，但是对推行它的国家来说肯定是最佳的。比如，土壤是贫瘠的吗？对居民来说国土过于狭小了吗？那么，你就转向工艺和工业方面，用这些产品来换取你所缺乏的食粮。与之相反，如果你占有的是肥沃的山坡和富庶的平原，有美好的土地但是缺少居民，那么，你就专心致力于可以供养人民的农业，并去除所有工艺；一国仅存的少量人口都被工艺集中在几个地点上，结果会造成国家人口的削减。
如果你占有的是便利而广阔的海岸，那么你就在海上摆满船舶，经营航运与商业吧，你将得到一个光辉却短暂的生命。如果在你的海岸上，波涛冲洗着几乎无法翻越的岩石，那么你就顺其自然当个野蛮的渔人吧，你会生活得更恬静，也许会更美好，而且毫无疑问还会更幸福。总而言之，除了所有人共同的准则之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隐含着某些原因，让它不得不用独特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且让它的立法只适合于自己。就是因为这样，古代的希伯来人和近代的阿拉伯人就以宗教为主要标准，罗德岛以航海，迦太基与梯尔以商业，斯巴达以战争，雅典人以文艺，而罗马则以道德。《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作者早已用大量的例证说明了立法者是以什么样的艺术来把制度引向这种目标的。
让一个国家的体制得以真正巩固而且持久的，就在于人们可以因事制宜，使得法律与自然关系在每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可以这样说，法律只是在伴随着、保障着和矫正着自然关系罢了。然而，倘若立法者在标准上犯了错误，他所采取的原则与事物的本性所要求的原则不同，会导致一个倾向于奴役而另一个则倾向于自由，一个倾向于财富而另一个则倾向于人民，一个倾向于和平而另一个则倾向于征战。那么，我们就能看到法律在不知不觉间被削弱，体制就会改变，国家也就会不停地动荡，最终不是被毁灭就是改变性质。最后，无法战胜的自然又重新恢复了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