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讨论中我们一直把君主当做由法律的力量结合成的一个集体与道德的人格，并当做国家行政权力的受托者来考虑。现在我们来讨论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个自然人，也就是集中在一个真实的人手里的情况。只有这个人有权来依法行使这种权力，这个人才是人们所说的国王或国君。
其他的行政机构都是用一个集体人格来代表一个实在的人，只有政府是完全相反的，它是用一个人来代表一个集体人格，因此就使得构成君主的那种精神上的统一，同时也成为一个人身上的统一。其他制度之下很难结合在一起的种种权力，在这里都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了。
如果这样，君主的意志、人民的意志、政府的个别力量和国家的公共力量，全都服从一个人的意志，机器的全部力量就都掌握在同一个人的手里，人们全部都朝着相同的目标前进。这里决不存在任何相反的运动能够彼此抵消，并且人们也不可能指望有任何一种别的体制可以用更少的努力来产生更大的作用。在我看来，安详地坐在岸边的阿基米德，轻易地牵引着一艘漂浮在水上的大船，就能够象征一位坐在自己的暖阁里的国君熟练地治理他的广阔的国家，他在推动着一切事物，自己却是安然不动的样子。
倘若没有任何别的政府可以具有更多的活力的话，那么也可以说没有任何别的政府拥有更大的势力并且更容易统治其他意志。确实，一切都朝着相同的目标迈进，但是这个目标却不是公共的福祉，甚至行政权力本身，也在渐渐地转化成对国家的一种损害。
国王往往想使自己成为绝对的权威，人民则遥遥地向他们呼吁：成为绝对的国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受人民爱戴。这条准则是十分美好的，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十分真实的。但是不幸的是，这条准则在宫廷里受尽了人们的嘲讽。因为受人民的爱戴而获得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权力，但它却是有条件的而且是不稳定的，君主们永远也不会因此满足。甚至最好的国王也都想要为所欲为而不会动摇自己的主子地位。一个政治说教者很可能向国王说，人民的力量就是国王的力量，因此国王的最大利益是人民的富庶、国家的繁荣和强大。但是国王很清楚这些都不是真话。国王的私人利益首先在于人民是贫困的、软弱的，而且永远无法反抗。我承认，如果臣民一直完全服从的话，君主的利益就是要使人民强大有力，因为既然这种力量为他自己所有，也就可以使自己威加四邻。但是因为这种利益只是从属的、次要的，并且这两种假设又是互相矛盾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君主们就会偏爱对自己最直接有利的那条准则了。这既是撒母耳向希伯来人强调的，也是马基雅维里向我们确凿地证明了的。马基雅维里是号称给国王讲课的人，实际上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正是共和党人的教科书。
依据一般的比率就可以发现，国君制只适合大国，并且从考察国君制本身的结果中也能够发现这一点。公共行政机构里的人数越多，君主对臣民的比率就会越缩小，而且越接近相等。因此在民主制之下，这个比率就是一，或者说相等。然而随着政府的收缩，这一比率就会增大。当政府掌控在唯一一个人的手里时，这一比率就达到了最大值。这时候就能够发现人民和君主之间的距离太大，而君主和人民之间也就缺少联系。为了建立联系，就要有很多中间环节，就必须有大臣、贵族和王公来填补中间的空当。但是这一切完全不适合一个小国，因为这全部的等级会使一个小国毁灭。
如果说一个大国要治理得好是很困难的，那么要由单独的一个人来把它治理好就更加困难了。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国王指定代理人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让国君制政府永远比不上共和制政府的根本原因是：在后者之中，几乎只有英明能干的人，公共舆论才会把他们提到元首的职位上，而他们也会很好地履行职务；与之相反，在国君制之下，走运的人则往往只是些卑鄙的阴谋家、骗子和诽谤者，使他们可以在朝廷里升上高位的只是耍点小聪明，当他们一旦爬上去以后，就只能在公众面前暴露他们的不称职。在这种选择方面，大众犯错误的概率比君主犯错误概率低；并且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出任阁臣同一个傻瓜出任共和政府的首脑一样，是很罕见的事。所以，倘若因为某种幸运的机缘，一个治国能人在一个充满了矫揉造作的君主制宫廷里执掌了政权的话，他所发挥的才能一定会让人们惊讶不已。这就会为那个国家开辟一个新时代。
要想使一个国君制国家被治理得好，那它的面积或者说它的大小就要符合统治者的能力。比起治理一个国家，征服一个国家要容易得多。只要有一根足够长的杠杆，人们就可以用一根手指头撼动全世界；可是要承担起全世界，却一定要有赫居里士的肩膀不可。无论一个国家是多么狭小，对它来说君主都太渺小了。与此相反，倘若当真出现了这种非常少见的情形，即一个国家对它的首领来说太小了的话，那个时候国家也还是难以治理的，因为首领只顾追求自己的雄图远略，忽视了人民的利益；并且因为他滥用自己那过多的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并不少于一个能力有限的君主因为缺乏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可以这么说，一个王国的每朝每代都要按照君主的能力来加以收缩或者扩张；反之，一个元老院的才干则有较为稳定的尺度，于是国家就可以有固定不变的疆界，而行政也不会太糟糕。
个人专制的政府，其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缺少那种连续不断的继承性，而与此相比，在其他两种制度下却有一种永不间断的联系。一个国王逝世，便需要有另一个国王；选举导致了一种危险的间断期，那是狂风暴雨般的。除非公民们可以在选举中团结一致、大公无私——这是那种政府完全不能指望的事——否则舞弊与阴谋必将插手。把国家收买到手的人到最后却不出卖国家，不从弱者的身上掠夺以前自己被强者敲诈去的那笔钱，那是少有的事。在这种行政机构里，一切迟早都会变成金钱交易，并且国王在位时的和平比起空位时期的混乱还要糟糕得多。
人们都曾做过哪些事来预防这些弊病呢？人们曾经让王位由某些家族固定地世袭，而且还规定了继承的顺序，以避免由于国王逝世时的所有纠纷。这就是说，既然人们是以临朝当政的各种不便来替代选举的不便的，也就是宁可要表面的太平而不愿要更有效的行政；他们宁可冒着由婴儿、傻瓜或怪人来当首领的危险，却不愿意为了选出好国王而产生纠纷。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在冒着这种二选一的危险的时候，他们让局面变得对自己不利了。小但尼斯的父亲为一件可耻的行为谴责小但尼斯时说：“我有做过这种榜样吗？”儿子回答说：“啊，但你的父亲并不是国王啊。”小但尼斯的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个人上升到足够号令别人的时候，所有事物就都会竞相剥夺他的理性和正义感。据说人们曾要把统治的艺术煞费苦心地教给年轻的君主们；然而这种教育看来并未使他们受益。人们最好还是先着手教会他们顺从的艺术吧！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最伟大的国王们所受的教育，绝不是为了实行统治的。统治其实是那种科学：人们学得太多以后，掌握得就最少，但在只知顺从而不知号令的时候，就会获得最多。“Nam utilissimus idem ac brevissimus bonarum malarumque rerum delectus，cogitare quid aut nolueris sub alio principe，aut volueris.”（“因为区分好坏最简捷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想一想自己希望要什么，不希望要什么，如果做国王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的话。”）
这种缺少连贯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皇室变化无常；皇室政府有时制订这种计划，有时制订那种计划，全都根据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或其统治的代理人的性格来定，所以便不能有一个长期固定的目标，也不能有一贯的行动。这种变化多端会一直让国家动荡不定，从一种准则转变到另一种准则，从一种政策转变到另一种政策；而在其他的政府之中，则因为君主永远是同一的，这种变化不会出现。于是我们就能看出：一般说来，倘若宫廷中有着更多的阴谋诡计的话，那么在元老院中就有着更多的智慧，而共和国则遵循着更好的观点并且更稳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绝不会因为一次内阁的革命就引发国家中的一次革命；因为所有大臣和几乎所有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全部事情上都要采取与他们的前任截然不同的措施。
依据这种不连贯性，我们还可以解决王权派的政论家们常用的一种诡辩。那就是，他们不但用国家政治来比喻家政，用君主来比喻家长——这种谬误早就被我们驳斥过了——而且还任意地给予这位行政官以各种他应具备的德行，并总是假设君主真的就是他应当是的那种样子。如果假设成立，显然皇室政府就要比其他政府更为可取，因为它是最强有力的政府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而且要不是因为缺少一个更能体现公意的团体意志的话，它还会成为最好的政府。
然而，假如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天生具备国王能力的人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运气与天才两者能联合起来把王冠加于他的头上，那就是更为罕见的了。而且，假如皇室的教育必定会腐蚀人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受皇室治国教育的家族里的人们还能期望什么呢？所以，把一个好国王的政府与皇室政府混为一谈的，就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为了可以看清这种政府的真面目，就一定要考虑到昏庸无道的君主治下的政府。因为即位时这些君主们就是昏庸无道的，如果不是，那就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
上面陈述的难点并没有逃过我们作家们的眼睛，但是他们竟完全不感到为难。他们说，补救之道只有没有怨言地服从。据说上帝震怒时就会派遣坏国王降世，因此一定要忍受，把它当做上天的惩罚。这种言论确实是有启发性的。然而我怀疑把它放在一本政治著作之中，是不是还不如放在神坛上要来得更合适。一个医生许诺会出现奇迹，而他的所有本领不过是让病人忍耐；我们会怎么说他呢？我们很清楚，在我们有一个坏政府的时候，我们要忍受它；然而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