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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东野先生 (2)

妻子一时倒想不出话来敷衍丈夫,她本不是纳闷方才丈夫不拥抱她的事,因为这时她什么都忘了。她的心事虽不能告诉丈夫,但是一问起来,她总得回答。她说:“不,我心里喜欢极了,倒没的可说,我非常喜欢你来接我。”

“喜欢么?那我更喜欢了。为你,使我告了这三天的假,这是自我当教员以来第一次告假,第一次为自己耽误学生的功课。”

“很抱歉,又很感激你为我告的第一次假。”

“你说的话简直像外国人说中国话的气味。不要紧的,我已经请一位同事去替我了,我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出来的,即如延禧的晚膳,我也没有忽略了。”

“哪一个延禧?”

“你忘了么?我不曾在信中向你说过我收养了一个孩子么?他就是延禧。”

追忆往事,妻子才想起延禧是十几年前梦鹿收养的一个孤儿。在往来的函件中,他只向妻子提过一两次,怪不得她忘却了。他们的通信很少,梦鹿几乎是一年一封,信里也不说家常,只说他在学校的工作。

“是呀,我想起来了。你不是说他是什么人带来给你的么?你在信中总没有说得明白,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延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是要当他做养子么?”

“不,我待遇他如侄儿一样,因为那送他来的人教我当他做侄儿。”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妻子注目看着他。

“你当然不明白。”停一会,他接着说,“就是我自己也不明白,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他的来历咧。”

“那么,你从前是怎样收他的?”

“并没有什么原故。不过他父亲既把他交给我,教我以侄儿的名分待遇他,我只得照办罢了。我想这事的原委,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你怎么健忘到这步田地?”

“也许是忘记了。”

“因为他父亲的功劳,我培养他,说来也很应当。你既然忘记,我当为你重说一遍,省得明天相见时惹起你的错愕。

“你记得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么?那时你还在不鲁舍路,记得么?在事前几天,我忘了是二十五或二十六晚上,有一个人来敲我的门。我见了他,开口就和我说东洋话。他问我:‘预备好了没有?’我当时不明白他的意思,只回问他我应当预备什么?他像知道我是冈山的毕业生,对我说:‘我们一部分的人都已经来到了,怎么你还装呆?你是汉家子孙,能为同胞出力的地方,应当尽力地帮助。’我说,我以为若是事情来得太仓促,一定会失败的。那人说:‘凡革命都是在仓促间成功的。如果有个全盘计划,那就是政治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了。’我说,我就不喜欢这种没计划的行动。他很愤怒地说:‘你怕死么?’我随即回答说,我有时怕,有时不怕,一个好汉自然知道怎样‘舍生取义’,何必你来苦苦相劝?他没言语就走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你是义人,我信得你不把大事泄露了。’我听了,有一点气,说:‘废话少说,好好办你的事去。若信不过我,可以立刻把我杀死。’

“二十八晚上,那人抱了一个婴孩来。他说那是他的儿子,要寄给我保养,当他做侄儿看待,等他的大事办完,才来领回去。我至终没有问他的姓名,就让他走了,我只认得他左边的耳壳是没有了的,二十九下午以后,过了三天,他的同志们被杀戮的,到现在都成黄花岗的烈士了。但他的尸首过了好几天才从状元桥一家米店的楼上被找出来。那地方本来离我们的家不远,一听见,我就赶紧去看他,我认得他。他像是中伤后从屋顶爬下来躲在那里的。他那围着白毛巾的右手里还捏着一把手枪,可是子弹都没有了。我对着尸首说,壮士,我当为你看顾小侄儿。米店的人怕惹横祸,扬说是店里的伙伴,把他臂上的白毛巾除下,模模糊糊掩埋了。他虽不葬在黄花岗,但可算为第七十三个烈士。

“他的儿子是个很可造就的孩子。他到底姓什么,谁也不知道。我又不配将我的姓给他,所以他在学校里,人人只叫他做延禧。”

这下午,足谈了半天梦鹿所喜欢谈的事。他的妻子只是听着,并没提出什么材料来助谈。晚间卓先生邀他们俩同去玩台球。他在娱乐的事上本来就很缺乏知识和兴趣,他教志能同卓先生去,自己在屋里看他的书。

第二天船入珠江了。卓先生在船上与他们两人告辞便向西关去了。妻子和梦鹿下了船,同坐在一辆车里。梦鹿问她那位卓先生来广州干什么事?妻子只是含糊地回答。其实那卓先生也是负着一种革命的使命来的,他不愿意把他的秘密说出来。不一会,来到家里,孩子延禧在里头跳出来,现出很亲切的样子,梦鹿命他给婶婶鞠躬。妻子见了他,也很赞美他是个很好看的孩子。

妻子进屋里,第一件刺激她的,便是满地的瓶子。她问:“你做了什么买卖来么?哪里来的这些瓶子?”

“哈哈!在西洋十几年,连牛奶瓶子也不懂得?中国的牛奶瓶和外国的牛奶瓶岂是两样?”梦鹿笑了一回,接着说,“这些都是我们两人用过的旧瓶子,你不懂么?”

妻子心里自问:为什么喝牛奶连瓶子买回来?她看见满屋的“瓶子家具”,不免自己也失笑了,她暗笑丈夫过的穷生活。她仰头看四围的壁上满贴了大小不等的画。孩子说:“这些都是叔叔自己画的。”她看了,勉强对丈夫说:“很好的,你既然喜欢轮船、火车,我给你带一个摄影器回来,有工夫可以到处去照,省得画。”

丈夫还没回答,孩子便说:“这些画得不好么?他还用来赏学生们呢。我还得着他一张,是上月小考赏的。”他由抽屉拿出一张来,递给志能看。丈夫在旁边像很得意,得意他妻子没有嫌他画得不好,他说:“这些轮子不是很可爱很要紧的么?我想我们各人都短了几个轮子。若有了轮子,什么事情都好办了。”这也是他很常说的话。他在学校里,赏给学生一两张自己画的轮船和火车,就像一个王者颁赐勋章给他的臣僚一般地郑重。

这样简单的生活,妻子自然过不惯。她把丈夫和小孩搬到芳草街。那里离学校稍微远一点,可是不像从前那么逼仄了。芳草街的住宅本是志能的旧家,因为她母亲于前年去世,留下许多产业给他们两夫妇。梦鹿不好高贵的生活,所以没搬到岳母给她留下的房子去住。这次因为妻子的相强,也就依从了。其实他应当早就搬到这里来。这屋很大,梦鹿有时自己就在书房里睡,客厅的后房就是孩子住,楼上是志能和老妈子住。

梦鹿自从东洋回国以来,总没有穿过洋服,连皮鞋也要等下雨时节才穿的。有一次妻子鼓励他去做两身时式的洋服,他反大发起议论,说中华民国政府定什么“大礼服”“小礼服”的不对。用外国的“燕尾服”为大礼服,简直是自己藐视自己,因为堂堂的古国,连章身的衣服也要跟随别人,岂不太笑话了!不但如此,一切礼节都要跟随别人,见面拉手,兵舰下水掷瓶子,用女孩子升旗之类,都是无意义地模仿人家的礼节。外人用武力来要土地,或经济侵略,只是物质的被征服;若自己去采用别人的衣冠和礼仪,便是自己在精神上屈服了人家,这还成一个民族么?话说归根,当然中国人应当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穿中国衣服。但妻子以为文明是没有国界的,在生活上有好的利便的事物,就得跟随人家。她反问他:“你为什么又跟着外国人学剪发?”他也就没话可回答了。他只说:“是故恶乎佞者!你以为穿外国衣服就是文明的表示么?”他好辩论,几乎每一谈就辩起来。他至终为要讨妻子的喜欢,便到洋服店去定了一身衣服,又买了一双黄皮鞋,一顶中摺毡帽。帽子既不入时,鞋子又小,衣服又穿得不舒服,倒不如他本来的蓝布大褂自由。

志能这位小姐实在不是一个主持中馈 的能手,连轻可的茶汤也弄得浓淡不适宜。志能的娘家姓陈,原是广西人,在广州落户。她从小就与东野订婚,订婚后还当过他的学生。她母亲是个老寡妇,只有她一个独生女,家里的资财很富裕,恐怕没人承继,因为梦鹿的人品好,老太太早就有意将一切交付与他。梦鹿留学日本时,她便在一个法国天主教会的学堂念书。到他毕业回国,才举行婚礼,不久,她又到欧洲去。因为从小就被娇养惯,而且她又常在交际场上出头面,家里的事不得不雇人帮忙。

她正在等着丈夫回来吃午饭,所有的都排列在膳堂的桌上,自己呆呆地只看着时计,孩子也急得了不得。门环响时,孩子赶着出去开门,果然是他回来了。妻子也迎出来,见他的面色有点不高兴,知道他又受委屈了。她上下端详地观察丈夫的衣服、鞋、帽。

“你不高兴,是因你的鞋破了么?”妻子问。

“鞋破了么?不。那是我自己割开的。因为这双鞋把我的脚趾挤得很痛,所以我把鞋头的皮割开了。现在穿起来,很觉得舒服。”

“咦,大哥,你真是有一点疯气!鞋子太窄,可以送到鞋匠那里请他给你挣一下;再不然,也可以另买一双,现在弄得把袜子都露出来,像个什么样子?”

“好妻子,就是你一个人第一次说我是疯子。你怎么不会想鞋子岂是永远不破的?就是拿到鞋匠那里,难保他不给挣裂了。早晚是破,我又何必费许多工夫?我自己带着脚去配鞋子,还配错了,可怨谁来?所以无论如何,我得自己穿上。至于另买的话,那笔款项还没上我的预算哪。”其实他的预算也和别人的两样,因为他用自己的钱从没记在账本上。但他有一样好处,就是经理别人的或公共的款项,丝毫也不苟且。

孩子对于他的不乐另有一番想象。他发言道:“我知道了,今天是教员会,莫不是叔叔又和黄先生辩论了?”

“我何尝为辩论而生气?”他回过脸去向着妻子,“我只不高兴校长忽然在教员会里,提起要给我加薪俸。我每月一百块钱本自够用了,他说我什么办事认真,什么教导有方,所以要给我长薪水。然而这两件事是我的本务,何必再加四十元钱来奖励我?你说这校长岂不是太看不起我么?”说着把他脚下的破而新的皮鞋脱下,换了一双布鞋,然后同妻子到饭厅去。

他坐下对妻子说:“一个人所得的薪水,无论做的是什么事,应当量他的需要给才对。若是他得了他所需的,他就该尽其所能去做,不该再有什么奖励。用金钱奖励人是最下等的,想不到校长会用这方法来待遇我!”

妻子说:“不受就罢了,值得生那无益的气。我们有的是钱,正不必靠着那些束脩。此后一百块定是不够你用的,因为此地离学校远了,风雨时节总得费些车钱。我看你从前的生活,所得的除书籍伙食以外,别的一点也不整置,弄得衣、帽、鞋、袜,一塌糊涂,自然这些应当都是妻子管的。好吧,以后你的薪水可以尽量用,其余需要的,我可以为你预备。”

丈夫用很惊异的眼睛望着她,回答说:“又来了,又来了!我说过一百块钱准够我和延禧的费用。既然辞掉学校给我加的,难道回头来领受你的‘补助费’不成?连你也看不起我了!”他带着气瞧了妻子一眼,拿起饭碗来狠狠地扒饭,扒得筷与碗相触的声音非常响亮。

妻子失笑了,说:“得啦,不要生气啦,我们不‘共产’就是了。你常要发你的共产议论,自己却没有丝毫地实行过,连你我的财产也要弄得界限分明,你简直是个个人主义者。”

“我决不是个人主义者,因为我要人帮助,也想帮助别人,这世间若有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是不成的。人怎能自满到不求于人,又怎能自傲到不容人求?但那是两样的。你知道若是一个丈夫用自己的钱以外还要依赖他的妻子,别人要怎样评论他?你每用什么‘共产’‘无政府’来激我,是的,我信无政府主义,然而我不能在这时候与你共产或与一切的人共产。我是在预备的时候呢,现在人们的毛病就是预备的工夫既然短少,而又急于实行,那还成么?”他把碗放下,拿着一双筷子指东挥西,好像拿教鞭在讲坛上一样。因为他妻子自回来以后,常把欧战时的经济状况,大战后俄国的情形,和社会党共产党的情形告诉他,所以一提起,他又兴奋地继续他的演说:“我请问你,一件事情要知道它的好处容易,还是想法子把它做好了容易?谁不知道最近的许多社会政治的理想的好处呢?然而,要实现它岂是暴动所能成事?要知道私产和官吏是因为制度上的错误而成的一种思想习惯,一般人既习非成是,最好的是能使他们因理启悟,去非归是。我们生在现时,应当做这样的工夫,为将来的人预备……”

妻子要把他的怒气移转了,教他不要想加薪的事,故意截着话流,说:

“知就要行,还预备什么?”

“很好听!”他用筷子指着妻子说,“为什么要预备?说来倒很平常。凡事不预备而行的,虽得暂时成功,终要归于失败。纵使你一个人在这世界内能实行你的主张,你的力量还是有限,终不能敌过以非为是的群众。所以你第一步的预备,便是号召同志,使人起信,是不是?”

“是很有理。”妻子这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