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安石传
671400000016

第16章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 (2)

造就一个人使他成为人才,有哪些具体做法呢?也就是教育他,培养他,选拔他,任用他,都有一定的方针罢了。那么,教育的方针是什么呢?在古代,从天子到各诸侯国的国王,都在他们的都城直到乡村设立学校,普遍设置专门负责教育的官员,而且,严格进行选拔,国家的礼、乐、政、刑等内容,都列为学习的科目。学生们观看、学习的,都是先王的礼法言论、道德准则以及治理天下的思想理念,他们的才华也可以为天下、国家服务。如果不能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则不对他们进行教育;而愿意用他们的才华为天下、国家服务的人,则没有不在学校中受教育的。这就是教育的方针。所谓培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他的俸禄,使他的生活宽裕,又用礼法约束他,使他有所顾忌。为什么要增加他们的俸禄呢?人之常情,如果财用不足,就会贪婪卑鄙,任意要人家的东西,什么坏事都能做得出来。先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为官员们规定了俸禄,即使是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他们的俸禄也足以代替他耕田的收入。

从这里一级一级往上数,每提高一级就增加一级的俸禄,使他们能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从而养成懂得廉洁、羞耻的风气,远离贪婪卑鄙的行为。这样似乎还不够,又规定他的俸禄可以传给子孙,叫做世禄,即世世代代都可以享受的俸禄。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有生之年,在抚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方面,在接待亲戚朋友方面,都没有什么遗憾了;而在他们死后,也不必担心子孙后代的生活了。为什么要用礼法来约束他们呢?在通常的情况下,人的性情在钱财富裕的时候,如果没有礼法的节制和约束,就可能放荡任性,为非作歹,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做出来。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制定了婚姻、丧葬、祭祀、养育、宴饮的标准,衣服、食物、器具、用品等,也按照等级制定了统一的规格,规定了它的尺寸大小和数量。按照级别规定可以做但财力不足的,就不要做;而财力能够办到,但按照规定不可以做的,也不能有数量和分寸的增加。

为什么还要用法度来裁制他们呢?先王对于天下的读书人,先用治理国家的思想理念教育他们,使他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不接受教育的,按照法度就要驱逐他们到边远的地方去,使他们终身为人所不齿;接下来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不能遵循礼法的,按照法度就要流放或杀头。《礼记·王制》上说:“改变服装式样的人,就要被流放。”《尚书·酒诰》中记载:“天子发布通告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过分,否则,把你们全部抓起来,送到朝廷这里来,我要杀了你们。’”聚众饮酒、改变衣服样式,这都是小罪,而流放、杀头,都是大刑。

用大刑惩治小罪,先王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坚定不移呢?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不这样做就不能统一天下的风俗,实现他的统治。用礼法来约束,触犯礼法的,就要受到裁制,为什么天下的人都能服从而不敢冒犯呢?其原因又不仅仅是禁令的严厉和管理的周密,同时也要靠君王真诚恳切的用心和身体力行,加以倡导。凡是君王身边的达官贵人,都能顺从君王的意愿,按照礼法做事,有哪一个不遵循礼法的话,依法行事就从他开始。如果君王能以诚恳的态度做这件事,而有权势者又能自觉规避不做君王不喜欢的事,那么,朝廷不用刑罚,人们就能遵守礼法,不去违反。所以说,这就是培养人才的方针啊。

选拔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先王选拔人才,一定是从地方,从各级学校中选拔,让众人推荐他们认为有道德有才干的人,写成推荐信告知上级,上级考察后,如果确实德才兼备,则根据他们德行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来任命官职。而且,考察一个人,不能只靠眼睛和耳朵的功能,也不能只听一个人私下里的看法,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品德,就要看他怎么做,想要了解他的才能,就要听他怎么说,对他言行都有所了解后,还要让他试着做些事,所谓考察一个人,就是要让他做一件具体的工作。即使是古代的尧选拔舜,也不过就是这样,又何况尧舜之后的人们呢。实际上,九州如此广大,四海如此辽阔,官职百姓如此众多,人才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但拥有天下的人不可能亲自一个一个去考察,又不能委托一个人在一两天之内用考试的办法考察他们的品德和才能,然后决定取舍。大约我已经能够了解一个人有很好的德行和很高的才能,便委任他很高的官职,并让他选取同类的人,长期使用,从中进行考察,发现有才能的人就报告给上级,然后按照等级秩序授予他官爵、俸禄。这就是选拔人才的方针。

任用人才的方针又是怎样的呢?一个人的才能和品德,有高有低,并不相同,他被任命的职位,也有合适与不合适的区分,先王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让懂得种田的人去管理农业,让懂得工艺制作的人去管理手工业,其中品德深厚,才能很高的,就让他担任主管的官员,品德、才能都比较一般的,就让他担任副手,辅佐主管的官员。

先王又考虑到,一个人任职的时间长了,上级就能熟悉他,了解他的工作,下级也能服从他,并接受他的指导,优秀的人才可以做出好的成绩,居心不良的人缺点也可以暴露出来,所以,长期使他担任一个职务,并对他的工作进行考核,这样一来,有聪明才智的人,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工作,不用担心自己做的事情没有结果,功劳也显露不出来;那些得过且过的懒汉,虽然想蒙混于一时,但也要顾虑到最后事情败露会受处分,还敢不努力吗;至于那些没有本事的人,自然会主动辞职的,因为他任职做事的时间一长,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况就显露出来了,这是不可以侥幸避免的。

他们既然不敢冒险侥幸,知道主动辞职,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挑拨离间,巴结奉承,争着向上爬的人呢?选拔已很谨慎,任用也很得当,工作时间又长,对他又很信任,不用各种条条框框束缚他,让他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为朝廷做事,古代的尧、舜能够管理好百官,办好政事,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尚书·舜典》上说:“三年考核一次,三次考核之后则提拔一批优秀的人,罢免一批不称职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尧和舜的时代,他们罢免的人我们是听说过的,就是所谓“四凶”(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吧,他们提升的人,则有皋陶稷契,都是终身担任一个职务没有改变过,只是提升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针。既然教育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任用人才的方针是这样的,而当时的君主,又能与他的大臣尽心尽力,真诚恳切地实行这套方针,这样一来,那些被任用的官员不被怀疑,而国家的任何事情,也没有想办而办不成的了。

梁按:王安石谈到的教育应当兴办,官吏在一个职位上应当持久,稍微了解政治体制的人大概是没有异议的,也不用进一步地阐释。只有他说到用法律来惩罚官员,引述了用严酷的刑罚惩治微小的过错一条,则有人担心他用了法家的“申商之术”,显得操之过急,也和政治的远离有很大差别。当然,国家对于人民,有一种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它的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不仅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即使立宪的国家也是这样。如果觉得这是不可行的,就不要发布这样的政令,既然发布了政令,又可以不实行,就是对国家神圣权力的亵渎。后来元祐年间(公元1086—1094年)的那些君子,因为阻挠新法的实行而被发配、流放、降职、免官,他们将积怨发泄到王安石身上,他也曾考虑采用管仲治理齐国时的办法,管仲说:“使政令有所亏欠的人,死罪;使政令有所增加的人,死罪;不按照政令做事的人,死罪;滞留政令的人,死罪;不服从政令的人,死罪。”王安石后来所以失败,正是对于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姑息的态度,不能实践这本书上说过的方法。

现在各个州县虽然都有学校,不过是个空架子罢了,并没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掌管培养人才的工作。只有大学才设置了负责教育的官员,但也没有经过严格的挑选,朝廷所必需的礼乐刑政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列入教学内容;老师对此也漠不关心,以为这些都是各有关部门的事,不是自己必须知道的。老师所讲,不过是儒家经典的篇章句子而已。老师讲授经典的篇章句子,本来不是古代老师授课的方法,近年来,才有人教学生写那种用来应付考试的文章。这种为应付考试而作的文章,没有连年累月的死记硬背,是不能掌握的;等到他们能把这种文章写得很漂亮了,可是,从大的方面说,不能用它来治理国家;从小的方面说,也不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所以,虽然在学校里读书读得头发都白了,经年累月按照老师教的去做,一旦派他从政,则茫然不知如何去做,很多人都是这样。现行的教育方法,不能将人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也就罢了,反而让他困顿,并摧残败坏他,使他不能成为人才。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培养一个人才,要专一才能成功,学得太杂了就容易混乱,所以,先王在使用人才的时候,都要考虑到他的特点,把工匠安排在官府,把农民安排在田间,把商人安排在市场,把读书人安排在学校,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专业,而不看别的事物,怕的是其他事物影响他的专业。对于读书人,不使他们关心专业以外的事情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专心学习先王的思想理念,对于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凡不符合先王道理的,都要排除,使得谁也不敢去学习它。当今学生最应该学的,是对国家有用处的学问。如今却把有用的学问放在一边不教,只教应付考试的文章,耗费他们的光阴和精力,经年累月地学习这样的事情,等到他们做官时,又叫他们把这些东西抛掷一边,而拿国家大事来责成他们。古人用全部精力和时间专心于国家大事,尚且有能办到的有不能办到的,如今却要他们用全部精力和时间去学习无用的知识,等到他们被委任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又突然用国家大事来为难他们,难怪能够胜任职务而有所作为的人那么少啊。所以我说,现在的教育不仅不能把人培养成为人才,而且还增加他们的困难,摧残败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为人才啊。

梁按:后代论说的人,有的以为八股取士是从王安石开始的,因而拿这件事来责怪他,为什么他们对王安石的诬蔑这样肆无忌惮呢?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必须要靠学校,他的话说得多明白啊,他在执政之初并没有废除科举考试,是因为当时学校尚不普及,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罢了。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论述。

现在的教育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先王的时候,士子要学习的知识,包括文武两个方面,都不能偏废。士子的才华有些可以当公卿大夫,有的可以做一般的官吏。他们的才华有大有小,官职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对于军事,则不论他的才华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华大的,平日可以出任中央六部的官职,派出去就能做国家军队的将领。才能小一点的,就领导地方军队(比、闾、族、党),也是一支军队的统帅。所以,保卫边疆或守卫宫廷的重任,都交给正直的读书人,小人就得不到这样的职位。现在的读书人却认为,文武是不同的事情,我只负责文职事务而已,至于保卫边疆,保卫宫廷的重任,则推给军人去承担了,而这些军人往往是社会上的奸邪、凶悍、无赖之徒,如果他的才能品性能够在一乡之中站住脚的话,那么他们没有肯离开亲人去当兵的。保卫边疆,保卫宫廷,这都是国家的重要任务,君王对此应该表现得很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