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4)
柔和的心与柔和的美
—读《严文井选集》
两卷本、八十万字的《严文井选集》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祝贺严文井同志九十华诞献上的一份礼物，也是送给广大读者的一份丰厚的精神食粮。
毋庸置疑，选集是一个作家创作的精华。收入《严文井选集》的童话、寓言、小说、散文、文论、序跋、书信，浓缩了作家在各时期、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字里行间，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那颗无比柔和的心。这份柔和，源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未泯的童真，是饱经沧桑后的澹定，是历尽风雨后的宽容。严文井是以其想象丰富、充满哲理的儿童文学名世的，在那个由小面人、小老鼠、小松鼠、蜜蜂、蚯蚓、大雁、鸭子、小公鸡、小蚂蚁、蚊子、小猫和浮云、风、小溪流、向日葵、石头，还有小孩子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组成的童话、寓言世界中，他向我们讲述了要勤快不要懒惰，要勇敢不要胆怯，要正视困难不要逃避躲藏，要乐于助人不要见死不救，要积极向上不要贪图安逸，要踏实工作不要自我膨胀等很多质朴的人生道理，这些道理是以柔和的语调，在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中显现出来的，而不是站在高坛上的枯燥说教。在他的眼中，不仅小动物们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
李贽说：“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严文井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童心不只是在创作儿童文学的时候才显现，而是已经化为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六一节快到了，有位阿姨要他对孩子们说几句话，他最想说的竟是请孩子们“帮助我做个好孩子。”这话表面看来像是老顽童的玩笑话，其实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话语，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严文井从周围孩子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小的方面如教他跳皮筋，大的方面如乐于助人、文明礼貌等优良品质，都曾深深地感染过他。
他柔和的心，同样流露在最能显示作家本心的散文创作中。在那个散文名篇《我仍在路上》中，他把自己的心捧给读者：“但我的心是柔和的，不久前我还看见了归来的燕子。真正的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具有仁慈而宽恕的心，他们有眼泪，但不为自己哭。”
和鲁迅评价陶渊明一样，严文井并不是浑身静穆，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或者说，他的那份柔和，丝毫不影响表现其思想的深刻性。当读到“中国这块土地，产生不了堂吉诃德。我们的国情只允许产生阿Q。”“书毕竟不是柴火的代用品。我的希望是：人们既有柴烧，也有书读，只是不要皇帝。”这类句子时，我们会为之击节叹赏的。他还有更为含蓄的金刚怒目，甚至带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比如，他在一个新年祝愿中写道：“说实在的，我还有些奢望。比方，一般的‘倒爷’变得心慈手软，而‘官倒’们忽然都变成大大小小的雷锋……”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感到我快要变成辣椒了，我的心不是那样柔和。”这些话适足以反证出他的单纯与善良。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或者说“表里如一”、“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这些话用在严文井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早就有人称他是“风格家”，这种风格可以看作是他柔和的心的外化。他的童话、寓言、小说、散文、序跋乃至文论，体裁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量使用诗化的语言、具音乐感的语言。这种文体风格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可以追溯到“公安三袁”的“性灵说”、魏晋的小品文甚至更远。作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一脉，这类风格的作品奏出的可能不是黄钟大吕、瓦釜雷鸣，而是一支小夜曲、一首奏鸣曲，但它的美是谁都否定不了的，那是一种淡淡的、柔和的、有点蓝色的美。它有着别样的感动人心的力量。
两卷选集算不得厚，也不必求厚，就像严文井笔下的那条小溪流，涓涓流淌，永不停息，他的作品滋润了几代读者的心灵，还将继续滋润下去。
2005年3月27日
圆融贯通见学问
—读《南怀瑾讲演录》
2004年到2006年，国学大师南怀瑾应内地邀请，先后在上海、海南向知识界、工商界、传媒界作过五次讲演，后由人整理成《南怀瑾讲演录》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3月）。这有点像北大面向公司老板办的国学班，也许北大由此获得的启示也说不定。区别只在于南大师是真正的大师，只拿很少的讲课费；所讲的知识是真正的国学，不是鸡零狗碎。
此前，南大师在内地出版的著作已然不少了，据我所见，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历史的经验》、《禅话》等十几种之多，他老人家说自己一辈子只写了两三本书，其他的书都是由学生根据讲课、演讲记录整理而成。
照这个说法，老人为什么只写两三本书？依他的国学功底，像某些作家写长篇小说那样，洋洋洒洒，写个二三十本应该不在话下吧？可老人说，古人拿一辈子的经验、一辈子的学问，只留下一两本书。释迦牟尼一辈子没有写一个字，可全世界的文化里面，他的经典最多；老子只有五千言；孔子述而不作，只有一部《论语》。他的解释是，真正的读书人应该做经世致用的大学问，写能影响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书，“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是老人的抱负，也是老人的境界，他点醒了沉湎于“名利本为浮世重，古今能有几人抛”的芸芸众生，至少对于我这样一个以写作糊口的人，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既是国学大师，谈文化教育就是不可回避的话题。老人痛感近一二十年来，我们自己的文化没有根了。西方文化没有好好接受，中国文化的精髓——经，也没有几个人读得懂。他说：“我常常感到，国家亡掉了不怕，还可以复国；要是国家的文化亡掉了，就永远不会翻身了。”这样的论断，只有浸淫于传统文化很深、传统文化已化入其生命的人才可以说得出，说出来也才有分量。谈到教育，老人说，现在小学生背的书包那么重，他们小时候读书，尽玩的。他一辈子在外面卖弄的，就是十三岁以前的东西。比如《资治通鉴》，十三岁以前，他已经圈点过三次了。那时，书背完了就玩，到处玩，哪里像现在的小孩子这么辛苦。他八九十岁了，看报还不用戴眼镜。现在的小孩子绝大多数架个眼镜。国家一旦有事，这些人怎么出来当兵打仗啊？先要报告敌人慢点放炮，说我眼镜还没戴上，那行吗？还有就是考试，一路考下去，把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人格都磨光了。“消磨天下英雄气，八股文章台阁书”，考试就是消磨天下英雄气。他说，现在的教育，变成商业行为了。校长、老师大家是在出卖知识。观诸现实，年年提素质教育，年年谈为学生减压，可是小孩子的书包究竟减了几两？学生戴眼镜的比例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对于这么重大的问题，社会、学校、家长已经变得有些麻木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吗？
历史人生，是南大师讲演中的又一个重要话题。老人做学问，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而是参悟出来的。他结合了自己的知识积累、人生阅历，再加上自己的体察、静悟，所以他的学问圆融贯通，不玄奥，不凝滞，而是活泼泼的，有充盈的生命痕迹。比如，他强调要有忧患意识，“一辈子太享福，太顺利、太平安了，没有忧患意识，像吃了毒药一样，把自己毒死了。”他强调“势”，说：“一个时代的潮流，一股社会的力量，当这个力量来的时候，你跳不出来就会被他埋没了，沉下去了。……用兵也好，做事业也好，‘势’最重要，重点在把握‘转’字。”他讲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人格，说一个知识分子的养成有四个字：卓而不群。“只有真正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才能独自站起来，不跟着社会风气走，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格。”
学问的圆融贯通，还体现在大师的调侃和幽默中。老人说自己平生“一无是处，一无所长”，是调侃；他解释“男婚女嫁”是男的昏了头，女的就来嫁你了；把男的看住，当猪一样养就是“家”，也是调侃。他还拿税务员调侃。说一个苏联大力士在上海表演，把水果的果汁挤干后，扬言说谁能上台再挤出一点，就给他五十大洋。有个抽鸦片驼背的老头子走上台去，愣是挤出了三滴水。大力士有些不解，问：“我挤完了，那你怎么还会挤得出来？”老先生回答：“因为我是收税的。”幽默的例子更多。他说：“人家都讲我信佛教。我说没有，我真正信的是睡觉。”“明清两朝，皇帝跟绍兴师爷共天下。现在有的人跟秘书俩共天下。”谈中国传统文化时，他打比方，说孔家店是粮食店，因为粮食人人非吃不可；道家是药店，生病就得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佛家是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做学问做到这个份上，才是真正的化境吧？
我们常常说杂文要杂，提倡学者杂文，读了南怀瑾的书，其中的道理更是不言而喻了。
良心、血性PK昏庸、腐败
—评王开林《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
当年一部《河南人惹谁了》惹起了全国的热议，如今，王开林又出版了一部同样为地域文化张帜的著作《敢为天下先——湖南人凭什么纵横中国》，想必也会让很多人议论纵横。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湖南人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说“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不会有什么疑义。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黄兴、蔡锷、宋教仁、谭嗣同到魏源、陈天华、齐白石，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人物？更不必说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当代雄杰了。
在这部集中展示湘人特质的书中，作者撮取了26位较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剖析，试图通过这些个案，让人们了解到湖南人的蛮、辣、勇、智是怎样炼成的，体悟到地域文化的共同性（人物性格的共同特点）和多样性（人物的多重性格）。所以，我们不仅看到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杨度等众多熟悉的身影，也看到易顺鼎、八指头陀等一些陌生的面孔，甚至还有叶德辉这样的痞子学者。因为本书的主旨在于展示湘人的性格特点，并不在于为人物树碑立传，所以作者在刻画每个人物时，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突出其身上的某一个或几个特点，从而使全书的主题更为鲜明，读来饶有兴味，而且印象深刻。
捧读此书，在慨叹湖南人“火辣刀刚不怕死，荆天棘地敢争先”的性格之余，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湖南人的这种性格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湖南人的良心、血性与晚清、民国政府的昏庸、腐败PK而落败的结局，对于当代乃至后世会有怎样的启迪？
“良心、血性”是蔡锷在总结曾国藩、胡林翼二人文治武功时得出的结论。他认为曾、胡二人本为书生，却可以跻身中外名将的行列，就因为他们有良心和血性，从而使他们身上的可能性发展到绝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良心和血性当然不止见于这两位湘人，在蔡锷、唐群英、易顺鼎、八指头陀等人身上都有相当精彩的展现。比如，蔡锷作云南都督时，特别关心民众疾苦，云贵两省的商贾合计着要为他铸造一座高大威武的铜像，蔡锷却将这笔款子用于赈恤两省的饥民，他说：“彰人之功，不若拯人之命也。”还将自己的薪俸由600元减至60元，以苏民困。
再比如，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纲草案中取消了“男女平权”的条文。中国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唐群英率女界代表据理力争，向宋教仁、林森发起质询，两人以沉默作答，唐群英怒不可遏，冲上前去，二话不说，便左右开弓，当众打了宋教仁和林森各一记响亮的耳光。
还有，别号哭庵的易顺鼎极力追求当时的名伶金玉兰，以重金贿赂金玉兰的干爹许玉田，只求与美人见上一面。谁知守身如玉的金玉兰一听易顺鼎的大名，立刻把他和轻薄之徒联系在一起，拒绝见面，让易顺鼎碰了一鼻子灰。后来，年仅26岁的金玉兰因患白喉去世，时任印铸局代局长的易顺鼎听说尚未装殓，坚请抚尸一哭。玉兰家人再三挡驾，但见他哭得惊天动地，不得已，才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易顺鼎进入内室，抱着玉兰的寒尸，大放悲声，丝毫不减于当年哭母的水平。由于他素日体虚，这一哭之后，竟然染上重病，委顿了很久才痊愈。
敬安和尚笃信佛教，燃顶时，头上灼了48个香疤，从脖子到腹部还灼了108个香疤，两臂更是体无完腹。在宁波阿育王寺，他从手臂上割下四五枚铜钱大小的肌肉，置于佛前长明灯的灯油中；接着，又毅然将左手的两根手指在长明灯上烧断，这就是“八指头陀”名称的由来。这样的血性实非常人所及！
不错，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份超卓的良心和血性，湖南才可以涌现出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等一批中兴名臣，使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多撑持数十年之久；才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第一：主张学习西方科技的第一人魏源，出使欧洲的第一人郭嵩焘，为维新变法流血的第一人谭嗣同，留日学生中为正义事业愤然蹈海的第一人陈天华……
人不可能选择时代，但是人却可以选择面对现实的方式。生逢乱世，是像湖南人一样葆有一份良心和血性，还是因循守旧、明哲保身，答案是清晰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份良心和血性有很大局限性，尤其是当它们遭遇昏庸、腐败的围剿之时。下述英才的“非正常死亡”足以说明一切：
光绪11年，左宗棠听到《中法条约》签订的消息，气愤填膺，连呼：“出队，出队，我还要打！这个天下他们久不要，我从南边打到北边。我要打，皇帝没奈何！”因为恶气攻心，他呕血数升，猝然而逝。
中法战事爆发之后，年逾古稀的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衔主持中越边境的军事行动，所部大将冯子材等人相继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他正要乘胜收复越南的时候，李鸿章却见好就收，上演了胜方急于媾和的怪剧。彭玉麟郁闷之外，又受瘴毒侵袭，从此一病不起。
还有谭嗣同、陈天华，因患胃出血而英年早逝的黄兴（42岁），因肺癌、喉结核病逝于日本的蔡锷（34岁），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派人暗杀的国民党的智囊宋教仁（32岁）……更令人激愤的是八指头陀的屈辱而死——1912年，出任中华佛教总会首任会长的八指头陀，眼见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生攘夺僧产、毁坏佛像之类的事情，他受湘中宗教界人士的全权委托，到北京与内务部礼俗司司长杜关当面交涉。在内务部，杜关的态度既强硬又恶劣，说僧产原本得自募化，充公没什么不合理的。八指头陀予以分辩，把杜关驳得无词以对，这混蛋官员恼羞成怒，诟骂之余，竟动手抽了大师一记耳光。八指头陀受此屈辱，当晚胸膈作痛，第二天一大早就圆寂了。可是像杜关这样的货色，在某高官的庇护下，居然可以毫发无损，“好官我自为之”。
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接下来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屈辱的中国，怎样才能走出一条致胜之路？有识之士在思考、在探索。
湘人章士钊说：“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政治为枝叶，人才为根本。”胡林翼说：“凡办事，首在得人，……地方之事，以十万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为之而有余。”合肥人李鸿章更是自负得要命：“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只有一个人认识到人治、德治的局限，把目光投向了西洋的法治，他就是第一位驻英公使郭嵩焘。他说：“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受患也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也。”可惜他的话没有谁能听得懂。
没有法治，再多的良心和血性都将归于浪费。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地失算。”读了王开林这部书，如果我们不能透过这些个案，引发对法治、体制等问题的思考，那么我们的阅读就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原载《啄木鸟》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