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书评集萃(2)
“屁话”连篇
—读《改正了也是坏同志》
我有一个固执的偏见：真正的好文章、幽默的文章绝大部分在网上，因为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你可以对三大禁区、八个不许嗤之以鼻，直抒胸臆。有“海外最知名网上写手”之称的王伯庆，以其新著《改正了也是坏同志》（作家出版社版），为我的偏见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证据。
王伯庆此书是“献给所有（和我一样）追求快乐思索和轻松表达的人们”。“天大地大不如自家的祖宗大，河深海深不如老爸的恩情深。”国内的作家有这样写文章的吗？我们的文章承载着道义的光大，道德的灌输，道统的传续，道学的教诲等诸多任务，沉重得让人轻松不起来。每周写一篇“周记”，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都瞎编好人好事。要求毛头小孩写这样的“周记”，“就是教孩子从小撒谎。”
我们传统的说法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但那通常只适用于德治国家。在法治国家、信用社会里，“改正了也是坏同志”，因为你一旦有赖账的劣迹被记录在案，就没有人给你贷款了；雇主在雇佣你之前，花几块钱就能查出你的信用，谁愿雇佣有赖账前科的人？“在国内，失足一次不要紧，认个错还可以再骗。”这一套在国外就吃不开了。恶意透支，故意赖账的人，怎会是一句轻飘飘的改正就能由坏变好？那些只言片语或三招二式就能使人转变、嘴上功夫了得的国人（还可以获得中国特色的高级职称），窝在国内实在可惜。他们应为联合国排忧解难，靠纵横捭阖之才消弭巴以人民的夙仇，或调解巴尔干塞阿两族的积怨，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报刊上曾经刊登过这样一件真事：有一中国人在德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工作。最后他闯进一家公司，非要问出被拒聘的理由。答案很简单：你有三次无票乘车的记录。德国无人售票公交车抽查率不及5%，逃票被抓率可能更低，你却有三次逃票记录，哪家公司敢要你？此博士大概只能回国来爱国了。
我们的有关部门对预防犯罪很有办法，如屏蔽不合法、不健康的网站或删除不符合国情的文章，但对惩治犯罪似乎重视不够，没有或不愿把有诈骗、赖帐、逃票等恶行的“坏同志”名单放到网上，以免更多的企业、公司、机关在招工、合作时提高警惕，致使“坏同志”们一再得手，个人、企业、国家一再遭殃。
本书的压卷之作《道德文章》意义深远。高士奇和纪晓岚都把人和文分成三类：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一类更比一类差。南怀瑾先生说：提起笔来面对稿纸，一想到我要做文章了，就写不好了；想到我要放屁了，就轻松多了。放屁就要痛痛快快，有什么放什么。
无独有偶，杨绛先生在回忆其父亲的文章里说，其父当年常为报刊撰文，有得意文章，就说：今天又在报上放了一个大臭屁。有屁憋着，或按照别人的意愿放，那多别扭，也违背天性。国内报纸上的一些文章，常能以小见大，唱出一曲曲“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颂歌来。这类文章，同“文革”的大批判文章没有两样，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一个是批倒斗臭，一个是歌深颂透，其实质，都是无限上纲上线，很少真情实感。而写了真情实感，没有豪言套话，你可能就作文不及格，无缘晋身为高校精英。
对于道貌岸然，王伯庆也另有解会：封建官员，常想把自己打扮成圣人，特别是政治上无能时；统治者对修身治国提出了太高的标准，又不敢对老百姓去讲，他们自己也做不到。积贫积弱的南宋，却为人类贡献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道的道学。打不过金、元的精兵，却盯紧了自己臣民、妻妾的裤头，宣传什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就曾对见了强盗就跑，却逼着“失节”的女子杀身尽节成烈女的“正人君子”予以痛斥。从隋炀帝杨广到道学家朱熹，从肯尼迪到克林顿，哪一个是言行一致的真道学？总统或皇帝尽人欲无可厚非，自己尽人欲却要选民或臣民灭人欲就属于欺人太甚了。
王伯庆行文，大有《何典》作者张南庄的风味：前一句典雅古拙，后一句鄙俚风趣。如：“不要以为‘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缺了红萝卜照样办席。”又如：大妹子们，“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难得理想尽意处，凑合着使唤俺们吧。”王伯庆更兼文理皆通，汉英都懂，将西土现状、东方典籍、“文革”语言、流行歌曲巧妙地嫁接在一起，写出了一篇篇的妙文。
美国融融先生的推荐文章，题目就是“美文如屁”。据为此书做漫画的夏大川说，这种屁还是经过压缩、克制的：“有些篇章未能保留在最后定稿中，很是可惜。”即使如此，国内读者也是有福了。
藏策及“藏氏理论”
—读《超隐喻与话语流变》
先谈作者，后说作品，因为绝大多数读者的兴趣集中在“鸡”而不是“蛋”，否则也就不会火了那么多文化明星：于丹、易中天、阎崇年、隋丽娟……
藏策是位优秀的学者型编辑，我们还都在为选题绞尽脑汁的时候，他已超额完成了策划任务，躲到一边偷着乐，忙自己的研究去了。文字是编辑的基本功，现在有了黑马校对软件，编辑的文字工作部分可以由电脑完成，考察编辑的一个更重要标准，应当是看他的策划能力。看看他近几年策划、主编的书就可知道他在主业方面的成绩：《法兰西语境丛书》、《法兰西学术丛书》、《西方学术名家丛书》、《法国大学１２８丛书》、《旅美学踪丛书》、《徐志摩全集》……他还是天津社科院出版社的《符号学译丛》的副主编。
２００１年，藏策在《中国摄影报》发表了《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等６篇系列论文，在摄影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８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中国摄影报》联合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围绕藏策的系列论文进行座谈。当时藏策还是个只有中级职称的普通编辑。《法国大学１２８丛书》业已成为天津人民出版社重点长销书，已经出版了十几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２００４年１月，《淮南师范学院学报》以头条发表了藏策三万多字的长篇论文《话语流变中的“工人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特设专栏予以全文转载，这在那家核心刊物属于创举。现在，藏策终成正果，出版了他多年的研究结晶——《超隐喻与话语流变》。
谈到“藏氏理论”，我以为还得从“提喻论”说起。在《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中，藏策指出：摄影中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提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整体的本质意义在部分中得到体现。摄影又可视为是一门“提喻”的艺术（p.197）。此论一出，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法国瑞士双料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史忠义，不但认可了“藏氏理论”即使放在国外的相关理论中，也是处于前沿地位的说法，而且还在自己翻译的两大卷《诗学史》的《代译序二》中，在更宽阔的范围予以阐释：“每一次艺术创作，实际上就是审美的喻说的反映的创造论的艺术本质和艺术总体的提喻。”不仅如此，史忠义还促成了《中国摄影报》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联合举办专题研讨会。会上，罗兰？巴特研究专家、翻译家、符号学专家张智庭教授（后来获得法兰西国家PALMES教育骑士勋章）说：藏策“在小说理论与图像修辞以及图文的‘互文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都已超越了罗兰？巴特。”并表示愿意把“藏氏理论”译成法文，介绍到国际上去。张智庭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他的评价应当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不可能有吹捧的嫌疑。
藏策的“提喻论”丰富了雅各布森的相关理论。雅氏认为：诗是隐喻的，叙述文学是换喻的。这只是笼统而言。而诗在此大概更多地指短诗，如爱伦？坡所说：诗都是短的，长的不是诗。诗是隐喻的，但不妨碍诗中的换喻，所谓“广喻博依”，如苏东坡长达336言的两首《百步洪》，第一首中：“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句中用了七个比喻。5000行的诗肯定不是抒情诗，5000行的一腔情一口气抒出，那得需要多大的肺活量，那就不是抒情而是矫情了。5000行的叙事诗是隐喻还是换喻呢？叙述文学是换喻的，那么，“天哪！女王怀孕了。谁干的？”是换喻还是隐喻呢？这可是英国获大奖拔头筹的微型小说，满足了必须同时涉及宗教、神秘、王室、性诸种要求。再如秘鲁—西班牙作家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套盒》中反复征引的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德罗索的一秒钟小说杰作《恐龙》：“当他醒来时，恐龙仍然在那里。”属于换喻还是隐喻呢？
藏策在提出“提喻说”时，就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如即使把照相机绑在腿上不停地按快门，也只不过是提喻的不断重复而已，与真实不能划等号（你在选择到哪里去摄影时，就已经对这个世界进行了“提喻”，就不是“自然”行为了。纪实摄影只是追求真实感而已，绝不就等于真实。正如没有真相，只有对真相的追求与叙述）；再如组照、拼凑就是换喻（如绘画中的连环画或朱德庸、杜彭的四格漫画）。依照喻说理论，杂文、相声是否应属于讽喻？现在杂文不像杂文，相声不像相声，恐怕是背离了讽喻的本质。
如果说“摄影是提喻艺术”只是对喻说理论的“接着讲”，那么，“藏氏理论”中的“超隐喻说”则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博导、教授赵毅衡说：“‘超隐喻’这个术语，起得太好……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各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序》）用藏策的话说：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超隐喻是一种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编码，也是一种俗套。其往往是在“天理”与“人事”等项的“超隐喻”中，使“隐喻”不再是某种修辞，而变为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自序》）
在本书中，藏策对“现实主义”“民间”等超隐喻进行了精彩的解构。“任何‘观念’都不可能是不容置疑的，更不可能是理所当然的。（p.262）”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乔纳森？卡勒的“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表达的都是同一种思想。哪里有什么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观念？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背后往往是不可理喻、不可思议的猫匿。超隐喻戳到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死穴，令人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钱钟书合采慎到、韩非“二柄”之称，并引用斯多葛派哲人“万物各有二柄”(Everything has two handles)的说法，提出了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的观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管锥编》）”并举例说，同是水中月，比喻至道，是叹其玄妙，是褒义；比喻浮世，则斥其虚妄，是贬义。超隐喻的特征是一事物只能有一种解释，或者说，一种喻体只能有一柄一边，也就是说，一种事物只允许有一种引申义，把不定冠词a当成了定冠词the，把普通名词当成了专有名词，如人民、国家，专有名词就更不允许有第二种解释了，如长城、黄河。它们分别被喻说为牢不可破、文化的起源（黄河过去在黄泛区人民眼里是灾难的象征；长城的英文是the Great Wall，翻回来就是“长墙”，类似马其诺防线，旧时代是封闭、防御的符号，对孟姜女等劳动者来说意味着无尽的苦役和血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不容置疑不可追问”是中国特色，避讳是其中一种表现。有一个段子说：唐末的冯道家里来了道士诵讲《道德经》，为避主人名讳，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被讲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老子》中的“治大邦，若烹小鲜。”因为要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就被改成了“治大国，若烹小鲜。”恒山（大茂山），因为避汉文帝刘恒和宋真宗赵恒的名讳，而改为常山。陈垣先生有一部专著《史讳举例》，提到了各式各样的避讳实例。
封建社会里人们只做不说，言行不一。“人生百味，有行之坦然悍然，而言之则色赧赧然而口呐呐然者。既有名位，则于未达时之无藉无赖，更隐饰多端。（《管锥编》）”中国的禁忌史与文明史同生共长，旧的禁忌消除了，新的禁忌又层出不穷。不但当下有些事不容置疑不可追问，有的历史也是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如，五四运动80周年，京城某大学举办学术研讨会，有司指示：不提倡有新观点。没有新观点还开什么研讨会？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历史还有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义和团……超隐喻还可举出很多：国家、祖国、主人、弱势群体、公仆、官员、人民、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没有不是的父母，只有不是的子女……
本书是论文集，时间跨度超过十年，书中有些段落、字句会重复甚至多次出现，如香港科技大学／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高辛勇：“价值和意识形态是由语言来夹带，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意识形态）因此也难以破除。”再如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杰姆逊：“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完全是一种技巧。”“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我们只要记住李敖的名言：重复的都是重要的。就可以了。千万可别跳过去不看。
“超隐喻”与“潜规则”可以说是绝配妙对，揭示了中国官场和社会文化的本质。“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人人遵守，个个缄口的就是潜规则。崇高神圣，不容置疑不可追问不能研究不能说不的绝对真理就是超隐喻。“超隐喻”也会像“潜规则”一样深入人心、获得广泛认同，成为大众的口头禅流行语。吴思的“潜规则”已经写成了专著，藏策虽然得心应手地运用“超隐喻”剖析社会、考察文本、细读小说、解构摄影，但要形成更大影响，还有待于将此理论完善，写成专著，当然还有他的“提喻论”。
藏策非学院中人，却能将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学、福柯的话语理论、格雷马斯、克里斯特娃的符号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齐马和杰姆逊的新马克思主义以及俗套理论、互文理论等熔于一炉，推陈出新，自创理论，获得诸多专家学者的赞誉首肯，除了勤奋，还要加上天分。起码为自己争了气。可惜没有遇见蔡元培、熊庆来，也就没机会像梁漱溟、华罗庚那样进大学去讲课、当教授。时乎？命耶？
雾里看“贼”
—读“小女贼系列”
读了钱海燕绘本《小女贼的猫腻》，感觉有话要说。待重读“小女贼系列绘本”其他四册后，似乎又无话可说了——警句、俏皮话全都让钱海燕说完了，那是相当地过瘾；赞誉、关切的话这五册书的七篇序、跋都写过了，那是相当地感人；邵华泽、余秋雨、宋遂良等大小名人对绘本的价值、特色一针见血的评论也都印在了书上，那是相当地到位——基本没我什么事了。
作为一普通读者、准五旬老汉，自以为看过几本闲书，轻易不会激动了，可第一次见到“小女贼绘本”，仍然是兴奋莫名，一口气读完，第二天就推荐给读高中的女儿看，她又推荐给上初中的表妹，表妹又推荐给自己的父母……《二十四史》我曾借给别人，“小女贼”则不能——全被我女儿据为己有了。可见，其绘本“受到各年龄层读者的喜爱”绝非吹牛。从那时起，只要得到一本“小女贼”，就藏在书包里，晚上在床上一口气读完，第二天再交给女儿——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女儿优先”，唯独“小女贼”，我一定得先看。
耳濡目染，“小女贼”名言也能记住几条了，一有机会就给亲朋好友来上一则或在文中引用一段，如：“敌人或知己，越少越安全”；“沉默、退缩、拒绝——吸引男人的三种最佳途径”；“现在的人敞开心胸，大概只有在手术台上”；“婚姻像一本书，它的封面是艺术，里面是账簿”；“有两个时期男人会完全不理解女人：一、婚前，二、婚后”；……众人惊叹，我赶紧解释：这不是我说的，是钱海燕语录。我心里说：这些话要是我说的那该多好哇。我自己也很惊讶：钱海燕年纪轻轻的，生活、工作都一帆风顺，她怎么会对人性、对社会、对爱情婚姻有如此透彻的理解，而又表达得那么清晰、那么俏皮。有人说她是自由主义者、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者，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冷眼观世，热心做人。“爱情其实也，嗯，挺美好的。（《裙子和裤子？后记》）”读了上面的箴言，你相信这也是钱海燕说的吗？对这位才女，我是由衷地佩服。
据说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你美貌，就会收回你的智慧。可为什么对钱海燕就格外偏爱——既给了她出众的容貌，又给了她非凡的智慧呢？她那灵秀的小楷、美轮美奂的绘画、时而幽默时而温馨的妙文，令人爱不释手。她同时在几十家报刊开专栏，在国内外绘画、写作比赛中多次获奖。书、画、文皆臻妙境，尤其是文章和为画配的类似格言的文字，大雅大俗，亦雅亦俗，既体现深切的人文关怀，又表达独立自由的人格。她的画兼具文人画的含蓄和漫画的简洁。小楷飘逸秀美，颇有功底（而我，每月奖金都请别人代领——字太拿不出手，不好意思签名。）书、画、文，有一项突出就可以自豪了，钱海燕却全占了，怎能让人不嫉妒？
《小女贼的细软？自序》中说：“常常画到凌晨三四点眼睛还亮亮的，像失眠的猫……”“画瘾发作时，可以把自己锁在屋里昏天黑地一画三五天，偶尔步履飘忽脸色苍白地出门买点吃食……（宋遂良）”有过熬夜经历的人可能就会想到：她的心脏大概不会太好。天分加勤奋，成就了钱海燕今日的荣誉，也使她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钱海燕是个“有情有意、无遮无拦的女子”（宋遂良），对家人、亲戚、朋友有求必应，有时还帮助小贩和素昧平生的出租车司机。像她这样爱孩子，爱动物，爱花，爱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很善良，尽管她说话很刻薄。她思想前卫，行为传统，待人以诚，远离尘嚣，有烟火气，无世俗心。朋友说我：青年迷老钱（钱钟书），壮年迷小钱（钱海燕），大概差不多。但真正的“钱迷”今天对小钱也会像当年对老钱那样：爱其字，爱其画，爱其文，但远远地关注她，不去打扰她；而绝不可能谬托知己，自诩知音，自作多情地索文、要画、求字。
“我愿她爱，被爱，所爱有回报；画，慢慢画，画长长的一生。（钟华《小女贼的猫腻？跋》）”说得真好！这也是我们大家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