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始终相信非裔美国人宗教传统的力量，那是一种可以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而今天在座的一些领导者就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力量。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黑人教堂更能切身体会到《圣经》中的一些教义，例如要让饥寒交迫的人们吃得饱、穿得暖，要敢于挑战权威等。从他们争取自由和人权的斗争过程中，我明白，信仰不仅仅是身心疲惫者们的安慰，也不是逃避死亡的避难所，而是这世界上让人变得主动积极、触手可及的东西，是希望的源泉。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对于苦难的切身理解，再加上苦难正是在困境中坚持信念的基础，教堂的工作使我学会了从另外一个视角看问题。我想今天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说明。
有了信仰不代表你就没有了疑惑。
你需要来教堂的最初原因就是因为你是这世界上的唯一，而不是世界的旁观者。你需要拥抱上帝，正是因为你有罪行需要饶恕，是因为你是个凡人，在艰苦的人生道路上需要有人陪伴。
正是出于这些深刻的理解，终于有一天，在芝加哥南郊95街的基督教三一联合教会，我穿过那里的走廊，受浸成为基督徒。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并非是因为看到了神灵的显现。我一直存有的疑问也并没有因此而奇迹般地消失。但在那个南郊教堂里，当我双膝跪在十字架面前时，我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召唤。我让自己听从他的意愿，并全身心地追求他所颂扬的真理。
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无论是福音派基督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都经历过和我类似的精神历程。有人生来就是教徒，其他人则遇到过生命中的转折点。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就和其他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信仰与价值观的力量源泉。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真诚希望和别人谈论一下他们的想法，为他们着想，交流彼此的希望和价值观，那么作为进步分子，我们就不能完全舍弃宗教这个话题。
倘若我们不去讨论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称职的基督教徒、穆斯林或者犹太教徒，倘若我们只是消极地谈论是否应该做礼拜，哪里不应该做礼拜，而不是去积极地讨论我们对于彼此的义务何在，倘若我们总是对宗教场所和传教节目敬而远之，因为我们认为教徒们不会欢迎我们，那么总有别人会来填补这一空白，那就是那些信仰狭隘或者利用宗教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人们。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同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宗教教徒们接触，告诉他们我们所坚持的立场，那么杰里·福尔韦尔、帕特·罗伯逊和阿兰·凯斯之流定会继续当道。
更根本的原因是，进步人士对于宗教内容的抵触，使得我们无法有效地从道德层面来解决问题。其实有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文字游戏。如果我们将所有含有宗教含义的词语都删除，那么我们就消灭了这些宗教意象和术语，而上百万美国人民正是通过这些才了解到自己的个人道德观与社会公平的含义。
我们只需想象一下，如果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没有谈到“主的审判”，或者金牧师“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没有提到“上帝所有的孩子”，那将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正是他们这饱含真理的召唤，鼓舞无数人实现了看似无法实现的梦想，将我们的祖国引向了共同使命的怀抱。
作为进步分子，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国家这一道德基础，那么这种失败则不仅仅是文字方面的了。我们对于“说教布道”的恐惧也使得社会道德观和文化观在解决我们目前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大打折扣。
毕竟，贫困问题与种族歧视问题、没有社会保险与失业人口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在寻求完美的“十点计划”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层面问题。这些问题深植于社会的漠不关心与个人的麻木不仁，源于人类的不完美之处。
解决这些问题的确需要政府政策的改变，但也要求我们的内心和思想同时进行改变。例如，谈到让枪支远离市区这个问题时，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也会要求枪支制造商做到这一点。但我同样相信，当一个持枪歹徒面对着人群疯狂扫射的时候，他一定认为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赢得过别人的尊重。我们的社会就存在这样一个道义问题，这个年轻人的内心中有个缺口，而这个缺口单靠政府力量是无法弥补的。
我相信我国的反歧视法规应该大力执行，但我同样相信我们国家各个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应实现良心和道德上的转变，并发自内心地接受多样化。这样取得的效果要比大批律师制定的法律所起的效果要好得多。更何况，他们企业当中还有更多的律师。
我认为，我们应该将纳税人的钱更多地投入到对贫困家庭孩子们的教育当中去。我认为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 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 Edelman）是一位贫穷的黑人浸信会传教士的女儿，在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美国南方长大。她靠打工念完了大学和法学院，之后来到首都华盛顿，成为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穷人进军运动”的法律顾问。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1973年在华盛顿创建了“儿童保护基金”互助组织，帮助贫穷、患病、被人忽视以及受虐待的儿童，因其卓越的贡献，被称为“美国之母”。
]一生的成就都说明了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分配国家资源时，应该优先考虑的是解决什么问题。我同样认为，我们有义务让他们多学习避孕知识，防止意外怀孕，降低堕胎率，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来到人世间的孩子都会受到父母的喜爱与珍惜。
不过，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培养孩子，那么等到他年老之时，也不会背离这个道路。因此，我认为正确的信仰和指导可以加强年轻女孩子的自我意识，年轻小伙子的责任意识与尊重他人意识，而这些都是年轻人进行两性亲昵行为之时所应具备的意识。
我并非建议每一个进步人士都能立刻理解宗教术语，这样做会十分危险。没有什么比不真诚的信仰表达更为虚假的东西……我们不想看到一些政治家走进教堂，随着唱诗班不着调地鼓掌。我们不需要这些。
其实，我并不相信只有教徒们才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我更喜欢那些有良好道德品质，同时也并不与现实世界脱离的人。他们在谈到自身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时，也从不会将自己伪装成多么高尚的人。他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没有人需要这样做。
不过我还想说明的是，如果教徒在参与公众生活之时，世俗之人要求其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种行为也是完全错误的。无论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1818—1895），19世纪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领导人。奴隶出身的道格拉斯是著名的改革家、作家和辩论家。他的一生致力于废奴和为黑人权利而斗争，同时，他还是第一位在美国政府担任美国外交使节的黑人。
]还是亚伯拉罕·林肯，无论是威廉·詹宁斯·布莱恩[ 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s Jennings Bryant，1860—1925），美国政治家、律师。能言善辩，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1896、1900、1908），均失败。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因对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意见与威尔逊不一致而辞职。他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反对进化论。
]、德罗茜·戴[ 德罗茜·戴（Dorothy Day，1897—1980），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天主教徒。
]还是马丁·路德·金，这些美国历史上的伟大社会变革者中的大部分人不仅仅受到了信仰的鼓舞，而且不断地运用宗教语言来阐述自己的事业与征程。所以，如果说人们不应该在公众政策辩论过程中引用个人的道德观念，这绝对近乎荒谬。我国的法律本身即是道德规范的编纂，许多内容都源自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观念。
除此以外，如果进步人士抛却一些个人偏见，我们就会发现，当谈到我们国家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发展方向时，无论是教徒还是不信教的民众都会有一些相通的价值观。我们会发现，“号召为下一代作出牺牲”、“不仅为自己着想，还要考虑他人”，都是全国上下各个宗教组织发出的共同声音。而且我们还有可能会发现，我们有能力接触到福音派基督教徒，让上百万的信教人士都加入到更为广泛的复兴美国行动中来。
其中的一些行动已经开始了。牧师们……正在广泛地扩大影响力，以更好地抗击艾滋病、为第三世界减免债务以及解决地区性问题；宗教思想家和活动家们……也不再受《圣经》禁令的局限，主动帮助穷人，作为动员基督徒们反对减少社会项目预算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的解决方法。
同时，我们在国会中也需要基督徒，需要犹太教徒和穆斯林，一起来谈论遗产税的问题。当在有关遗产税问题的争论中，有人提议从社会项目资金中拨出十亿美元给那些不需要甚至不想要这笔资金的少数人时，你就会明白我们的政治辩论需要引入道德标准。
全国上下，我们每个人所参与的教堂，我的教堂和你们的教堂，都在资助日托项目，建立老年中心，帮助有犯罪前科的人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重建海湾。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善意的教徒和世俗的人们之间目前的关系依旧若即若离，我们应当如何进一步建设这种关系？这的确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比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还要多许多。宗教分歧涉及的各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互相猜疑也要直接予以解决。各方都应当接受一些基本的合作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