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学生一年的平均收入仅有两万五千美元——如果你是非裔美国人，那么收入还会再低14%。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两倍。我们正在掉队，如果想要我们的孩子也拥有我们曾经拥有的机会，那我们必须努力齐头赶上去。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作出了什么努力呢？
当我们发现美国高中的辍学率在工业化国家中最高时——在非裔和拉美裔的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更高——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高中高年级学生数学和理科考试的成绩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都低，而这些领域的专长技能又是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的通行证时，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升入九年级的每一百名学生中，只有十八名——十八名——在高中毕业六年之内能获得一个大学学历，不管什么样的大学都算在内，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看到残破的学校，破旧的课本，挤满了学生的教室时，我们做了什么？
我现在来说一说华盛顿政府所做的事情。在华盛顿，他们会在某一天探讨教育的重要性，转天就会签署削减税收的法令，使得我们的学校因缺少资金援助而更加难以维持下去。他们会讨论《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然而当情况很明显，他们没有把钱落实到位时，他们就一言不发了。在这周国会通过的预算中，他们通过了削减一千亿美元税收的计划，更不用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拨款数万亿美元给少数利润巨大的公司。
一千亿美元啊！想一想，如果把这些钱投给学校建设，会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想一想用这些钱我们能建多少所新学校，我们能招来多少位好老师，我们可以给教室安装什么样的电脑和教学器材。想一想我们可以资助多少名学习刻苦努力但却无法负担学费的孩子上大学。
考虑一下这所有的可能性和机会，再考虑一下华盛顿所作出的选择。现在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认为我们彼此共有责任来保证学校资金充足，保证老师们能拿到合适的薪水，保证学生们能够负担起大学的费用。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作出努力的话，那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都负有责任。
我们的祖父母曾告诉我们，生为黑人，必须花双倍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是我今天就想问一问，我们能否如实地说我们的孩子有印度和中国孩子努力的双倍？而这些孩子们比我们的孩子提前毕业，考试分数更高，并且也掌握了他们在工作市场上将我们打得惨败的必备武器。我们能无愧地说我们的老师正双倍努力地工作？而我们的家长们又怎样呢？
有件事情是肯定的，我知道华盛顿的官员们肯定并没有作双倍的努力——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加以改变。因为如果我们希望教育体制有所变化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学校里不再那么拥挤，资金的供给更加公平；如果我们想要孩子们上一些能让他们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课程；如果我们想要老师们拿到和他们的水平相符合的工资，并且拥有培养孩子们所需要的设备的话——那我们需要鼓足半个世纪以前民权运动的先驱们所鼓起的同样的勇气。
因为和其他所有的事情比起来，这些纪念日——《选举权利法案》通过纪念日、《民权法案》通过纪念日，为自由而战晚宴成立日等等——它们都提醒我们，在美国，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成就非凡事迹的勇气。要促进变化从来都不容易，然而这却总是有可能的。变化的产生不在于暴力、武力或者使人们彼此对立，并从他们的恐惧心理中获利的政治，而在于高度的自制力和运行有效的组织，以及人们心中强烈的希望。
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时，我们要思考自己该如何去做？我们该如何扫清华盛顿冷漠、党派纷争严重并且一切照旧的风气？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再次去寻找希望，因为我们的前人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而他们成功地渡过了难关。
从我个人来讲，每当想起在竞选美国参议员过程中的一次旅行，我就找到了那种希望。
初选之后大约一星期，迪克·德宾[ 美国伊利诺伊州参议员。
]和我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开始了一次十九城市之旅，其中去的一个镇子叫开罗。你也许听过这个镇，因为这个镇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就因为是全国种族歧视现象最严重的地方之一而声名不佳。当地的白人协商会很激进，那里各种事情都能发生，把人绑在十字架上烧死，犹太人的家庭遭到扰乱，种族隔离学校，种族暴乱——这一幕幕惨剧都在开罗上演。
我们开车驶向开罗，迪克·德宾转向我说：
“让我跟你讲讲我第一次来开罗的情况，那是大概三十年之前的事了。我当时二十三岁，那时的副州长保罗·西蒙派我去开罗进行调查，看看能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善当地的种族现象。”
接着迪克跟我讲了他如何不辞辛苦地来到那里，由一个当地的居民接站并开车载他到他要住的汽车宾馆。他下车时，司机跟他说：
“恕我直言，让我给你个提醒吧。不要用你房间里的电话，因为电话的总机接线员是白人协商会的成员，他们会汇报你所做的一切。”
当然了，这让迪克·德宾有些沮丧，不过他是一个勇敢的年轻人，所以他住进了他的房间，放下他的包。几分钟之后，他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他看到有个家伙站在门前盯着他愣了一秒钟，然后说道：“见鬼，你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就走开了。
现在，迪克很有些担心，我也是，因为他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开罗了，因此我开始想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们开着车穿过镇子，经过旧政府大楼，转了个弯，突然眼前就是一个大停车场，大约有三百个群众都站在那里。其中约四分之一是黑人，四分之三是白人，他们看来都很年轻。倘若在三十年前，他们一定会积极地参与到那场划时代的民权运动的斗争当中。
我们的车子越来越近，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同。所有的人身上都别着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着“支持奥巴马竞选参议员”。然后他们开始微笑，开始挥手。迪克和我对视了一下，什么话都无须再说。因为三十年前，如果你告诉迪克——一个出生在圣路易斯东部的贫穷立宛陶移民的儿子——他将作为美国在任的参议员重返开罗，并且和他并肩做伴的是一个出生在夏威夷的，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堪萨斯人，名字叫做奥巴马的黑家伙，没有人会相信。
但是事情确实发生了，因为约翰·路易斯和几十位勇敢的美国人站在那座跨越隔阂的桥上，并成功地过了桥。
你们知道，“血腥星期日”[ 1965年3月7日，六百名黑人抗议者在塞尔马的埃德蒙佩特斯大桥遭白人警察袭击，当时有一百人被殴至流血倒地，后被称为“血腥星期日”，被认为是美国民权运动的转折点。
]两周以后，当示威的队伍最终到达了蒙哥马利时，马丁·路德·金对数千名群众说，“道德世界的圆弧固然很长，但它终究偏向正义的一方。”他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吗？圆弧自己不能偏转，之所以偏转，是因为我们用力使它偏向那个方向。因为拥有非凡勇气的美国人，像约翰·路易斯，马丁·路德·金，罗萨·帕克斯，以及成千上万名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使它偏向正义的一方。现在他们的事迹穿过几代人的时空向我们发出了呼喊，我们要作为一个民族继续前进，因为他们鼓舞着我们伸出自己的双手，来偏转这一道德的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