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农民可以为拯救土地作出贡献，对他们来说，很多事情是举手之劳，而且他们能做的也只有那些。如果一个农夫砍倒了山坡上大部分的树，将牛赶到空地上吃草，任由山坡上的泥土被雨水带走，只有他在别的地方表现得当，那么依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他在自己的地里撒石灰，改进耕作方法，那么他依然可以领取关于土壤保护的所有津贴和特别待遇。这里原本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可是由于运作不合理，后果被破坏了。究其原因，是我们太过胆小，而且急于求成，没有向农民解释清楚他们所承担的义务的重要性。如果缺乏道德良知，那么义务就不会被执行。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社会良知推广到土地保护方面。
只有我们改变体制观念、信仰程度、个人爱好等方面，从内在开始改变，才能促进伦理规范的变化。当前，自然资源的保护并没有涉及到这些方面，这是比较明显的事情，原因就在于，自然资源保护尚未进入哲学和宗教的视野。我们试图将自然资源保护工作变得简单，却没想到弄巧成拙，让这些工作变得更加复杂、微不足道。
土地伦理的替代品
当历史需要面包，而我们却给了它一块石头时，我们总是想尽招数解释这两者之间是多么的相似。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些“石头”，它们取代了土地伦理这块面包。
当自然资源保护的基础建立在经济目的上时，会随之产生一个必然的缺点，那就是该系统中的多数成员没有经济价值。野花和燕雀就是这样个一个例子。威斯康星州有超过两万两千种本土动植物，然而其中是否有百分之五可以当做肥料、食物或提供其他经济用途？对此我们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整个生物群落的成员。在我看来，生物群落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先保持完整，而这就是那些动植物存在的理由之一。
当这些不具备经济价值的动植物濒临灭绝的危险，而且恰好我们对它们情有独钟，那么我们便会寻找各种借口，为它们制造一些经济价值。本世纪初，燕雀差点灭绝，于是鸟类学家立刻开始抢救它们，并且为它们编造了一些重要性，尽管这些理由并不靠谱。他们说，如果失去了鸟类，昆虫就会过度繁衍，最终摧毁我们的生存家园。而且为了让理由有说服力，还要给它添加经济性。
如今，我们读到这些借口，心中总会感觉痛楚。虽然我们依然没有建立土地伦理道德，但是我们开始承认鸟类生存的权利。虽然这种鸟未必有经济价值。
在肉食性哺乳动物、猛禽和以鱼为食物的鸟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生物学家曾经声称，这些动物杀死小动物，客观上促进了猎物的健康；这些动物控制了啮齿动物的数量，对农夫有所帮助；或者说它们只捕食“没有价值”的动物。为了使这些理由站得住脚，必须让它们具有经济性。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看到了比较客观的论证。人们认可了掠食动物作为生物群落一员的存在，认为不能为了某种或真或假的好处猎杀它们。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进步的观点还只存在于人们的嘴边。在野外，人们依然尽情地朝着掠食动物开枪。举例来说，国会、自然资源保护署以及许多州议会都支持杀狼的行动，狼群濒临灭绝。
有的树木生长速度缓慢，有的树木作为木材缺乏经济价值，所以那些只关心经济利益的林务官把它们从树林中消灭了。北美崖柏、美加落叶松、刺柏、山毛榉和铁杉都遭遇了这种不幸的命运。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欧洲的林业发展居于领先地位。很多树木尽管没有商品价值，但它们作为森林群落的一员被认可，因此得到了生存空间。而且，欧洲人发现森林中的很多树种和动植物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时，不仅某个物种或种群缺乏经济价值，整个生物群落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沼泽、泥沼、沙丘和沙漠。通常，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会将它们改造成保护地、公园或者纪念场所，并且将保护工作交给政府。但困难在于：这些地区通常分散在经济价值较高的私有土地上，政府无法控制这些地区，也无法将其全部买下。于是，我们只能坐由更大的地区将它们吞噬。如果那些私有土地的主人具有生态学眼光，那么他会主动保护这些地区，并且为它们感到骄傲，因为它们让自己的农场和社区变得多姿多彩。
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认为那些地区经济利益非常低下的看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可是人们了解到这一点，总是在失去了它们之后。眼前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人们曾经排干了巨稻鼠栖居沼泽的水，现在却又争先恐后地往里注水。
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凡是私有土地拥有者没有做好的工作，都交给政府来完成。于是，无论在林业、牧场、土壤、集水区管理之中，还是在公园、野地保护、渔业管理、候鸟管理等领域，政府所有、政府运作、政府津贴等随处可见，而且还在不断扩展。政府担当的角色是合理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我很赞同这种做法，并且将大半生的时光投入到了这种工作之中。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性是什么？政府能够承受所有因此产生的开支吗？政府的保护工作是否会和乳齿象一样，因为体积过于庞大反而活动不便？假如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那么想必就是土地伦理道德，或者是其他力量，总之它们可以将更多的责任交由私有土地所有者。
产业用地的所有者们，特别是木材商和畜牧业者，常常抱怨他们的土地受到了政府的管制。如果他们愿意主动承担自然资源保护的工作，这种抱怨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但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这么做。
当前，当私有土地拥有者被要求为了群众利益做一些事，而那些事恰好又没有经济利益，他们只会耸耸肩表示无能为力。假如这么做需要消耗他的金钱，那么他的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这么做只需要他浪费一点时间，或者表现得更大度一些，那么他们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再做回答。
近几年来，土地津贴的花费增长惊人，主要是用于政府自己的机构进行保护教育，比如土地部门、农学院和推广服务机构等等。然而根据我的了解，这些机构并没有将土地保护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教育人们。
总而言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系统如果只以利己为目的，那么它是不平衡的，必然没有希望。这些系统往往会忽略土地群体中的很多没有商业价值的组成分子，甚至将它们消灭，尽管它们在健全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许在这种系统看来，生物时钟只要有经济性零件就能用运转，非经济性零件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系统将大量的复杂的工作扔给了政府，使得政府应接不暇。
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私有土地拥有者建立土地伦理的觉悟，并自觉承担责任。
土地金字塔
如果想要为补救和指引土地与经济关系建立一种道德规范，那么必须有一个前提：梳理将土地看作是生物机制的观念。只有当我们看见、感觉、了解、喜爱或者信任某个事物时，我们的心中才会激发出伦理感。
在自然资源保护教育中，经常提及“自然的平衡”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并没有准确地表达我们在土地机制方面拥有的知识，原因太过冗长，在此我就不再赘述。“生物金字塔”这个概念则要贴切得多。首先，我将土地机制描绘成金字塔的模样，并且从土地的使用方面对此进行解析。
植物吸收转化太阳的能量，之后，这些能量在生物群落中不断流转，我们可以将这个生物群落用一个多层的金字塔形象描述。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土壤，土壤上层是植物层、植物层上面为昆虫层、昆虫层上面为鸟类和啮齿动物层，这样经过了许多动物层之后，到达了金字塔的顶层，那里是大型肉食动物。
每个层级中的物种具有相似性，但这并不表现在来源、外形相似，而是表现在食物相似。在金字塔中，每一层都从它的下层获取食物，并且为自己的上一层提供食物；随着金字塔层级的提高，动物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每一只食肉动物有数百只动物可以食用，而这些动物又可以把数千只下层动物作为食物，而后者可以将成千上万的昆虫作为食物，而昆虫则可以食用不计其数的植物。在这个金字塔中，从顶层到底层存在着有规律的数目差异。人类处于中间层，和那些既吃肉也吃植物的熊、浣熊、松鼠一样。
这条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服务的路线，被叫做食物链。曾经，土壤——橡树——鹿——印第安人是一条常见的食物链，现在基本被土壤——玉米——牛——农夫的食物链所代替。包括人类自己在内，每个物种都是食物链的一个环节。鹿不仅吃橡树，也吃起其他许多种植物；牛不仅吃玉米，也吃其他许多种食物。所以这两者在许多条食物链中都担任着一环。金字塔是由无数的食物链组成的，无比复杂，似乎缺乏秩序。然而整个系统非常稳定，说明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体系。它的各个部分既合作又竞争，共同维持着系统的稳定运转。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很矮而且很粗，食物链短小简单。随着生物的进化，金字塔不断增高，食物链也逐渐变长。为金字塔增加高度和复杂度的数千种物种中，也包括了人类。科学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困惑，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生物群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根源于生物的进化。
所以，土地不仅是单纯的土壤，也是一个能量的源泉。这种能量从土壤流出、流经植物、动物、最终流回土地，不停地循环。食物链不断向前传输能量，死亡和腐败将能量送回土壤。这个循环是开放的，有些能量因为腐败而减少，有些能量却不断增加，还有的能量被贮存在泥土、泥炭和森林中。数亿年来这个循环连续不断循环着。一般来说，虽然能量会在雨水冲刷的过程中出现丢失，但数量并不大，而且岩石的腐朽会弥补这种能量损失。那些流失的能量被带入了大海，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后，重新形成新的土地和新的生命金字塔。
能量循环流动的速度和特质与动植物群落结构的复杂性有关，如同树液的流动与树木细胞组织的复杂程度有关。但假如结构过于简单，一般的循环也许就不会存在。结构指的是组成金字塔的各个物种的数目、种类和作用。土地的复杂结构和以土地为能量中心的循环的相互依赖，是土地的基本属性之一。
当循环路线的其中一个部分发生变化，其他相关的部分必须进行调整适应。变化对于能量流动的影响并非一定是负面的；进化的本身就是不断的变化，经久而漫长，最终让循环路线延长。不过，进化上的变化通常是局部的，而且进程相当缓慢；只有当人类发明了诸多工具后，这种改变才会变得猛烈而迅速。
植物群和动物群的组成发生了改变。金字塔的顶端，如今已不是大型的掠食动物；食物链变短了，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驯化的外来物种取代原来野生物种，野生物种被迫寻找新的生存地。在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动植物交汇中，有的物种在别处变成了有害生物，有的物种则灭绝了。这种结局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而且也不是人们愿意看到的。它们代表了整个结构中神秘莫测的重新调整。农业科学实质上是一场新害虫的出现以及同新害虫做斗争的竞赛。
另一种改变出现在能量流动的过程中。肥力指的是土壤吸收、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如果过度透支土壤肥力，或者在生物链过度增添驯化的物种，能量流动的管道会被破坏，或者土壤中寄存的能量会被耗尽。当土壤中的能量或稳定土壤的有机物消失了，那么土壤的形成和流失将会入不敷出，土壤侵蚀因此出现了。
水和土壤一样，也是能量循环的一部分。工业污染了水资源，或者建立水坝拦截水资源，因而可能将维持能量循环的动植物也一同毁灭了。
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改变：现在，生长在某个地区的动植物可能在别处被消费，并且成为了别的土壤的一部分。人们从岩石和空气中攫取能量，运到别的地方使用。鸟类在赤道另一端的大海中抓到鱼，从鱼身上汲取氮元素，而我们将含有氮的鸟粪当做菜园的肥料。诸如此类，以前那些拥有独立性和地域性的能量循环，逐渐被一个遍及世界的循环所整合。
生命金字塔会在人类改造它的过程中，将贮存的能量释放出来。在拓荒初期，所有的动植物，无论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也许都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这只是假象；而且这些假象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或延缓了人类应该受到的惩罚。
我将土地简单地描述为一个能量的循环，以此表达以下三个观点。
（1） 土地拥有广阔的内涵，不仅仅指土壤。
（2） 一个地区的能量可以保持长久循环，和当地的本土动植物发挥的作用密不可分；那些外来的动植物不一定能发挥这种作用。
（3） 与进化上的改变相比，人类造成的改变有所不同，而且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计。
鉴于以上观念，两个根本的问题出现了：土地是否拥有足够的调节力，可以适应新秩序？我们在完成预期改变的过程中，使用的手段能否更缓和一些？
对于猛烈的转变，不同的生物群落展现出了不同的忍受能力。比如在欧洲，凯撒时代的生命金字塔和今日的金字塔有很大的不同。一些大型动物从塔尖消失了；草地或耕地取代了曾经的林地；新的动植物来到了那里，有的变成了有害生物；依然存活的本土动植物在分布和数量上的变化显著。但是土壤依然存在，而且因为肥料的不断注入，它依然非常肥沃，水流也像往常一样流淌着。看来新的结构已经代替了旧的结构，而且在不断延续着。能量循环依然正常，没有发生明显的停止或混乱。
由此观之，西欧的生物群落抵抗力比较强，内在运转强健而富有弹性。到目前为止，不管改变多么猛烈，当地的生命金字塔总能适应那些改变，创造出适合人类及大多数其他本土生物居住的条件。
另外一个经历了剧烈转变而依然平稳运行的例子是日本。
而大多数的文明地区，和一些几乎未经开发的地区，都在剧烈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只是初级征兆，有的是恶性耗损，有的甚至出现了结构崩坏。在小亚细亚和北非的结构瓦解调查中，气候常常误导人们。很难解释是恶性耗损造成了这种状况，还是这种状况造成了恶性耗损。在美国，结构瓦解的程度因地区而异，西南部、奥扎克山脉，以及南部的部分地区，受到的侵害最为严重；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地区受到的侵害最轻。在一些侵害程度较低的地方，如果能够合理开发土地，这种瓦解可以被制止。在墨西哥、南美洲、南非和澳洲的一些地方，猛烈的耗损还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至于结果如何，我无法预料。
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土地结构瓦解，和动物身上的疾病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动物会以死亡作为终结，但土地不会以完全的瓦解作为终结，因为土地会进行自我修复。但在修复的过程中，土地的复杂性会不断降低，它对于动植物以及人类的承载力也会降低。目前，许多被看起来欣欣向荣的生物群落，实际上只能靠着过度开发的农业维持。也就是说，土地上的生物已经超过了土地的最大承载量。以南美洲为例，它超载了。
在干燥地区，我们改造土地，试图以这种方式填补不断发生的耗损。但这种改造很快就归于失败，收效甚微。在西部地区，即便最好的改造计划持续时间也没有超过一个世纪。
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生态学，都证明了这样一个推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越轻微，金字塔的调整适应就越有效。人口密度不同，改变的猛烈程度也相应地不同；如果人口密度高，那么就需要进行猛烈的转变。根据这个论断，如果北美的人口密度得到控制，那么与欧洲相比，北美的金字塔会更加稳定持久。
但是这个论断与我们现有的哲学观念相冲突；哲学观点认为，人口密度的小幅度增加，会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因此，如果人口密度无限制的扩大，人类生活将会变得无限制的丰富。但实际上，人口的过度增长，反而使得因为人口密度提高获得的收益不断减少。
我们不仅不知道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方程式，甚至不清楚方程式中所有的组成项。最近科学家在研究矿物和维生素时，发现了能量向上循环过程中许多意想不到的依赖关系：土壤对于植物的价值、以及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是由某些极为稀少的物质决定的。那么能量向下循环的过程呢？那些不断消失，已经被视为美学上的奢侈的物种呢？毫无疑问，它们在土壤形成中发挥了作用；但在土壤的维持方面，它们发挥了哪些特殊作用呢？韦弗教授向我们提出建议，用草原的花让干旱尘暴区重新恢复生机；但是谁能知道，将来我们会将鹤、美洲鹫（ｊｉù）、水獭以及灰熊用于何种用途？
有关自然资源保护的争论
因此，透过土地的伦理规范，一种生态良知被表现出来。同样，生态良知也意味着，大众已经具有了为土地健康负责的意识。所谓的土地健康，指的是土地的自我修复能力；所谓自然资源保护，是我们为了认识以及保护这种能力付出的努力。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之间存在意见分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表面看，这种意见分歧会让大众无所适从，但如果做深层次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许多专业性的领域，人们的意见其实可以基本分为两类。比如，一类人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它主要以生产商品为功能；而另一类人认为土地是一个有机的生物群落，功能更加广泛，但具体有多广泛，他们也不知道。
以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林业为例，第一类人将种树看作是种卷心菜，认为只有富含纤维素的植物才具有经济价值。他们持有农业经济式的立场，对于那种猛烈的改变并不反对；而在另一类人看来，林业和农业经济学存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林业利用自然物种，是对自然环境的管理，而不是人工环境的创造。第二类人倾向于根据某些原则对自然环境进行复制。出于生物和经济上的考虑，他们为西洋栗等物种的消失担心，为濒临灭绝的北美乔松担心。他们也为森林中一系列次级功能的运转担心，比如野生动物、休闲娱乐、野地、分水岭等。在我看来，只有第二类人的身上显露出生态良知的光芒。
在对于野生动物的看法上，也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类人认为，动物的功能是用作娱乐和食用肉食；衡量它们的生产标准是野鸡和鳟鱼的捕获数量。无论在眼前还是未来，只要单位成本允许，人工繁殖就是一种值得依靠的手段。另一类人认为，整个生态循环中的所有问题都值得人们思考：人工生产供捕猎的动物对于掠食动物有什么影响？我们该如何对待外来的动物？怎样才能让濒临灭绝的草原榛鸡恢复生机？如何拯救珍贵的天鹅和美洲鹤？这些做法是否能够涉及到野花？和在林业界一样，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两种分歧明显的意见。
农业领域范围较广，我对此并不在行，因此不便发表意见。但这个领域似乎也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生态学还未诞生时，科学农业已经蓬勃发展。因此，生态学观念想要渗透进科学农业，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且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在对于生物群落的改变方面，农民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森林中的居民产生的影响。不过，在农业界也存在着不满，他们在追求一种新式的“生态农业”。
在各种现象中，最重要的是：衡量农作物并非以产量为标准，肥沃土地出产的农作物不仅在量上有优势，而且在质上也有优势，这也许是最重要的证据。在贫瘠的土壤，我们可以通过增添肥料来提高产量，却不一定能提高食物的价值。也许很多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具体的分析工作还是交给更有能力的专业人员吧。
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提出进行“有机耕作”。虽然这种做法有些宗教式的狂热，但毕竟以生物学为向导，特别是在他们重视土壤以及与土壤有关的动植物的重要性方面。
和对土地利用的其他领域所知甚少一样，大众在农业生态基础方面也是孤陋寡闻。举例来说，受过教育的人很少明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虽然在技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只是抽水设备改进了，井却没有得到改进。这种技术的进步几乎无法弥补土壤养分流失带来的危害。
在上述有分歧的意见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个基本的矛盾一直贯穿其中：作为征服者的人类和作为生物群落一员的人类；作为打造人类进步的工具的科学和作为宇宙“探照灯”的科学；作为奴隶的土地和作为所有有机物的集合的土地。在最关键的时刻，罗宾逊对于特里斯坦发出了告诫，这种告诫对于身处地质时间内的现代人同样适用：
不管愿意与否，特里斯坦
你是一个王
是少数几个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人之一
他们离去后，世界因而改变
你会留下何种痕迹
前景展望
在我看来，如果人们并不喜爱土地、尊敬或赞赏土地，或者对于土地的价值并不在意，那么人与土地之间的伦理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所说的土地价值，是哲学上的价值，含义比经济价值要广阔得多。
土地伦理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许多障碍，最大的便是我们的教育和经济系统。它不但没有为人们培养强烈的经济意识，反而引导人们渐行渐远。由于诸多物质器械等媒介的出现，现代人同土地隔离了，彼此之间同生共死的关系没有了。土地对他们而言，就是城市之间生长着农作物的落后地区。假如让他们待在一块不是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区”的土地上，他们肯定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如果传统农耕可以用水培法来代替，他们觉得非常奇妙。在他们看来，人类的合成品更为优秀，而传统的木材、真皮、纯羊毛等自然产物应当被代替。总而言之，他们觉得土地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
还一个严重的障碍是农民的态度。在农夫看来，土地是自己的仇人，是自己受到奴役的根源。从理论上讲，农业机械化可以让农夫的负担减轻，然而实际效果如何，目前有待商榷。
如果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土地有机体的运转，就必须先学习生态学，但生态学并没有随着“教育”的发展而一同进步；实际上，许多高等教育对于生态学似乎在有意回避。了解生态学的途径并非只有上生态学的课；地理学、植物学、农业经济学、历史或者经济学的课程，都能帮助你了解生态学。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但在当前的教育模式下，无论读什么课程，你能了解到的生态学知识都少之又少。
如果没有那些极少数的勇于挑战“现代”趋势的人士，想要推广土地伦理道德几乎是不可能的。
想要推动土地伦理道德的发展，重要的一环是：不要单纯地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土地的使用问题。经济利益是一个方面，伦理和美学的需要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一件事情或措施，如果对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感有所帮助，那么我们就认为它们是合理的，否则便是不合理的。
毫无疑问，我们为土地服务时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以前是这样的，将来也是如此。在过去，经济决定论者鼓吹经济利益是土地使用的决定性因素，束缚了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如今，我们必须抛弃这种不正确的观点。
绝大多数的土地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行动和态度，都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品位和爱好，而不是取决于他们的金钱。大多数的土地关系由时间、技巧、见识和信心的投注决定，而金钱对它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土地使用的观念反应了他们的为人，也决定了他们的为人。
我刻意将土地伦理道德视作社会演变进化的产物，因为像它这么重要的东西，从来都不是由某个人自发“创作”的。只有在最愚蠢的历史学生看来，摩西“创作”了“摩西十诫”。实际上，“摩西十诫”是群体智慧的结晶，摩西仅仅是暂时将这些智慧概括总结，并记录了下来。之所以说是暂时，因为群体的智慧依然会不断发展。
土地伦理道德的发展过程就有理性的特点，也有感性的特点。在自然资源的保护过程中，许多行为的出发点是好的，却没有良好的收益，甚至产生了副作用，原因在于这些行为缺乏对于土地或土地的经济性使用缺乏必要的了解。当伦理道德从个人延伸到整个社会，它的理性内涵就会扩大，想必大家都知道这点。
无论何种伦理道德，它们的运作机制都是相同的。即社会对于正确的行为的认可和对于错误行为的反对。
总而言之，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态度和工具两个方面。我们正在用蒸汽挖掘机改造阿尔罕布拉宫，并且为惊人的效率感到沾沾自喜。要舍弃蒸汽挖掘机是很难的，因为这种工具确实有诸多优点。然而对于它的使用是否成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更加温和、客观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