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其他的失常，但我们认为那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土地处于病态的症状。虽然人们在不断努力，可是仍然有动植物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尽管人们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但害虫依然在四处作乱。我们找不到更加简单合理的解释，因此必须将它们纳入土地的病症。这两种情况的频繁发生，让我们不能将它们当做正常的生态事件而漠不关心。
我们对于土地失调的处理方式非常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同样体现在我们对于土地失调的认识上。因此，当土壤中的肥力流失殆尽，我们便在土壤中添加肥料，或是改变土地上的动植物种类。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野生动植物不仅造就了土壤，也在维护着土壤。比如有人发现，生长过猪草的土地上的芋草收成格外好，但原因不清楚。我们并没有想到，这种联系看起来没有关系，却普遍地存在于自然界。
土拨鼠、黄鼠或老鼠的数量激增，我们把它们当成害虫，不断地用毒药控制它们。但我们从没有真正寻找它们激增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动物造成麻烦的根源必然在动物本身，但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它们的激增是因为植物群的紊乱。但很少有人会沿着这条线索做更深入的研究。
在许多造林地区，曾经一棵树可以制造三四根原木，但现在只能制造一根或者两根，原因是什么？有思想的林务官知道，原因并不在树身上，而是与土壤的微生植物群有关。破坏土壤植被容易，但如果想要恢复土壤植物，需要花比破坏时多得多的力气。
在保护自然资源方面，许多处理方式都是表面文章。为控制洪水，我们修建了水坝，但这和造成洪水的原因没有任何关系；为了防止土壤肥力流失，我们修建了拦砂坝和梯田，这和造成土壤肥力流失的原因没有关系。为了保证猎物和鱼类供应，我们建立了保护区和孵卵场，但这不是它们会产生供应不足的原因。
总之，一系列的证据表明，当土地生病时，可能是由于某些器官出了问题。而那些自然资源保护措施，大多只能起到局部缓痛的作用，却不能根治疾病。这些措施有其必要性，但是不能当做治疗手段。人们正在积极开展土地修复工作，可是关于土地健康的科学却依然没有出现。
要建立土地健康的科学，必须有一块运转正常的土地作为参考，需要知道健康的土地有机体是如何运转的。
我们有两个现成的案例。一是东北欧，虽然那里的人类生活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但土地机能依然在比较平稳地运行。在进行研究时，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忽略的地区。
另外一个案例是野地，这也是最完美的案例。野地自给自足，在度过了无数个春秋后，始终保持平稳。它的组成物种几乎没有消失，也没有发生过某个物种失控的情况。自然给予土壤的生成速度和它们对于土地的侵蚀速度基本一致。关于这一切，古生物学都能为野地作证。在研究土地健康方面，野地具有独特而不可代替的重要性。
我们不能在亚马逊河地区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机能；研究每一个生物群落，就必须研究它们赖以生存的野地和被开发的土地。我们一直都在忙于拯救失去平衡的野地研究区，无暇顾及其他。而且这些地区也在日渐缩小，无法维持全方位的稳定性。以国家公园为例，虽然它们的面积多达百万英亩，但依然无法维持掠食动物的平衡，或是修复动物疾病带来的影响。因此，在黄石公园，狼和美洲豹已经消失，从而导致鹿群的激增，大量的植物被摧毁，特别的冬季牧场的植物。而且由于疾病传播，灰熊和大角羊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虽然最大的野地机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只要给J·E·韦弗一小块野地，他就能了解草原植物比农业经济作物更加抗旱的原因。韦弗通过研究发现，草原的植物在地下非常具有“团队精神”，它们的根系四处蔓延，紧紧抓住各层的土壤。但农业经济作物的根则集中在某一层土壤，甚至毫不涉及某些土壤，因此水分积累不足。韦弗的发现为大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业经济学原理。
同样，只要给托格雷迪亚克一小块野地，他就能知道森林土壤中的松树为何比田野中的松树高大。因为在森林土壤中，松树的根不断往地下延伸，扎得更加深。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得知健康的土地有何种表现，除非能将野地和生病的土地作对比。早期西南方旅行者曾经说，山中的溪流非常清澈，但在我们看来，他们有可能是在恰巧比较好的时间看到了这些河流。防治侵蚀的工程师一直没有案例可以作为参考，直到有人在奇瓦瓦山发现了合适的参照河流。这些地区从未被放牧过，因为放牧者害怕遇到印第安人。所以这条河流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候，也只是变成了乳白色，钓鱼者依然能看到鳟鱼。而且，这条河岸边长着许多苔藓；要知道，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河流岸边只有大圆石，而且树木非常少见。在马德雷山建立一个跨国试验站，开展研究保存工作，修复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土地的机能，是一个可以惠及两国的可行性计划。
总而言之，无论野地是大是小，都可能具备一种价值：可以为土地科学研究提供样本。野地最主要的用处不是休闲娱乐，这也不是它唯一的用途。
供野生动物生存的野地
仅仅依靠国家公园，无法保证大型的肉食动物繁衍生息。公园里已经没有了狼，灰熊也岌岌可危，大角羊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数量急剧减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答案非常明确，有的答案尚不明朗。对于活动广泛的狼等动物来说，国家公园显然太过狭小。而且由于许多暂不知晓的原因，很多动物无法在封闭的空间中生存下去。
那么如何为野生动物扩展空间？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改造公园外的荒地，将它们变成濒危动物的公园。然而国家公园并没有这么做，灰熊濒临灭绝便是一个悲剧的例证。
1909年，我第一次来到了西部。那时，灰熊在山中非常常见，而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却不常见，甚至在几个月的旅行中都见不到一个。可是现在，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随处可见，灰熊却几乎看不到了。它们朝着加拿大边界退缩。根据官方报道，美国境内现有六千只灰熊，五千只都在阿拉斯加。能够见到灰熊的州只有五个。在有些人看来，只要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还有灰熊存在就足够了。但在我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阿拉斯加的熊非常独特，将灰熊交给阿拉斯加保管，如同将快乐交给天堂保管，可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到达天堂。
想要拯救灰熊，就必须拥有一些广大的土地，那里不能有道路和家畜的痕迹，或者说家畜造成的伤害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修复。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买下分散在各地的牧场。政府部门愿意这么做，但是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所作所为却令人失望。林务署在蒙大拿州设立了一个灰熊保护区，但他们也在犹他州的一个山区牧场发展牧羊业，尽管那里已经是犹他州灰熊仅存的地方。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野地如同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你想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那么除了满腔热情之外，你还要有保护自然资源的长远眼光和历史洞察力。只有懂得进化轨迹的人，才懂得珍惜进化的载体——野地，才懂得珍惜进化的杰出成就——灰熊。假如教育能真正被吸纳接收，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西部的历史遗产为今天的西部提供了巨大的意义与价值。尚未出生的年轻人也许会和刘易斯与克拉克一起乘船在密苏里河游历，或许和詹姆斯·卡本·亚当斯一起在内华达山攀登。而无论是哪一代人，都会重复一个问题：灰色的大熊在哪里？假如我们回答说它由于自然资源保护者的疏忽而消失了，那么这无疑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野地的捍卫者
野地资源只会不断缩小，而不会向四外扩展。对于现有的野地来说，我们可以延缓甚至阻止野地的侵蚀，将它变成休闲娱乐的场所、科学研究的实验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场所。但是想要创造新的野地，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所有的野地保护计划只能算得上是亡羊补牢，希望将野地的退化尽可能地降到最低。1935年，人们成立了野地学会，以“拯救美国最后的野地”为目标。塞拉俱乐部的成员们也是因为这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
然而仅仅依靠几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无法因为国会制定了一项关于野地的法令而沾沾自喜，就此感到满足。如果自然资源保护部门里没有眼光长远的人士，那么它们就无法预料到哪些行为可能对野地造成新的侵害。除此之外，野地保护也需要热情的人们，需要他们在观察着每一个角落，并且时刻准备着同破坏野地的行为做斗争。
在欧洲，想要寻找野地只能到喀尔巴阡山脉和西伯利亚地区。每一个具有预见性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都为此而痛心疾首。相比于其他国家，英国拥有的这种土地的奢侈品格外少，但拯救仅有的几块野地的活动正在那里蓬勃开展，虽然这有些迟了。
总而言之，能够认识到土地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否具有谦卑的认知态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肤浅的现代人脱离了土地，自以为是的认为找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他们整天高谈阔论历经千年的政治或经济帝国。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历史是由许多连续展开的旅程累积而成的，而且这种旅程的起点相同。人类不断回到这个起点，重新整装待发，开始新的征程，寻找新的价值观。只有智慧的人才明白，为什么原始的荒野才能为人类最清晰地定义开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