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即将在重版之后与大家见面，对于那些已经熟悉的读者们，我还要说些什么呢？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已经足够深，也许我什么都不必说。作为向导，我向读者介绍着野外和户内的许多趣事，而读者们也接受了我的存在。大家给予我的认同，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对此，我心存感激。刚才我还觉得什么都不用说的，既然已经开始说了，那就多说几句吧，用闲聊的方式，和大家谈一谈。
《醒来的森林》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它从面世至今将近二十五年了。在写完这本书之后的日子里，我又连续地写了好多书，它们已经依次和大家见面了。当有人问我总共写过多少本书时，我得仔细地数一数才能作出准确的答复。作为一个母亲，即便她的孩子再多，她一口也能说对孩子的数目。只要闭上眼睛，所有孩子的面孔便会浮现。据说，原始部落的人计算能力很差，只能数到五，可是他们却有办法记住所有牲畜的数量。其实他们记住的并不是数目，而是记住了每一头牲畜的特征。
母亲的心中总是饱含着对子女的爱；原始居民每天都和牲畜们在一起。但书与之不同，一本书写完并出版之后，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已经永远地离作者而去了。即便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书，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困难，不亚于父亲谈论起独自在外面闯荡的儿子。毕竟，作者与书之间，有着更直接、更具个人色彩、更依赖自我的关系。在外生活的儿子只是继承了父亲的血脉，他终归会有所改变，但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便它的命运充满曲折，它都始终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一个人通常不会为自己孩子的特征负太多责任，然而作者却要为书的愚蠢或明智负全部责任，这完全取决于作者之手，书是作者心灵的真实写照。倘若我回避关于书的优劣的讨论，或者沉浸在别人对它们的一些独特的见解中，我相信我的读者会理解我、原谅我。
我无法将自己的书看成是“著作”，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少付出“辛勤的劳动”。书的完成，是在娱乐之中进行的。垂钓、野营或者划船的过程中，我便得到了文学素材，四处游览或睡觉的时候，这些素材便会慢慢地成熟起来。写书的过程，其实是我重新回味我在原野中得到乐趣的过程。在将它付诸笔端时，它们打动了我，融为了我的一部分。
我有一位朋友，现在已经年纪大了，他的创作颇丰，可谓是“著作等身”。他曾经说：“直到我流落异乡的时候，才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不过那个时候，我只是想让曾经的生活在自己眼前重现。”他年轻的时候，在俄亥俄州北部生活，后来离开了家乡，写作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思乡之情。我的情况与此有些类似。
写作《醒来的森林》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地区担任政府职员。作为一个金库保管员，我那里贮存着几百万的美金，但这也迫使我的生活必须面对铁墙。那样的生活让人有种无所事事的感觉，于是我开始坐在桌子前写书，以求从中获得慰藉，帮助自己度过漫漫长日。那些关于鸟儿和夏日森林的记忆，让我的生活变得生动有趣。《冬日的阳光》一书中的大部分章节，也是在这张桌子上写完的。那本书中描述的阳光是灿烂的，甚至超过了纽约或新英格兰地区的阳光。
1873年我离开了华盛顿，铁墙也随之从我面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大窗户，我可以透过它看到哈德逊河与远处的山景。我种植了一座葡萄园，它可比金库有活力得多，特别到了秋季，架上果实累累，比起大堆的美钞，收获的喜悦更令我感到满足。当然，我偶尔还是会想起铁墙，不过那是在冬季，窗外的风景都已被皑皑白雪所覆盖。我发现，冬季是检验一个人自娱能力的季节，它将人推到自我的面前。在冬季，我的心情变得平静起来，我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己喜欢的主题上。
我曾在想，我的书是否有时候会让读者产生错觉，使得大家对于野营或者林间漫步有着过高的期待呢？后来我发现，当我把在林间散步获得的欢乐同读者分享时，我才能真正地获得那种巨大的欢乐。想要了解一个物品的色与味，加热是一个好办法；而想要欣赏艺术，观众自己的想象力也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并没有从自然中获得如我所获的那么多的乐趣，那么我应该送他一个建议，只有像我那样去亲身理解自然，并充分发挥词语的魅力，才能理解作者从自然的所获。文学并非是在森林中自然形成的，而艺术家的创作也不仅仅是照搬自然。他们笔下描述的，也并非是简单的原始经历。
很多人都认为蜂蜜是藏在花中的，蜜蜂做的仅仅是将它们采集出来，但实际上，蜂蜜是蜜蜂的产物。它们从花中获得了甘露，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减少了甘露的水分，在其中加入了一滴蚁酸，将其变成了蜂蜜。那一滴蚁酸，正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点睛之笔。蜜蜂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它的作品中，反映着一些超越客观环境的存在。
真正的博物学家是忠于事实的，因为事实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离开了事实，我便无法写作，那些新鲜多样的事实，不断地为我提供着灵感。当然，事实只是基础，我必须在里面加入自己的特色，让它们的品质升华。
对于自然的解释并不是对它的改造，而是与它进行情感的沟通，吸收它的精华，并且运用精神的色彩重现它。
假如我只是简单地罗列自己散步时遇到的鸟的名字，描述一下它们的色彩与形态，讲述它们的生活细节，那么读者恐怕对此不会有兴趣。而如果我能将鸟类和人类的生活联系在一起，透过它们了解自然，了解到它们在自然中生活，那么读者可以通过描述，想象出一只活生生的鸟，我给予读者的，将不再是一具死气沉沉的鸟类标本。
约翰·巴勒斯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