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
一个可以超过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旷世罕见的素材，一个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一个中国女人与纳粹将军演绎的跌宕起伏而内涵深刻的故事。我倾其所有，呕心沥血，可换来的却是——
1999年5月的一天上午。
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有一个好素材不知我感不感兴趣。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结束后，她又全力营救被审判的纳粹将军。
五十五岁的我，已经到了老眼昏花荣辱不惊的年龄，本应在家里安度晚年，或是写点儿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灵，不会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我一听这个素材，却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这个素材太棒了！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可是，出国签证却遇到了麻烦，费尽周折，直到1999年10月26日才拿到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着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著作等因超重而被罚的超大旅行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我给先生打电话说：“亲爱的，我能拿到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成功吧！”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晚点两个多小时，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此刻，距离我换乘的四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十五分钟了。十五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可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手掐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身上的汗把羊绒衫都湿透了。到了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飞机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在国内的那点儿自尊及成就感，在这里却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的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壳，冷风一吹啪啪直响。男主人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只能用面包和带去的方便面填饱肚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去哪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字条给人家看……但这些困难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又在滑冰场上拼搏了那么多年，再说与闯俄罗斯相比，这里毕竟没有生命危险。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见到钱秀玲老人。
布鲁塞尔的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是阴雨连绵，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壳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这颗长夜难眠的心。
1999年11月8日下午3点。
在陆惟华先生的带领下，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三十号公寓的门铃。
激动，兴奋，紧张，忧虑，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不知钱秀玲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我的上帝！
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如此可爱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笑容可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优雅。我深感奇怪，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不由得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老人，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我对老人进行了二十多天的采访，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靠我一点点儿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会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我觉得钱秀玲老人的故事太棒了，既有跌宕起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展示，要比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原型更完美、更丰富。对于一个视文学艺术为生命的作家来说，能得到这样一个素材，绝不亚于淘金者发现了一座金矿。我决心以钱秀玲老人与纳粹将军的故事为原型，创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本，将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中国，推向世界！
回家以后，我一个人关在书斋里一边查资料，观看二战VCD影片，翻阅《欧洲史》、《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等作品，一边苦思冥想地创作。
2000年3月2日，我带着呕心沥血创作的二十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文学剧本初稿，来北京为“女人”寻找婆家。
3月18日清晨，我忽然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晃晃悠悠地差点从楼梯上滚下来，去医院一检查，急性肝炎，只好当天就返回哈尔滨住进了医院。
不久，身体康复之后，先生陪着我又来到北京寻找投资方。
2000年6月中旬一天上午，我接到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周主任的电话，他说看过我的二十集电视剧本《生死较量》，觉得很好，问我剧本出没出手。我说北京电视台已快开拍了，全国播放时改为《不共戴天》。他感到很惋惜，问我手里还有没有其他剧本。我说到《盖》剧，他听了很感兴趣，邀我立刻见面谈谈。
我和周先生谈得很好，我的心也随之燃起了希望，这份希望很快化作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周先生带人来北京看完《盖》剧本，又带着两位制片人来北京与我正式签约。
2000年7月6日上午，我先生陪着我来到周先生下榻的北京奥斯凯宾馆，我和周先生正式签订了《二十集电视剧文学剧本〈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拍摄权转让合同》，周先生盖上带去的潇湘电影制片厂艺术策划中心的公章，并向我支付了第一笔稿费。
此刻，我们的脸是笑的，心是诚的，握到一起的手是热的。
之后，我怀着欣悦之情回到哈尔滨，按照周先生提出的修改意见，潜下心来修改剧本。9月，我如约向潇湘厂交付了修改后的第一稿剧本。
10月8日，潇湘厂、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后加盟的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在中国妇联会议室举行《盖》剧本论证会。我很担心，倒不是担心剧本，剧本不理想可以修改，而是担心题材被枪毙，因为剧本中写到纳粹将军善良人性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学及影视作品中从未有过。如果题材被枪毙那可就惨了。
没想到，与会专家对《盖》剧题材大加赞赏，都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题材，但对剧本却提出了许多否定性意见。
会后，周先生同我协商，按着合同约定让我在12月底前交付第二次修改稿。第二天我就乘车回到了哈尔滨。
我觉得专家的意见提得很对，让我脱离原型，大胆地构思，剪断真实故事对我的束缚。我决定推翻原剧本，重新构思创作一部二十集的剧本！可是，要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重新创作一部二战时期的二十集大戏，谈何容易！
12月19日，周先生派潇湘电影制片厂的责任编辑潘宇凡来到哈尔滨跟我交流剧本的修改意见，住在我家里，我先生负责我们的一日三餐。小潘也是编剧，人很随和，也很正派，我们充分交流了下一稿的意见。
三天后，小潘离去。我把自己关在书斋里一关就是两个月。
歌德说：“人的潜能就像一种强大的动力，有时候它爆发出来的能量，会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两个月来，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泪，一起焦急，一起欢呼胜利！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去了第二稿剧本。12月30日，我满怀信心从哈尔滨跑到北京来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我几次给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中导演介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每天我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