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就是惩罚
许地山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埋头在案上写什么？快同我到海边去走走吧！”
丈走只管写着，没站起来，也没抬头对他妻子行个“注目笑”的礼。妻子跑到他身边，要抢掉他手里的笔，他才说：“对不起，你自己去吧。船明天一早就要开，今天晚上我得把这几封信赶出来，十点钟还要送到船上的邮箱去。”
“我要人伴着我到海边去。”
“请七姨子陪你去。”
“七妹子说我嫁了，应当和你同行，她和别的同学先去了。我要你同我去。”
“我实在对不起你，今晚不能随你出去。”他们争执了许久，结果还是妻子独自出去了。
丈夫低着头忙他的事情，足足忙了四个钟头。那时已经十一点了，他没有进去看看新婚的妻子回来了没有，披起大衣大踏步地出门去。
他回来，到书房里检点一切后，才进入卧房，妻子已先睡了。他们约法，迟睡的人得亲过先睡者的嘴才许上床。所以丈夫走到床前，依法亲了妻子一下，妻子急用手在唇边来回擦了几下，那意思是她不接受这个吻。
丈夫不敢上床，呆呆地站在一边一会儿，他走到窗前，两手支着下颌，点点的泪滴在窗棂上，他说：“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惩罚……你的爱，到底在哪里？”
“你说爱我，方才为什么又惩罚我，使我孤零？”妻子说完随即起来，安慰他说：“好人，不要当真，我和你闹着玩哪。爱就是惩罚，我们能免掉吗？”
挚友许地山1920年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为他是基督教徒，经常在礼拜日到教堂做义工。此时的老舍是个小学教师，于1922年受洗入基督教，也常去做义工。两人因此相识，许地山说话直爽，尤其是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这就使老舍感到他平易近人，所以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做义工期间，老舍为了提高英文水准，到燕京大学跟埃文斯教授学习英文。埃文斯是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校外考官，对老舍的印象颇佳，举荐他为东方学院教师。这样，25岁的老舍，便于1924年9月，来到伦敦任教。
老舍在东方学院的酬金是每年250镑，每月仅有20镑，生活是较为艰苦的。他还要给母亲寄些生活费用，这就显得更为拮据了。老舍心情不好，就埋头在小说堆里，广泛阅读英文名著，到后来自己也觉得手痒痒的，想试试身手。
许地山见老舍迷上了小说，就鼓励他写。在许地山的影响和鼓励下，1925年老舍用3便士一本的学生练习本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许地山对这部小说大为称许，认为老舍写得非常幽默诙谐，便将这部小说推荐给上海的郑振铎，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从此老舍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长篇《赵子曰》、《二马》等作品，成为五四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光彩的明星。
许地山逝世后，老舍在《敬悼许地山先生》一文中痛惜地说：“以他的对种种学问好知喜问的态度，以他的对生活各方面感到的趣味，以他的对朋友提携辅导的热诚，以他的对金钱利益的淡薄，他绝不像个短寿的人。”
郑振铎和许地山的交往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前几个月，郑振铎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许地山正在燕京大学求学。课余，他俩和在俄文专修学校读书的瞿秋白，还有耿济之、瞿世英等七八个青年经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图书馆里借书看，彼此认识后，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学术，探讨文艺，议论时事，无话不谈。许地山丰富的社会阅历和风趣横生的谈吐，使郑振铎印象很深；郑振铎为人诚恳、刚正、率真，也被许地山视为挚友。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郑振铎和许地山分别是各自学校的代表，又经常在一起开会，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11月间，他俩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共同编辑《新社会》旬刊。这是一种青年读物，最初几期里，有些谈青年修养和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逐渐增多的是讨论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的论著。郑振铎先后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万恶的社会》等文章，许地山也发表了《女子的服饰》、《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等文章。《新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决定提高刊物的学术性，为纪念国际劳动节30周年，连续3期都办成“劳动号”，郑振铎写了《什么是劳动问题》等文章，许地山写了《劳动底究竟》等文章，他们赞颂劳动者的创造和智慧，提出“各业工人，能够组织工会，互相联络，做欧洲式的大规模罢工”等希望……这3期“劳动号”出刊后，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分，在1920年5月派武装警察查封了《新社会》。
郑振铎和许地山志同道合，共同为发展新文学而努力，他们都曾致力于儿童文学。郑振铎写的儿童诗《早与晚》、《黎明的微风》、《春游》等6首，就是由许地山谱曲后发表的。许地山又介绍其二哥敦谷（画家）为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创作插图。郑振铎与许地山对于印度著名作家、诗人泰戈尔（1861—1941）的诗都有共同的兴趣。据郑振铎回忆，在北平时，有一天傍晚，他到许地山宿舍去，在书架上翻出一本日本翻译版的《泰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许地山看到他这么喜欢泰戈尔的诗，便和他谈起泰戈尔的生平和诗。那时，许地山正在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便把泰戈尔的《新月集》送给郑振铎，建议他翻译。郑振铎翻译《新月集》后，译文还经许地山校读。
后来，许地山热心于哲学、宗教史的研究，郑振铎则钻研中国文学史。虽然彼此的爱好已有所不同，但仍互相支持，互相帮助。1925年，许地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撰写长篇论文《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时，论及中国古典戏剧受到印度伊兰文学的影响，需要有关资料，就写信要求郑振铎帮助。郑振铎为他搜集了不少中国古籍上的材料，并为该文作了修订后发表于由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史时，需要牛津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敦煌卷子资料，因该馆不准任何人携带纸笔入内辑录，许地山就入内读熟，然后出来凭记忆记下来，再寄给郑振铎。所以，郑振铎完成《中国俗文学史》的著述，其中也有许地山的一份劳绩。
郑振铎在上海时，曾为国家抢购和保存了大批善本书。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局势日益恶化。郑振铎担心上海不安全，打算把这批书暂时寄存到香港，几经联系，别人都不敢承担其责。这时，许地山正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主任教授，同时还任中英文化协会主席，郑振铎写信和他联系，他立刻答应。这批三千多部的价值连城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由郑振铎寄到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收下。对许地山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郑振铎一直感激在心。
郑振铎珍视许地山的友情并对他怀着敬意，1941年8月，许地山因劳累致心脏病突发逝于香港，郑振铎在上海闻讯十分悲痛，抗战胜利后特撰文悼之。1958年6月，新版《许地山选集》付印之际，郑振铎还为该书写了序言，回忆与许地山20多年的深厚友谊，指出：“在一九二0年到一九四一年的二十多年里，他的创作无疑地是中国现代文学上的耀眼光辉。我们谈到这个时期的文学时，不能忽略这样一位有天才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