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老叶颜色太深，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鲁迅便告诉她，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让她以后不要再摘掉老叶了。这时，一旁的大姐俞芬忍不住骂俞芳“呆”，鲁迅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简单的指责和呵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搬来不久，鲁迅便送给俞芳和妹妹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并常给她们买点心和糖果。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摆架子，俞芳肖猪，俞藻肖牛，他便称呼二人“野猪”、“野牛”，而二人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鲁迅肖蛇）。他也不生气，笑着问她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鲁迅有求必应。俞芳写了篇童话，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为她修改，并加了标点；俞芳、俞藻喜欢画小人，但不会画人头，便请鲁迅帮忙，他总按她们的要求画，立等可取；俞芳、俞藻的地理课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将各省的省会、主要出产、气候等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小姐妹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二人请鲁迅帮忙写出，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回家高兴地告诉了鲁迅，鲁迅笑着说：“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一次，鲁迅对住得不远的茅盾说，借你儿子用一下，茅盾莫名其妙，但还是答应了。鲁迅这才说明，是请孩子看电影。原来当时茅盾十二岁的儿子正生病在家休养，鲁迅同情病中的孩子，特地约他同去看电影解闷。走在路上，鲁迅还特地拉着孩子手，弄得孩子很窘迫。回家后，孩子问他的母亲道：“为什么我这么大了还要拉着我的手呢？”
某日深夜，周家的两个女工王妈和齐妈发生口角，声音越吵越大，鲁迅被吵醒，整夜失眠，第二天就病了。晚上俞家姐妹去看望鲁迅，说起夜间女工吵架之事，俞芬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喝止她们？其实你就是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到了，也会不吵的。”鲁迅摇头道：“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我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每当傍晚，邮递员送信来时，鲁迅多半自己取信，并和邮递员聊几句。一次，鲁迅的母亲问他：“你们在外边讲些什么呀？”他说：“邮递员送信很辛苦（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步行），信送到了，我请他吸支烟，喝杯水，在门洞里坐坐，歇歇力，表示对他的感谢。”
一次雪后路滑，车夫拉着鲁迅，一起摔倒在地上，车夫的腿受了伤，鲁迅的门牙撞掉，满口是血，但鲁迅并未责备车夫，反而问车夫的伤势如何。回家后，大家惊慌失措，鲁迅却说：“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
内山完造回忆：一天，鲁迅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鞋，到宾馆去看望萧伯纳。鲁迅走进宾馆电梯，电梯司机见他进来，既没有理会，也没有动作。鲁迅以为还有人来，于是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鲁迅便催促司机说：“到七楼。”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走出去！”鲁迅只好出去，爬楼梯上七楼去了。两人见面晤谈后，萧伯纳将鲁迅送到电梯口，见到萧伯纳对鲁迅的殷勤样子，电梯司机很是窘迫。
一次，鲁迅与徐懋庸谈话结束时，突然问徐道：“你有几个孩子？”徐说有两个，他马上带徐到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徐带回去给孩子。听说徐正患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文学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译得很好，并为孙谋划出版。费时两年，鲁迅终于找到一家小书店愿意为孙印书，并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等到书店返还一部分制版费后，鲁迅又将他作为版税先支付给孙用。
丁玲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三人在桌子旁聊天，周海婴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鲁迅不开电灯，把煤油灯捻得小小的，说话声音也很低。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说，他“说话时原有的天真的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
鲁迅讨厌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因为周海婴喜欢，他特地给六岁的儿子买了一台。周海婴对送来的留声机不满意，鲁迅竟一连给他换了三次。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每到夏天，上海十分溽热，周海婴的胸前和背上总要长出痱子。晚饭以后，他便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这时鲁迅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周海婴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由许广平用扇子扇干。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了，周海婴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8)耿介鲁迅一生共演讲过60多次，北京、西安、厦门、上海、广州等地的大学和文学团体，都曾邀请鲁迅前往演讲。作为被时人称为“文豪”的鲁迅，演讲时听者众多，有关部门也是隆重礼遇，而鲁迅却从未因场面需要改变自己的谈话风格，反而常给人“不近情理”的感觉，让人心生感慨。
1924年7月，鲁迅到西北大学演讲，讲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其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邀请鲁迅为驻西安的陆军下级军官演讲，刘的目的是让鲁迅在讲演中对他的“政绩”推崇一番，以抬高自己的威信。鲁迅在受邀同时指出：“我向士兵讲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结果，鲁迅为士兵上了一回小说课，刘军阀的目的彻底落空。
1927年1月23日，鲁迅应广州世界语学会邀请前往演讲。一位姓黄的组织者为了能让鲁迅应允演讲，对鲁迅恭维了一番，说鲁迅在北京时曾极力提倡世界语，鲁迅连忙否认，说那是周作人，不是他。第二天演讲开始前，黄登台致词，又恭颂鲁迅以前提倡世界语之功，然后请鲁迅演讲，而鲁迅登台后就又声明那是周作人，不是他。
而最能见出鲁迅风范的，是1926年11月在厦门集美大学的一次演讲。当时的集美大学校长叶渊请鲁迅和林语堂一同前往，办学方针趋于保守的叶，自知鲁迅是一位“思想前进的文人”，为了不使鲁迅的演讲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特地先请鲁迅一起吃饭，然后才带他进礼堂。但鲁迅登台就讲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听说叶校长办学很拘束，学生极不自由，殊不敢加以赞同。……刚才叶校长又请我吃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好像要说人家的好话，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对于叶校长办学的方法之错误，以及青年身心的发展，和参加社会活动的必要等等，我仍旧是非说不可的。”
鲁迅吃了人家的却嘴不软，足令叶校长露出“失望不安的情态”。鲁迅自己也曾对这次演讲发表过看法。“校长实在沉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我却一面吃，一面愁。心里想，先给我演说就好了，听得讨厌，就可以不请我吃饭；现在饭已下肚，倘使说话有悖谬之处，适足以加重罪孽，如何是好呢？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华盖集续编·海上通讯》）
张友松回忆，某青年总向鲁迅宣传无政府主义，劝说鲁迅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吃过多次闭门羹仍锲而不舍。最后一次，此人又来劝说鲁迅，并苦口婆心地说：“我也是出自一片好心呀！”鲁迅气极，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把刀子放在我脖子上，也是一片好心吗？”随即跺脚骂道：“你给我滚出去！”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样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