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1月，朱自清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他的好友俞平伯也在那里执教。学校要朱自清邀请叶圣陶也去杭州。叶圣陶接信后欣然允诺，并在回信中说：“我们要痛痛快快游西湖，不管这是冬天。”不久叶圣陶成行去杭州。学校本来安排他们各住一间房间，可是叶圣陶嫌寂寞，于是两人合住一屋。他们时常做伴去西湖，或游湖，或饮酒。圣陶除备课外，勤奋地写小说与童话；朱自清则写诗。一天清晨，他们听见窗外传来工厂汽笛的声音，叶圣陶忽然高兴地说：“今天又有一篇了。”这就是童话集《稻草人》中的《大喉咙》。叶圣陶在杭州只待了两个月，但却写了不少作品。《火灾》中的《饭》、《风潮》等七篇小说和《稻草人》中的一部分童话都是这段时间写的。他每写完一篇，总是先给朱自清看，征询他的意见。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等还创办了《诗》月刊。冯雪峰、赵平复、魏金枝等组织晨光文学社，叶圣陶、朱自清被聘为顾问。
后来，叶圣陶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久回上海进商务印书馆编译部，家也搬到了上海。这一段时间，朱自清先后在浙江台州、温州、宁波、白马湖等地任教，有时他到上海就住在叶圣陶家中。1924年7月，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合编出版了丛刊《我们的六月》。同年10月，朱自清写出了著名散文《背影》，就刊登在叶圣陶主编的《文学周报》上。
朱自清1925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1927年正式携眷去北京，路过上海时，叶圣陶等挚友为他饯行。那天晚上他们痛快地饮酒、交谈，席散后又结伴上街散步。他们走过爱多亚路时，已近夜半，叶圣陶对朱自清吟诵起北宋大词人周邦彦的词：“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不无惆怅之慨。第二天，朱自清便登船北上。
1931年至1932年，朱自清去英国留学，回国后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并兼任中文系主任。其后一段时间叶圣陶蛰居上海，朱自清则在北平，一南一北，但鱼雁不绝。1937年2月叶圣陶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文章例话》中把朱自清的《背影》与鲁迅的《社戏》、茅盾的《浴池速写》等佳作并列，热情称赞《背影》是篇好文章：“这篇文章通体干净，没有多余的话，没有多余的字眼。即使一个‘的’字，一个‘了’字，也是必须用才用。”抗战爆发后，叶圣陶从上海移居四川，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曾先后到过重庆、乐山、成都、桂林等地。
而朱自清先是到长沙主持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中文系的工作，后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随同迁往昆明。1940年，叶圣陶赴成都四川省教育厅任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而朱自清正携眷在成都休假，住在东门外宋公桥。两人在成都重逢，并合编了《文史教学》杂志。1942年，二人又合编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5年又合著了《国文教学》一书。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回到上海，朱自清则回北平，复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不幸逝世。8月30日，叶圣陶、陈望道等与清华同学会联合举行了朱自清追悼会，并在会上致词，对失去一位文坛干将和诚挚知友而痛惜不已。
(57)悲愤1926年1月，东北的张作霖和湖北的吴佩孚取得“谅解”。奉系和直系的重新握手言和，意味着他们背后的日、英帝国主义企图联合干涉中国人民的革命。果然，2月22日，上海《字林西报》公开扬言要用十万兵力，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两年内征服中国。2月27日，北京群众四万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反英讨吴的国民大会，揭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高喊“打倒吴佩孚”、“反对张吴联合”、“反对英国封锁广州”、“要求国民政府北伐”等口号。3月初，奉系渤海舰队企图在大沽口登陆被国民军击败，3月12日下午，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并有奉舰尾随，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出警告，日舰公然开炮轰击，国民军死伤十余名。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不接受国民军抗议，反而借口辛丑条约，无理要求国民军撤离，并纠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于16日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限定48小时内答复。
朱自清一直密切地注视着时局风云的变幻，他和北京广大民众一样，为帝国主义的蛮横挑衅，感到无比愤怒。3月18日，北京200多个社会团体，十多万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朱自清跟随清华学校队伍前往参加。***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在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大家“要用五四精神，五卅热血”，“反对军阀卖国行为”。大会通过决议后开始了示威游行。队伍来到执政府门前空场上，这时府门前两边站着200余个卫队士兵，都背着枪。不一会，队势忽然散动了，清华学校的领队高呼：“清华的同学不要走，没有事！”朱自清发现大家纷纷在逃避，赶忙向前跑了几步，向一堆人旁边倒下，这时他听到了噼噼啪啪的枪声。过了一会，觉得有鲜血流到他的手臂上和马褂上，心里明白屠杀已在进行了。只听见警笛一鸣，便是一排枪声，接连放了好几排。枪声稍歇，朱自清茫茫然跟着众人奔逃出去，这时他身旁的两个同伴又中弹倒下，便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一些人向北躲入马厩里，藏卧在东墙角的马粪堆上。不到两分钟，他忽然看见对面马厩里有一个兵手拿着枪，正装好子弹，似乎要向他们放，于是大家便立即起来，弯着腰逃出去，走出马路到了东门口。
枪声仍在噼噼啪啪的响，东门口拥塞不堪，他看见地上躺着许多人，他们推推搡搡，拥挤着从人身上踏过去。他看见前面一个人，脑后被打伤，在汩汩地流着血。他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后来才知道，那人堆里有不少是死尸。朱自清和两个女学生出东门沿着墙往南行，枪声又响了，他们想进入一个胡同躲避，刚要拐进去，一个立在墙角穿短衣的男人对他们轻轻地说：“别进这个胡同”！他们听从他的话，走到第二个胡同进去，这才真的脱了险。事后得知街上还有抢劫的事，大兵们用枪柄、大刀、木棍，打人砍人，而且还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得只剩一条短裤。据统计，这一天当场被杀死47人，受伤200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为鲁迅所指责的“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在这一天，朱自清算是历尽艰险，死里逃生了。
段祺瑞政府为了掩饰血腥罪行，在21日《申报》上发表了一个“指令”，污指共产党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并说此次惨案系***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以手枪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致互有死伤。”
既屠杀于前，复污蔑于后，人间竟有如此卑鄙之事。朱自清看了报纸，勃然大怒，觉得“除一二家报纸外，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他在房间里踱着，心想：“这究竟是访闻失实，还是安着别的心眼儿呢？”考虑了一会，他乃决意写一篇自己“当场眼见和后来可闻的情形，请大家看看这阴惨惨的20世纪26年3月18日的中国！”
23日，朱自清怀着满腔义愤，开始写《执政府大屠杀记》，强烈抗议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群众的滔天罪行。夜是异样的宁静，心血却激烈地搏腾。他点燃一支香烟，略一吟思，便提笔写道：3月18日是一个怎样可怕的日子！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个日子！
这一日，执政府的卫队，大举屠杀北京市民——十分之九是学生！死者40余人，伤者约200人！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杀！
思路顺势而下，他迅笔疾书，细致地描写了当时群众请愿游行的情景，然后，以自己在这次大屠杀中所见所闻为线索，紧扣反动当局的种种污蔑，一环紧一环，一层深一层地揭露事实的真相。他把见闻与感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使作品具有扣人心弦的叙事揭理的特色。他绝不就事论事，也不抒发空洞的言论，只是抓住大屠杀是反动政府策划已久的大阴谋这一要害，择选最有说服力的典型事例进行描写，以血的事实，批驳墨写的谎言。他寓理于事，于事揭理，文章叙事过程就是对军阀政府的暴露和控诉的过程，无情地揭露了段祺瑞的狰狞面目。在结尾处，他写道：
这回的屠杀，死伤之多，过于五卅事件，而且是“同胞的枪弹”，我们将何以间执别人之口！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之不足，继之以抢劫、剥尸，这种种兽行，段祺瑞等固可行之而不卹，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
朱自清万万没有想到，他到北平刚刚半年，就历经了这么一场黑色风暴，而且成为目击者，以亲身经历为这黑暗的一天，写下了血的纪实。
最令他感到伤心的是，清华学校一个叫韦杰三的学生当场被枪击倒地，是同学们冒死把他抬出来的。韦杰三他是认识的。有一天，他正坐在房里看书，忽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温雅的少年，这就是韦杰三。他是由朱自清的同学苏甲荣介绍来的，说是前晚来过，因先生不在，所以这回又特地来的。闲谈了一会，就很有礼貌地告辞了。后来，韦杰三的国文课被分配在别的老师班里，他很想转到朱自清的班上，没有成功。韦杰三家境并不宽裕，父老弟幼，因家贫弟弟失学，他自己的学费，一小半是靠休学做教员赚来的，一大半是靠向人告贷的。他虽穷，但绝不愿平白接受人家的钱，年纪虽轻，却极有骨气，朱自清对他很有好感，觉得他很可爱。3月18日早上，朱自清还碰到他，和平常一样，他微笑着向老师点头问好。游行回来的晚上，朱自清得到消息，说他已经很危险，第二天早上，传闻已死了。朱自清很是痛惜，不料无意中在学生会布告栏上得知他还活着，不禁大为高兴。翌日，便进城往协和医院看望，谁知迟了一个钟点，医院不让进。朱自清怅惘地在医院门口徘徊了一会，问门房道：“你知道清华学校有个韦杰三，死了没有？”
“不知道！”门房回答道。
朱自清呆到傍晚，无法可想，只好怏怏而归。21日，得到消息，韦杰三不幸于当天早上1时48分去世。朱自清十分后悔，那天若是早去一个钟点，还可见着一面！
23日，清华同学入城迎灵，朱自清12点才知道，已来不及去了。下午，在旧礼堂入殓，朱自清走到棺旁，只见韦杰三的脸已变了样子，两颧突出，颊肉瘪下，掀唇露齿，完全不是平日见到的温雅模样了。仪式之后，棺盖合上，礼堂里一片唏嘘声，他对着棺柩默念道：“唉，韦君，这真是最后一面了！我们从此真无再见面之期了！死生之理，我不能懂得，但不能再见是事实，韦君，我们失掉了你，更将何处觅你呢？”4月2日，他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写了《哀韦杰三君》一文，以志自己的哀伤之情。
1948年5月间，上海学生发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签名运动，这一反帝爱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6月9日，北平学生集会举行反美扶日示威大游行。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一包香烟要数万元。为了欺骗收买知识分子，他们发了一种配购证，可用低价购到“美援面粉”。这一香甜的诱饵，对贫困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6月18日，朱自清正坐在籐椅上闭目养神，吴晗来到他的家里，给他看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面写道：为反对美国之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德和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之污蔑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之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之一切施舍之物资，无论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给证，特此声明。
朱自清看毕默不作声，伸出颤动的手，拿起笔来，一丝不苟地在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知道，这一举动对自己家庭的生活将有很大的影响。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在拒绝美援和美国面粉的宣言上签名。这意味着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减少六百万法币。下午认真思索了一阵子，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