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那些远去的坚实身影:民国著名文人性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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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章 沈从文: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 (1)

传略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

他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他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他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在他的“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以《边城》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历程。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有什么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1992年,沈从文的骨灰在家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下。墓旁的大青石上,刻着沈从文的一句名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墓碑上写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石后是张允和的撰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每句后一字组成了:“从文让人”,这是他一生的写照。

姻缘苏州一个名叫张吉友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就在张允和与周有光喜结良缘后不久,她的妹妹张兆和也在名作家沈从文的长时间进攻下举手投降,成为这个情书圣手的俘虏。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感情文字的马拉松式的狂轰滥炸。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师请到家里来,兆和终于鼓起勇气回请了沈从文。心潮澎湃的沈从文回到青岛后,立即给二姐允和写信,托她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枚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当时的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居是北平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子,这个媒人是允和做的,所以沈从文一看见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1988年5月10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人间无限柔美的湘西。

(74)情书(张兆和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在张家姊妹中排行第三。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经常亲昵地称她为“三三”。)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我先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起后,我就变成了一个不能同你离开的人了。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了。我真像从前等你回信,不得回信就生气。我想打东西,骂粗话,让冷风吹冻自己的全身。我明白我同你离开越远反而越相近。但不成,我得同你在一起,这心才能安静,事才能做好!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要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我至少还得在船上过七个日子。你说,这七个日子我怎么办?我不能写文章就写信。这只手既然离开了你,也只能这么来折磨它了。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听船轧轧的响着,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

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尽管从梦里赶来,沿我画的小堤一直向西走。我想你一同来坐在舱里,从船口望那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我相信你从这纸上可以听到一种摇橹人歌声的,因为这张纸差不多浸透了好听的歌声!

一切声音皆像冷的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这声音使你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而是想象。这时真静。这时心里透明的,想一切皆深入无间。我在温习你的一切。我称量我的幸运,且计算他,但这无法使我弄清一点点,为了这点幸福的自觉,我叹息了。倘若你这时见到我,你就会明白我如何温柔!一切过去的种种,他的结局皆在把我推到你身边。你的一切过去也皆把我拉近你身边心边。我还要说的话不想让烛光听到,我将吹熄了这只蜡烛,在暗中向空虚去说。

注: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湘行书简》是最有代表性的。这些信件,写作于1934年冬,是沈从文从北平回湘西老家,船行湘西的见闻。孤独的旅程中,沈从文每天不停给张兆和写信,有时一天要写三四封。船儿到了一个城市停靠,他就上岸,让这些信件飞到北平,飞到他的三三手中。每一封信,像湘西的河水一样清新、清澈,字里行间充满对张兆和的爱和思念,与其说是情书,不如说是一篇篇精美散文。

反目丁玲和沈从文都是湘西人,前者的家乡是临澧县,后者的家乡是凤凰县。在1925年的春天,他们邂逅于北京时,自然显得很亲近,更何况他们都是热烈地沉迷于文学的青年呢!

沈从文初次与丁玲会面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丁玲与胡也频生活在一起,沈从文虽然内心里有些失落感,但还是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他们谈话很投缘,几乎无所不谈,很快他们三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文学,谈论国事,谈论办刊物,也经常在一起吃饭、游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