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不善辞令，他的课，学生多因其浓重的湘西口音听不懂，兴趣渐无。对此，沈从文有个很好的补救法，就是任由学生去写作文，爱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他逐一认真阅读学生们的作文，并在后面附上大段的读后感。很多读后感，甚至比学生的原作还要长。
日寇轰炸昆明时，沈从文全家疏散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进城上课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的一间屋子。访客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从文收藏的宝贝，谈天。进进出出向他请教的学生非常多，有的学生向他借书，他总是慷慨应允。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上官碧是沈从文的笔名）。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校，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漂流到四面八方。
沈从文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好的文章，就推荐给报刊发表。据他当年的学生林蒲回忆：“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过沈先生润色，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情。”
慈心在著名作家中，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很有名的，尤其是他写的章草，深为书法爱好者喜爱。他一向视书法于自己只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牟利，哪怕是在西南联大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宁愿为生活东奔西走也没卖过一幅字。只是有一次例外。
1947年，沈从文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天津《益世报》编辑副刊。在来稿的作者中，有一个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16岁学生，名叫章恒寿，当时笔名芦苇。
因爱好文学，芦苇便向自己经常阅读的《益世报》投稿，他的第一次诗歌投稿也很快被《益世报》副刊刊用。接下来，芦苇同沈从文书信联系不断，在沈从文的指导下，芦苇在那段时期创作和发表了二百多首诗作。
这年的秋天，芦苇的父亲患了急性肺炎，使用了盘尼西林等药物。盘尼西林当时十分昂贵，需十几万法币一支。芦苇家里因此欠了一大笔债。当时芦苇家只有姐姐一人当小学教员，微薄的薪水根本不足撑起这个家庭。看到母亲和姐姐的愁苦状，芦苇便试着向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明家境情况，并提出想预支一些稿费的请求。
接到芦苇的求助信后，沈从文万分焦急。他知道，以当时芦苇的知名度和文章，是很难获得报纸预支稿酬的。而自己又实在拿不出钱支持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家。于是，他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益世报》副刊上登了一则卖字启事：
“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秘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决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20张条幅字，作为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10万元一张……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
不久，芦苇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20余份寄款，有人还寄来信对他表示问候。每一笔汇款，都使他心里温热，他知道这是沈先生凝着心血的一幅幅字换来的。1949年芦苇随解放军南下，成为一名军旅诗人。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名震诗坛的诗人柯原。因种种原因，以后的30多年，柯原与沈从文失去联系，直到1980年，他去北京出席一次授奖大会，才第一次见到自己思念了30多年的沈先生。柯原叙说当年沈先生如何如何帮了自己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1982年沈从文第二次回到凤凰，有天晚上下雨，大家坐在堂屋讲凤凰的典故，这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都是贵州铜仁人。为主的那位是特地来感谢沈从文的，他说“文革”时到北京上访，因没钱回家去找过沈从文，得他资助45块钱，才于动乱中回到铜仁。沈从文说：“有这种事吗？我好像记不起了。”
真言1930年，沈从文发表《论郭沫若》一文，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沈从文对自己的作品颇为自信，1934年，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7年，他在《八骏图》自存本上题道：“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大批武训，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沈从文觉得这场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产生！”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在一次谈话结束时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沈从文说：“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求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
晚年，沈从文出国访问，一位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汉学家问他：“为什么当时条件那么苦，环境那么差，联大8年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总和？”沈从文的回答只有两个字：“自由。”
轶事1929年，沈从文第一次以教师身份来到中国公学。第一次讲课时，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在讲台上竟然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为了这第一堂课，他准备了良久，可上讲台后，他足足站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终于说话了，可是十来分钟就把整堂课的内容讲完了。这时，离下课尚早，他拿起粉笔写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有人把这事反映给校长胡适，胡适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初到昆明时，常和当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有时还动员他的妻妹张充和一起去。当时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张充和还回忆联大复校回北平后，沈从文和朱光潜相约一起去买古董，回来后，还是谎报价格“骗”老婆。
1953年，波兰东方博物馆的一个主任来北京考察，在历史博物馆时，她提出要看铜镜，沈从文不查账本，直接列出300个铜镜的目录，摆出来后当场给她讲解，这位波兰专家大表惊异和钦佩。
一次，沈从文带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有人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发现竟然全部正确。
沈从文的助手王亚蓉回忆，晚年，考古学家夏鼐常来拜访沈从文，夏一口温州方言，沈则讲湘西话，二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哈哈笑着，快乐无比。夏走后，王问沈：“你听懂夏先生说的什么吗？”沈回答：“听不懂。”
1973年，解放军某部一位姓肖的副主任带领政治部几位干事参观历史博物馆，因为有历史系毕业的科班背景，他就充当了义务讲解员。讲解时，后边跟着一位身材瘦削的老者。他讲完，在一边休息时，那位老先生走近说，解放军同志，你的学问很好，讲得也很精彩，只是有一两处地方有问题，朝代不对。然后一一道来。肖副主任脑袋直冒汗：这岂止是小差错，简直是失之千里。他诚恳地感谢后，请教老先生的大名，对方答曰：“鄙人沈从文……”
“文革”中有段时间，沈从文每天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他当时这么对黄永玉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是道德上可靠。”
“文革”后，某次沈从文随团赴美访问，其言谈风采大异于其他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人，有人用“此老耐寒”形容他。此行中，沈遇上旧时学生林蒲，林好奇先生如何挨过动乱年代的风雨？沈只以低到像是自语的声音回答：“投岩麝退香，你懂吗？”
麝香是雄麝脐部的分泌物，是贵重的中药材。传说雄麝在被人迫到无路可逃时，会自行举爪撕裂腹下麝香，抽身投岩而死。“投岩麝退香”即是宁可玉碎舍命也要保全“自己最珍贵”的精神。
“文革”中，有一次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糊糊刷在沈从文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写着“打倒反共文人沈从文”的标语看看，然后说：“那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评誉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说：“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汪曾祺说：“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季羡林说：“我觉得，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决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个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轻时当过兵，没有受过多少正规的教育。他完全自学成家。湘西那一片有点神秘的土地，其怪异的风土人情，通过沈先生的笔而大白于天下。”
沈从文去世，巴金发来唁电说：“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
夏衍说：“沈从文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文学地位，他不单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应该是更高一层的作家。”
邵燕祥说：“沈从文这个又温文又野性，属于湘西又属于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这些既清新且斑斓的作品之中。所有这些，可以不舍昼夜地流下去，润泽当代的直到后代的无数焦渴的灵魂。”
马悦然曾将沈从文的作品拿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阅读，高读后大惊：30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
钟开莱说：“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他学生的四本必读书中，三本是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一本是沈先生的小说集。法国……有的大学把沈先生的书列为必修课。”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说：沈从文的作品“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
黄永玉说沈从文：“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