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庄暴［1 ］见孟子，曰：“暴见于王［2 ］，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3 ］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4 ］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5 ］？”
王变乎色［6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7 ］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8 ］，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9 ］之音，举［10 ］疾首蹩頞［11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12 ］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蹩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13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14 ］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15 ］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16 ］矣！”
【注释】
［1］庄暴：齐宣王的宠臣，即下文提到的庄子。
［2］见于王：指被齐宣王召见，或者是孟子进宫朝见齐宣王。
［3］好乐：喜欢音乐。
［4］庶几：差不多。
［5］有诸：意为“有这回事吗”。
［6］变乎色：变了脸色。对于这句话一般有两种理解，一是齐宣王认为喜欢音乐是不正经的事，因此面露愧色；二是齐宣王恼怒于庄暴将他好乐的事告诉了孟子，因此面露怒色。
［7］直：不过、仅仅。
［8］独乐乐：独自一人欣赏音乐的快乐。
［9］管龠：泛指乐器。管是吹奏的乐器，龠是管乐器之名。
［10］举：全、都。
［11］疾首蹙頞：指因头疼而皱眉头。
［12］极：穷困，这里引申为极致、极端。
［13］欣欣然：得意、高兴的样子。
［14］田猎：在野外打猎。
［15］旄：旗帜，在这里指仪仗。
［16］王：称王、统一天下。
【译文】
庄暴来见孟子，说道：“大王召我进宫，告诉我说他喜爱音乐，当时我没有找到合适的话回答他。”
随后，庄暴问孟子道：“大王喜爱音乐，先生认为这件事怎么样呢？”
孟子道：“如果大王真的非常喜爱音乐，那么齐国恐怕就很有富国强兵的希望了！”
后来，孟子觐见齐宣王，问齐宣王道：“我听说大王曾经对庄暴说喜爱音乐，有这事吗？”
齐宣王听了，不禁脸色一变，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所喜爱的音乐，不是先王喜爱的那种清静典雅的音乐，我只是喜爱现在流行的世俗音乐罢了。”
孟子回答道：“如果大王非常喜爱音乐，那么大王的国家应该治理很不错了！这样看来，现在世俗的音乐和古代的高雅的音乐是一样的。”
齐宣王好奇地问道：“这其中又是什么道理呢？老先生能告诉我吗？”
于是，孟子问道：“大王觉得，独自一人欣赏音乐所获得的快乐，和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想了想，回答道：“和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又问道：“那么，和很少几个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与和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获得的快乐相比，哪个更快乐？”
齐宣王又回答道：“和很多人一起欣赏更快乐。”
孟子便说：“那就让我给大王讲讲关于欣赏音乐的道理吧。假如大王现在命人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愁眉苦脸，相互奔走道：‘大王如此喜爱音乐，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假如大王现在正在这里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是愁眉苦脸，相互奔走诉苦道：‘大王如此喜爱打猎，为什么使我们的生活陷入如此贫穷艰难的境地呢？父亲与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也都流离失散。’
“大王只是喜爱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好的影响呢？这都是因为大王不能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假如大王现在在这里演奏音乐，百姓们听到敲钟击鼓、吹萧奏乐的声音，个个欢欣鼓舞，高兴地奔走相告道：‘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不会有什么疾病，否则他怎么有心情欣赏音乐呢？’假如大王现在去打猎，百姓们听到车马的喧嚣，看到华丽的仪仗，也纷纷欢欣鼓舞地议论说：‘大王的身体应该很健康吧，没有什么疾病，否则他就不会打猎了。’之所以产生这么好的影响，只是因为大王能够和百姓一起享受快乐的缘故。如果大王能够和百姓们一起享受快乐，那么就可以统一天下了。”
【阐释】
在本章中，孟子着重阐述了“与民同乐”的问题。关于“与民同乐”的问题，在上一卷中孟子觐见梁惠王时已经谈到过。在这一章里，孟子又跟另一位国君——齐宣王说：无论是先王高雅的音乐，还是齐宣王喜欢的“流行的音乐”，只要能与民同乐，都是好事。
在孟子看来，夏桀、商纣只知道寻欢作乐，不顾百姓的疾苦，这是“独乐乐”，是错误的；相反，国君只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与民同乐，与民同忧，就可以在全天下百姓面前称王，才是真正的“与民同乐”。后来，孟子由“与民同乐”的思想出发，结合对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进一步提出了“仁政”思想，希望借助“仁政”的力量，实现“与民同乐”。
历史上，因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而闻名于世的士大夫，除了孟子，还有北宋的范仲淹，而且，比起孟子的快乐观，范仲淹的更具有超前意识。在《岳阳楼记》里，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主张，这显然是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阐发而来的。自范仲淹以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已经代替了“与民同乐”的思想，称为最具忧乐意识的“与民同乐”。
从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同为“与民同乐”，但也是逐渐注入了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
【原文】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1 ］，方七十里，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2 ］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
曰：“民犹以为小也。”
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
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3 ］往焉，雉兔者［4 ］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5 ］？臣始至于境［6 ］，问国之大禁［7 ］，然后敢入。臣闻郊关［8 ］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9 ］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10 ］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注释】
［1］囿：蓄养禽兽的猎场。
［2］传：典籍文献。
［3］刍荛者：割草砍柴的人。刍，割草。荛，砍柴。
［4］雉兔者：指猎取野鸡和兔子的人。雉，野鸡。
［5］不亦宜乎：不也是应该的吗？
［6］境：边境。这里指齐国的国境。
［7］禁：指政府颁布的禁令。
［8］郊关：国都郊外的关口。
［9］麋：鹿的一种，也叫“四不像”。
［10］阱：陷阱，在这里指陷百姓于死地。
【译文】
齐宣王问孟子道：“听说周文王有一个面积达七十里的狩猎场，这是真的吗？”
孟子回答道：“是真的，史籍上有这样的记载。”
齐宣王又问道：“面积真有七十里见方那么大吗？”
孟子回答道：“是的，不过百姓还嫌它小！”
齐宣王听了，疑惑地说道：“可是，我的狩猎场的面积才四十里，百姓们都觉得很大了。这是为什么呢？”
孟子回答道：“尽管周文王的狩猎场面积有七十里，但是如果百姓要砍柴割草，也可以去那里；如果百姓要抓鸟打猎，也可以去那里。因此，周文王的狩猎场可以算是与百姓共同分享的公共财富。如此一来，百姓们嫌它小，不就很合理了吗？
“我刚到达齐国的边境时，在打听清楚了贵国所有重要的禁令以后，才敢进入齐国境内。后来我听说，在都城的郊外有一片面积达四十里的狩猎场，大王规定说，如果有人杀死了那里的麋鹿，就如同杀死了人一样，要判重罪。这样一来，这个区区四十里见方的狩猎场，就像是大王设下的一个用来坑害百姓的陷阱，百姓能不觉得它很大吗？”
【阐释】
在这一章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即周文王方七十里的园林与齐宣王的方四十里的园林相比，哪个最小？结论是几乎是齐宣王的两倍的“周文王囿”小于齐宣王“方四十里的囿”。因为“民犹以为小”，因为周文王的园林是与民共有的。
由此可见，这一章的主旨也是讲“与民同乐”，不仅如此，还上升到了“与民同有”的高度。对于百姓而言，听音乐和享受欢乐都过于有些遥远和不切实际，只有共同享有森林、江河，能在森林和江河里任意砍柴和钓鱼，以供生活之用，这才是实际的。因此，百姓才担心周文王的园林太小了，以至于木不够砍，鱼不够钓。而齐宣王的园林却由于不准百姓进入，在百姓心中成了没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自然越大越不好了。
有人认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的氏族部落制时代，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国君离百姓较近，有可能做到与民同乐，与民同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财富不断增多，国君的权力逐渐变大，与百姓的距离也拉大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周初时，周文王可以与民同有园林，而数百年之后的齐宣王就做不到了。
不论是与民同乐还是与民同有，出发点都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和“保民”思想，哪个国君能够实行“仁政”，他就能够与民同乐；哪个国君能够拿出自己的园林与民同有，他就做到了“保民”。
【原文】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1 ］，文王事昆夷［2 ］；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3 ］，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4 ］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5 ］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6 ］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7 ］。”
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8 ］云：‘王赫［9 ］斯怒，爰［10 ］整其旅［11 ］，以遏徂莒［12 ］，以笃周祜［13 ］，以对［14 ］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15 ］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16 ］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释】
［1］葛：即葛国，商为诸侯国时的邻国，故址在今河南省宁陵以北。
［2］昆夷：即混夷，周朝初年时我国西部的一个部落。
［3］獯鬻：又称猃狁，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