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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北中国 (3)

眼看着大少爷一走,全家都散心了。到吃饭的时候,桌上摆着碗筷,空空地摆着,没有人来吃饭。到睡觉的时候,不睡觉,通夜通夜地上房里点着灯。家里油盐酱醋没有人检点,老厨子偷油、偷盐,并且拿着小口袋从米缸里往外灌米。送柴的来了,没有人过数;送粮的来了,没有人点粮。柴来了就往大廪上一扔,粮来了,就往仓子里一倒,够数不够数,没有人晓得。

院墙倒了,用一排麦秆附上;房子漏了雨,拿一块砖头压上。一切都是往败坏的路上走。一切的光辉生气随着大少爷的出走失去了。

老管事的一看到这里,就觉得好像家败人亡了似的,默默地心中起着悲哀。

因为是上一代他也看见了,并且一点也没有忘记,那就是耿大先生的父亲在世的时候那种兢兢业业的。现在都哪里去了,现在好像是就要烟消云散了。

他越看越不像样,也就越要看。他觉得上屋里没人,他就跷着脚尖,把头盖顶在那大少爷的房子的玻璃窗上,往里看着。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要看什么,好像是在凭吊。

其余的家里的孩子,谁也不敢提到哥哥,谁要一提到哥哥,父亲就用眼睛瞪着他们。或者是正在吃饭,或者是正在玩着,若一提到哥哥,父亲就说:

“去吧,去一边玩去吧。”

耿大先生整天不大说话。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在屋子里坐着,他就直直地望着墙壁。他在院子里站着,他就把眼睛望着天边。他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观察,把嘴再紧紧地闭着,好像他的嘴里边已经咬住了一种什么东西。

但是现在耿大先生早已经病了,有的时候清醒,有的时候则昏昏沉沉地睡着。

那就是今年阴历十二月里,他听到儿子大概是死了的消息。

这消息是本街上儿子的从前的一个同学那里传出来的。

正是这些时候,“满洲国”的报纸上大加宣传说是中国要内战了,不打日本了,说是某某军队竟把某某军队一伙给杀光了,说是连军人的家属连妇人带小孩都给杀光了。

这些宣传,日本一点也不出于好心。为什么知道他不是出于好心呢?因为下边紧接着就说,还是“满洲国”好,国泰民安,赶快地不要对他们的祖国怀着希望。

耿大先生一看,耿大先生就看出这又在造谣生事了。

耿大先生每天看报的,虽然他不相信,但也留心着,反正没有事做,就拿着报纸当消遣。有一天报上画着些小人,旁边注着字:“自相残杀”。另外还有一张画,画的是日本人,手里拉着“满洲国”的人,向前大步地走去,旁边写着:“日满提携”。

耿大先生看完了报说:

“小日本是亡不了中国的,小日本无耻。”

有一天,耿大先生正在吃饭,客厅里边来了一个青年人在说话,说话的声音不大,说了一会就走了。他也绝没想到厅中有人。

耿太太也正在吃饭,知道客厅里来了客人,过去就没有回来,饭也没有吃。

到了晚上,全家都知道了,就是瞒着耿大先生一个人不知道。大少爷在外边当兵打仗死了。

老管事的打着灯笼到庙上去烧香去了,回来把胡子都哭湿了,他说:

“年轻轻的,那孩子不是那短命的,规矩礼法,温文尔雅……”

戴着大皮帽子的家里的长工,翻来覆去地说:

“奇怪,奇怪。当兵是穷人当的,像大少爷这身分为啥去当兵的?”

另外一个长工就说:

“打日本罢啦!”

长工们是在伙房里讲着。伙房的锅台上点起小煤油灯来,灯上没有灯罩,所以从火苗上往上升着黑烟。大锅里边煮着猪食,咕噜咕噜的,从锅沿边往上升着白汽,白汽升到房梁上,而后结成很大的水点滴下来。除了他们谈论大少爷的说话声之外,水点也在啪嗒啪嗒地落着。

耿太太在上屋自己的卧房里哭了好一阵,而后拿着三炷香到房檐头上去跪着念《金刚经》。当她走过来的时候,那香火在黑暗里一东一西地迈着步,而后在房檐头上那红红的小火点停住了。

老管事的好像哨兵似的给耿太太守卫着,说大先生没有出来。于是耿太太才喃喃地念起经来。一边念着经,一边哭着,哭了一会,忘记了把声音渐渐地放大起来,老管事的在一旁说:

“小心大先生听见,小点声吧。”

耿太太又勉强着把哭声收回去,以致那喉咙里边好像有什么在横着似的,时时起着咯咯的响声。

把经念完了,耿太太昏迷迷地往屋里走,哪想到大先生就在玻璃窗里边站着。她想这事情的原委,已经被他看破,所以当他一问:“你在做什么?”她就把实况说了出来:

“咱们的孩子被中国人打死了。”

耿大先生说:

“胡说。”

于是,拿着这些日子所有的报纸来,看了半夜,满纸都是日本人的挑拨离间,却看不出中国人会打中国人来。

直到鸡叫天明,耿大先生伏在案上,枕着那些报纸,忽然做了一梦。

在梦中,他的儿子并没有死,而是做了抗日英雄,带领着千军万马,从中国杀向“满洲国”来了。

耿大先生一梦醒来,从此就病了,就是那有时昏迷,有时清醒的病。

清醒的时候,他就指挥着伐树。他说:

“伐呀,不伐白不伐。”

把树木都锯成短段。他说:

“烧啊!不烧白不烧,留着也是小日本的。”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要笔要墨要写信,那样的信不知写了多少了,只写信封,而不写内容的。

信封上总是写:

这信不知道他要寄到什么地方去,只要客人来了,他就说:

“你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老管事的提着酒瓶子到街上去装酒,从他窗前一经过,他就把他叫住:

“你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给我带去。”

不管什么人上街,若让他看见,他就要带一封信去。

医生来了,一进屋,皮包还没有放下,他就对医生说:

“请等一等,给我带一封信去!”

家里的人,觉得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形。若是来了日本客人,他也把那抗日英雄的信托日本人带去,可就糟了。

所以自从他一发了病,也就被幽禁起来,把他关在最末的一间房子的后间里,前边罩着窗帘,后边上着风窗。

晴天时,太阳在窗帘的外边,那屋子是昏黄的;阴天时,那屋子是发灰色的。那屋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高大的暖墙,在一边站着,那暖墙是用白净的凸花的瓷砖砌的。其余别的东西都已经搬出去了,只有这暖墙是无法可搬的,只好站在那里让耿大先生迟迟地看来看去。他好像不认识这东西,不知道这东西的性质,有的时候看,有的时候用手去抚摸。

家里的人看了这情形很是害怕,所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开了,不然他就样样地细细地研究,灯台、茶碗、盘子、帽盒子,他都拿在手里观摩。

现在都搬走了,只剩了这暖墙不能搬了。他就细细地用手指摸着这暖墙上的花纹。他说:

“怕这也是日本货吧!”

耿大先生一天很无聊地过着日子。

窗帘整天地上着,风窗整天地上着,昏昏暗暗的,他的生活与世隔离了。

他的小屋虽然安静,但外边的声音也还是可以听得到的。外边狗咬,或是有脚步声,他就说:

“让我出去看看,有人来了。”

或是:

“有人来了,让他给我带一封信去。”

若有人阻止了他,他也就不动了;旁边若没有人,他会开门就经过耿太太的卧房,再经过客厅就出去的。

有一天日本东亚什么什么协进会的干事,一个日本人来到家里了,要与耿大先生谈什么事情,因为他也是协进会的董事。

这一天,可把耿太太吓坏了。

“上街去了。”说完了,自己的脸色就变白了。

因为一时着急说错了,假若那日本人听说他病在家里不见,这不是被看破了实情,无疑也有弊了。

于是大家商量着,把耿大先生又给换了一个住处。这房间又小又冷,原来是个小偏房,是个使女住的。屋里没有壁炉,也没有暖墙,只生了一个炭火盆取暖。因为这房子在所有的房子的背后,或者更周密一些。

但是并不,有一天医生来到家里给耿大先生诊病。正在客厅里谈着,说耿大先生的病没有见什么好,可也没有见坏。

正这时候,掀开门帘,耿大先生进来了,手里拿了一封信说:

“我好了,我好了。请把这一封信给我带去。”

耿太太吓慌了,这假若是日本人在,便糟了。于是又把耿大先生换了一个地方。这回更荒凉了,把他放在花园的角上那凉亭子里去了。

那凉亭子的四角都像和尚庙似的挂着小钟,半夜里有风吹来,发出叮叮的响声。耿大先生清醒的时候就说:

“想不到出家当和尚了,真是笑话。”

等他昏迷的时候他就说:

“给我笔,我写信……”

那花园里素常没有人来,因为一到了冬天,满园子都是白雪。偶尔一条狗从这园子里经过,那留下来一连串的脚印,把那完完整整的洁净得连触也不敢触的大雪地给踏破了,使人看了非常的可惜。假若下了第二次雪,那就会平了。假若第二次雪不来,那就会十天八天地留着。

平常人走在路上,没有人留心过脚印。猫跪在桌子上,没有留心过那踪迹。就像鸟雀从天空飞过,没有人留心过那影子的一样。但是这平平的雪地若展现在前边就不然了。若看到了那上边有一个坑一个点都要追寻它的来历。老鼠从上边跳过去的脚印,是一对一对的,好像一对尖尖的枣核打在那上边了。

鸡子从上边走过去,那脚印好像松树枝似的,一个个的。人看了这痕迹,就想要追寻,这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呢?若是短短的只在雪上绕了一个弯就回来了的,那么一看就看清楚了,那东西在这雪上没有走了那么远。若是那脚印一长串地跑了出去,跑到大墙的那边,或是跑到大树的那边,或是跑到凉亭的那边,让人的眼睛看不到,最后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这一片小小的白雪地,四外有大墙围,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但经过几个脚印足痕的踩踏之后,却显得这世界宽广了。因为一条狗从上边跑过了,那狗究竟是跳墙出去了呢,还是从什么地方跑回来的。再仔细查那脚印,那脚印只是单单的一行,有去路,而没有回路。

耿大先生自从搬到这凉亭里来,就整天地看着这满花园子的大雪。那雪若是刚下过了的,非常的平,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的时候,他就更寂寞了。

那凉亭里边生了一个炭火盆,他寂寞的时候,就往炭火盆上加炭。那炭火盆上冒着蓝烟,他就对着那蓝烟呆呆地坐着。

有一天,有两个亲戚来看他,怕是一见了面,又要惹动他的心事,他又要写那“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耿振华吾儿”的信了。

于是没敢惊动,就围绕着凉亭,踏着雪,企图偷偷看了就走了。

看了一会,没有人影,又看了一会,连影子也没有。

耿太太着慌了,以为一定是什么时候跑出去了。心下想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不要闯了乱子。她急忙地走上台阶去,一看那吊在门上的锁,还是好好地锁着。那锁还是耿太太临出来的时候,她自己亲手锁的。

耿太太于是放了心,她想他是睡觉了,她让那两个客人站在门外,她先进去看看。若是他精神明白,就请两位客人进来。若不大明白,就不请他们进来了,免得一见面第二句话没有,又是写那“大中华民国”的信了。但是当她把耳朵贴在门框上去听的时候,她断定他是睡着了,于是她就说:

“他是睡着了,让他多睡一会吧。”

带着客人,一面说话一面回到正房去了。

厨子给老爷送饭的时候,一开门,那满屋子的蓝烟,就从门口跑了出来。往地上一看,耿大先生就在火盆旁边卧着,一只手按着自己的胸口,好像是在睡觉,又好像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似的。

耿大先生被炭烟熏死了。

外边凉亭四角的铃子还在咯棱咯棱地响着。

因为今天起了一点小风,说不定一会工夫还要下清雪的。

(作于1941年3月26日,发表于同年

4月13日至29日《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署名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