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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马伯乐 (2)

他就是想,若能够更便宜,那不就是更好吗?不是越便宜越好吗?若白送给他,不就更好吗?

到外国商店去买东西,他不争。让他争,他也不争。哪怕是没有标着价码的,只要外国人一说,两元就是两元,三元就是三元。他一点也没有显出对于钱他是很看重的样子,毫不思索地从腰包里取出来,他立刻付出去的。

因为他一进了外国店铺,他就觉得那里边很庄严,那种庄严的空气很使他受压迫,他愿意买了东西赶快就走,赶快逃出来就算了。

他说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他跟他父亲正是相反,他反对他父亲说外国这个好,那个好的。

他虽然不宣传外国人怎样好,可是他却常骂中国人:

“真他妈的中国人!”

比方上汽车,大家乱挤,马伯乐也在其中挤着的,等人家挤掉了他的帽子,他就大叫着:

“真他妈的中国人!挤什么!”

在街上走路,后边的人把他撞了一下,那人连一声“对不起”也不说。他看看那坦然而走去的人,他要驾一声: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家的仆人,失手打了一只杯子,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真他妈的中国人!”

好像外国人就不打破杯子似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他拆一封信,忙了一点伤着里边的信纸了,他把信张开一看,是丢了许多字的,他就说:

“真他妈的中国人!”

马伯乐的全身都是机警的,灵敏的,且也像愉快的样子。惟独他的两只眼睛常常闪视着悲哀。

他的眼睛是黑沉沉的,常常带着不信任的光辉。他和别人对面谈话,他两个眼睛无时不注视在别人的身上,且是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回地寻视,而后把视线安安定定地落在别人的脸上,向人这么看了一两分钟。

这种看法,他好像很悲哀的样子,从他的眼里放射出来不少的怜悯。

好像他与谈话的人,是个同谋者,或者是个同党,有共同的幸与不幸联系着他,似乎很亲切但又不好表现的样子。

马伯乐是悲哀的,他喜欢点文学,常常读一点小说,而且一边读着一边感叹着。

“写得这样好呵!真他妈的中国人。”

他读的大半是翻译小说。中国小说他也读,不过他读了常常感到写的不够劲。

比方写狱中记一类事情的,他感觉他们写得太松散,一点也不紧张,写得吞吞吐吐。若是让他来写,他一定把狱中的黑暗暴露无遗,给它一点也不剩,一点也不留,要说的都说出来,要骂的都骂出来。惟独这才能够得上一个作家。

尤其是在中国,中国的作家在现阶段是要积极促成抗日的,因此他常常叹息着:

“我若是个作家呀,我非领导抗日不可。中国不抗日,没有翻身的一天。”

后来他开始从街上买了一打一打的稿纸回来。他决心开始写了。

他读高尔基的《我的童年》的时候,那里边有很多地方提醒了他。他也有一些和高尔基同样的生活经验,有的地方比高尔基的生活还丰富,高尔基他进过煤坑吗?而马伯乐进去过的。他父亲开小煤矿嘛,他跟工人一路常常进去玩的。

他决心写了。有五六天他都是坐在桌子旁边,静静地坐着,摆着沉思的架子。

到了第七天,他还一个字没有写,他气得把稿纸撕掉了许多张。

但他还是要写的,他还是常常往家里买稿纸。开初买的是金边的,后来买的是普通的,到最后他就买些白报纸回来。他说:

“若想当个作家,稿纸是天天用,哪能尽用好的,好的太浪费了。”他和朋友们谈话,朋友们都谈到抗日问题上去,于是他想写的稿子,就越得写了。

“若是写了抗日的,这不正是时候吗?这不正是负起领导作用吗?这是多么伟大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推动了历史的轮子。”

他越想越伟大,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个将军了。

于是他很庄严地用起功来。

新买了许多书,不但书房,把太太的卧房也给摆起书架子。太太到厨房去煎鱼,孩子打开玻璃书架,把他的书给抛了满地,有的竟撕了几页,踏在脚下。

“这书是借来的呀,你都给撕坏了,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马伯乐这一天可真气坏了,他从来也不打孩子,他也不敢打。他若打孩子,他的太太就在后边打他。可是这一天他实在气红了眼睛,把孩子按到床上打得哇哇地乱叫。

开初那孩子还以为和往常一样,是爸爸和他闹着玩的,所以被按到床上还咯咯地一边笑一边踢荡着小腿。马伯乐说:

“好东西,你等着吧!”

把孩子打了之后玻璃书橱也锁起来了。一天一天地仍是不断地从民众图书馆里往家搬书。他认识图书馆的办事员,所以他很自由地,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不用登记,不用挂号。

民众图书馆的书,马伯乐知道也是不能看,不过家里既然预备了书架,书多一点总是好看。

从此他还戴起眼镜来,和一个真正的学者差不多了。

他大概一天也不到太太屋里来。太太说他瘦多了,要到街上去给他买一瓶鱼肝油来吃。

不久,马伯乐就生了一点小病。大家是知道的,他生病是不吃什么药的。也不过多吸几支烟也就好了。

可是在病中,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的他却写了点文章。

他买了几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他看过,有的还来不及看。但是其中他选了一本,那一本他昼夜抱着,尤其当他在纸上写字的时候,他几乎离不开那本书,他是写一写看一看的。

那书是外国小说,并没有涉及到中国的事情。但他以为也没有多大关系,外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彼得罗夫,他用到他的小说上,他给改上一个李什么,王什么。总之他把外国人都给改成中国人之后,又加上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马伯乐没有什么职业、终年地闲着,从中学毕业后就这样。那年他虽然去到了上海,也想上大学念书,但是他没有考上,是在那里旁听。父亲也就因此不给他费用。虽然他假造了些凭据,写信用大学的信封,让父亲回信到××大学,但也都没有生效。

于是他又回到家中做少爷,少爷多半都是很幸福地随便花钱。但他不成,他的父亲说过:

“非等我咽了气,你们就不用想,一分一文都得拿在我的手里。”

同时又常常说:

“你们哪一个若嫌弃你爹老朽昏庸,哪一个就带着孩子、老婆另起炉灶去好啦。”

马伯乐住在家里常常听这难听没有意思的话。虽然家里边的床是软的,家的饭食是应时的,但总像每天被虐待了一样,也好像家中的奴仆之一似的,溜溜的,看见父亲的脸色一不对,就得赶快躲开。

每逢向父亲要一点零用的钱,比挖金子还难,钱拿到了手必得说:

“感谢主,感谢在天的父。”

他每逢和父亲要了钱来,都气得面红耳热,带钱回到自己房里,往桌上一摔,接着就是:

“真他妈的中国人!”

而后他骂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等等名词。

可是过不了几天,钱又花完了,还是省着省着花的。要买一套新的睡衣,旧的都穿不得了,让太太给缝了好几回了。

一开口就要八块钱,八块钱倒不算贵,但是手里只有十块了,去了八块零用的又没有了。

有时候同朋友去看看电影,人家请咱们,咱们也得请请人家!

有时他手里完全空了时,他就去向太太借,太太把自己的体己钱扔给他,太太做出一种不大好看的脸色来:

“男子汉!不能到外边去想钱,拿女人的钱。”

有一次马伯乐向父亲去要钱,父亲没有给,他跑到太太那里去,他向太太说:

“这老头子,越老越糊涂,真他妈的中国人!”

太太说:

“也难怪父亲啦,什么小啦,也是二三十岁的人啦。开口就是父亲,伸手就是钱。若不是父亲把得紧一点,就像你这样的呀,将来非得卖老婆当孩子不可。一天两只手,除了要钱,就是吃饭,自己看看还有别的能耐没有?我看父亲还算好的呢!若摊着穷父亲岂不讨饭去!”

马伯乐的脸色惨白惨白的:

“我讨饭去不要紧哪,你不会看哪个有钱有势的你就跟他去……”

马伯乐还想往下说。

可是太太伏在床上就大哭起来了:

“你这没良心的,这不都是你吗?我的金戒指一只一只地都没有啦。那年你也不是发的什么疯,上的什么上海!我的金手镯呢?你还我呀,在上海你交的什么女朋友,你拿谁的钱摆的阔?到今天我还没和你要,你倒有嘴骂起我来。东家西家,姊姊妹妹的,人家出门都是满手金虎虎地戴着。咱们哪怕没有人家多,也总得有点呵。我嫁你马伯乐没有吃过香的,没有喝过辣的。动不动你就跑啦,跑北京,跑上海……跑到那儿就会要钱,要钱的时候,写快信不够快,打来了电报。向我要钱的时候,越快越好。用不着我的时候就要给点气受。你还没得好呢,就歪起我来了,你若得好,还能要我?早抛到八千里之外去了……”

马伯乐早就逃开了,知道事情不好,太太这顿乱说,若让父亲听到,“到那时侯可怎么办哪?”

他下了楼,跑到二门口去,在影壁那里站着。

影壁后面摆着一对大圆的玻璃养鱼缸。他一振动那沿,里边的鱼就更快地跑一阵。他看着,觉得很有趣。

“人若能变个金鱼多好!金鱼只喝水,不吃饭,也不花钱的呀!”

他正想着想着,楼上那连哭带吵的声音,隐约还可以听到。他想把耳朵塞住,他觉得真可怕,若是让父亲听见,“到那时候,可怎么办?”

正想迈开步逃,逃到街上去,在街上可以完全听不见这种哭声。他刚一转身,他听楼上喊着:

“你给我金手镯呀!你给我金手镯!”

这声音特别大,好像太太已经出来了,在走廊上喊着似的,听得非常清楚。

可是他也没敢往走廊上看,他跑到大街上去了。

太太在楼上自己还是哭着,把一张亲手做的白花蓝底的小手帕也都哭湿了,头发乱蓬蓬地盖了满脸。把床单也哭湿了。

她的无限的伤心,好像倾了杯子的水,是收不住的了。

“你马伯乐,好没良心的。你看看,我的手上还有一颗金星没有,你看看,你来看……”

太太站起来一看,马伯乐早就不在屋里了。

于是伏在床上,哭得比较更为悲哀,但只哭了几声就站起来了。

很刚强地把眼泪止住,拿了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水,而后揩着脸,脸上火辣辣的热,用冷水一洗,觉得很凉爽。只是头有点昏,而且眼睛很红的。不能出去,出去让人看了难为情。

只得坐在沙发上,顺手拿起当天的日报看看,觉得很无聊。

等她看到某商店的广告,说是新从上海来了一批时装,仕女们请早光临,就在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件小绒衣的照像。那衣裳是透花的,很好看,新样子,她从来没有见过。她想若也买一件,到海边去散步穿穿,是很好的。在灯光下边,透花的就更好看。

她一抬头,看见了穿衣镜里边,那红眼睛的女人就是她自己。她又想起来了:

“还买这个买那个呢,有了钱还不够他一个人连挖带骗的……唉……”

她叹了一口气,仍勉强地看报纸。她很不耐烦。

“那样没出息的人,跟他一辈子也是白忙。”

太太是很要强的一个女人。

“光要强有什么用,你要强,他不要强……”

她想来想去,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又加上往镜子里一看,觉得自己也老许多了,脸色也苍白了许多。

可是比从前还胖了一点,所以下巴是很宽的。人一胖,眼睛也就小。

她觉得自己从前的风韵全无了。

于是拿起身边的小镜子来,把额前的散发撩一撩,细看一看自己的头盖是否已经有了许多皱纹。皱纹仍是不很显然。不过眉毛可有多少日子没有修理了。让孩子闹的,两个眉毛长成一片了。

她去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去找夹眉毛的夹子。左找右找也找不着,忽然她想起来那夹子不是让孩子们拿着来玩的吗?似乎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但又忘得死死的,想也想不起来。这些孩子真讨厌,什么东西没有不拿着玩的,一天让他们闹昏了。

说说她又觉得头有点昏,她又重新没有力气地坐到沙发上去了。

一直坐在那里,听到走廊上有人喊她,她才站起来。

“大少奶奶!”

喊声是很温柔的,一听就知道是她的婆母。她连忙答应了一声:

“请娘等一会,我拢一拢头就来。”

她回答的时候,她尽可能发出柔弱娇媚的声音,使她自己听了,也感到人生还有趣的。

于是她赶快梳了头,脸上扑了一点粉,虽没有擦胭脂,她觉得自己也并没有老了多少。正待走出去,才看见自己旗袍在哭时已经压了满身的褶子。

她打开挂衣箱,挂衣箱里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袍子。她也没有仔细挑选,拉出一件就穿上了,是一件紫色的,上边也没有花,已经是半新不旧的了。但是她穿起来也很好看,很有大家闺秀的姿态。

她的头发,一齐往后梳着,烫着很小的波浪,只因刚用梳子梳过,还有些蓬蓬之感。她穿的是米色的袜子,蓝缎绣着黄花的家常便鞋。

她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关门的时候在大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确不像刚刚哭过。

于是她很放心地沿着走廊过去了。走廊前的玻璃窗子一闪一闪地闪着个人影。

到了婆婆屋里,婆婆叫她没有别的事,而是马神父的女儿从上海来,带一件黑纱的衣料送给婆母。婆母说上了年纪的人穿了让人笑话,打算送给她。她接过来说:

“感谢我主耶稣。”

她用双手托着那纸盒,她作出很恭敬的姿态。她托着纸盒要离开的时候,婆母还贴近她的耳朵说:

“你偷偷摸摸做了穿,你可别说……说了二少奶奶要不高兴的。”

马伯乐的太太回到自己房里,把黑纱展开围在身上,在镜前看了一看。她的自信心又生起来了。

婆婆把衣料送给她,而不送给二少奶奶,这可证明婆婆是很喜欢她的。婆婆喜欢她,就因为她每早很勤奋地读《圣经》。老太爷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