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收服了袁文才、王佐之后，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周围的几县活动很是方便，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地围着井冈山转一圈。而不熟悉此地的人往往要花上一个星期的时间。
经过商议，团长陈浩率领山上工农革命军主力倾巢而出，攻打茶陵县城。毛泽东因脚伤未愈，只好与王佐、袁文才留在井冈山坐镇留守。部队下山，毛泽东一直送至黄洋界山口，临别时说：“我本想同你们一起去，但我的脚不准我去，待准许时我再去。”
两日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二次顺利占领茶陵县城，在城内的福音堂成立了政权机构——人民委员会，军队也全部驻进了县城里，但劳苦大众期待中的“打土豪分田地”热闹场面并没有出现，团长陈浩启用旧官吏管理县城，依然是衙门作风，换汤不换药，每日升堂审案，解决给养仍然是向县城商会派款派捐，引起群众的不满。
一营党代表宛希先急忙派人送信给山上的毛泽东，告了陈浩一状。毛泽东十分焦急，急忙回信要陈浩立即改变做法，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真正的工农兵政府。陈浩只得撤换了旧县长，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推选木匠出身的谭震林为主席，开始发动农民群众组织赤卫队，打土豪，勘察地界，准备分田分地，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
自从接到宛希先的茶陵来信后，毛泽东总觉心绪不宁，放心不下，恨不能立刻飞身前往茶陵。此时他的脚伤已经稍有好转，于是从宁冈步云山调回帮助袁文才练兵的陈伯钧，在他的护送下连夜下山赶往茶陵。
天刚蒙蒙亮，走到离茶陵城还有二三十里路的地方，就听到茶陵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不仅有步枪，还有重机枪。这不像是当地民团，民团没有重机枪，陈浩也没有重机枪，一定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果然，向茶陵城进攻的正是国民党第八军独立团。陈浩率领部队抵抗了一阵子，战斗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恰好在大汾失散的第三营在张子清的带领下，从朱德那里返回井冈山路经茶陵，立即与一营会合加入战斗。三营刚刚参加上堡整训，又补充了弹药和粮草，兵精粮足，来得正是时候，将国民党军打退。
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毛泽东派人去茶陵城下打探消息，派去的人很快回来报告：茶陵城东门外的浮桥已经被拆掉了，无法进入城内。毛泽东顿时有一种不祥之感，此桥是从茶陵城返回井冈山的必经之路，此桥一断，城内的工农革命军便很难返回井冈山了。
那么，这座浮桥是谁拆的呢？为什么要把它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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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桥是团长陈浩命人拆的。
陈浩自断退路，并不是依照兵法“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而是另有打算。
此时国民党军并未攻入茶陵城，陈浩却主动撤出茶陵，引军由茶陵城南向的水口方向撤退。
毛泽东见东门浮桥被毁，茶陵城内悄无声息，便觉大事不妙，进城打听才知道陈浩已经带兵南下。毛泽东顾不上吃早饭，立即掉头南下追赶陈浩。
一直追到湖口，才追上陈浩。此时已经是12月27日的黄昏时分，部队正在埋锅造饭。当晚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以前委书记的身份命令部队停止南下，立即掉头折回向宁冈砻市，并严厉批评了陈浩沿途公开散布“搞工农兵没有出息，上井冈山没有出路”的行为。
陈浩无法，只得命令部队北上。这么一折腾，部队十分疲惫，毛泽东决定走大路，每天只走二三十里，边走边做工作，暗中调查陈浩的底细。
原来陈浩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他把部队带往南下原是想秘密投靠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部，当时方鼎英所部正活动在湘赣南部以及广东北部。方鼎英曾经当过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是陈浩的老长官，陈浩早已暗中写信给方鼎英，请求收留。
之前余洒度和苏先俊脱离部队，毛泽东并未相强，两人走得也算是光明磊落。陈浩要走，自己走便罢，如何又将秋收暴动仅存的这点骨血也一并带走？而且还公开诋毁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决策？
此人须留他不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回到砻市安顿下来的当日晚上，毛泽东以召开前委会为名，将陈浩及其党羽诱到砻市的一家商铺之内，宣读罪状，亮出陈浩等人通敌证据。不待其有所反应，埋伏的特务连士兵一拥而上，绳捆索绑将其拿下，关押起来。为了稳妥起见，陈浩等人并没有关押在一团，怕是有人暗通款曲放跑了陈浩，而是专门送到袁文才那里，由袁文才派人严加看管。
次日，在砻市龙江河畔的沙坪上召开群众大会，毛泽东总结了部队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安抚众人：两次打茶陵都打得不错，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做群众工作，但责任并不在大家。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名严厉批评了陈浩等人，并当场宣布了陈浩等人引军投敌、反对游击战争等十大罪状，决定撤其所有职务并诛杀之。与陈浩一同被杀的，还有参与谋反的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
处置了陈浩等人之后，毛泽东提拔原三营营长张子清任团长，朱云卿为参谋长。朱云卿虽然也是黄埔军校三期毕业，但他是毛泽东到井冈山落草之后才到的井冈山，因此与陈浩等人并无瓜葛。
毛泽东诛杀陈浩，虽然未经请示上级，但当时情况特殊，毛泽东作为成就大事的政治家机断行事、不拘泥于常例，兵法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陈浩等人合当命绝。实际上早在一个月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已经在上海的会议上开除了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及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只是还没有传达到井冈山而已。所谓的“毛委员”和前委的毛书记已经成为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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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陈浩等人被杀，秋收暴动的中高级军官已经所剩无几。
大汾之败和陈浩叛逃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醒，这两件事暴露出工农革命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忠诚问题，另一个是战斗力。提拔一些中下级军官，可以暂时解决忠诚度的问题，但是靠知遇和感恩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还需要一个更为可靠的方式。而提高战斗力主要靠训练和打仗，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速成的方法。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有五个要素，即“天、地、君、亲、师”，“天”和“地”自然不用说，眼下没有了皇帝，“君”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剩下的只有“亲”和“师”与人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亲”包括血亲、姻亲、乡亲等等，“师”是指师承关系，既包括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包括了同学之间的关系。
“亲”和“师”的两种关系对近代中国军队影响很大，清朝末期有湘军、淮军，民国时期军阀有奉系、直系、皖系等，都是利用了地域的概念。而利用师承关系则集中表现在军队的派系上，旧军队中有“保定系”（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黄埔系”（毕业于黄埔军校）、“讲武堂系”（毕业于各种讲武堂）等，对凝聚军心起很大的作用。朱德暂时到云南讲武堂的范石生处栖身，陈浩拉走部队投靠黄埔军校教育长方鼎英，黄埔军校学生不称蒋介石为总司令或委员长而称其为校长，都是这个道理。
从茶陵跟着毛泽东回井冈山的人马已经不多了，虽然还是两个营，但人数已经锐减，扩充兵员主要靠从边界各县投军的赤卫队员，这些人大多是在当地待不下才上的井冈山，人数在两百人以上，他们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不能独当一面。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学师范出身的毛泽东对这个道理还是懂的。
如何能在井冈山训练出一支既服从指挥、又有战斗力的精兵？这个想法萦绕在毛泽东头脑中非止一日了。眼下在井冈山虽然还不具备办黄埔军校那样的条件，但办一个初级规模的教导队总还是可以的，培养骨干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度，训练部下学会作战技巧，都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载体。
筹办教导队，至少在二打茶陵之前就已经着手了。地址就选在砻市西北的龙江书院，离茅坪不远。这家书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由宁冈以及附近的茶陵、酃县客家富户捐资兴建，为的是客家子弟求取功名，日后做官出人头地也好为客家人撑腰。书院门前修了一座桥，取名“状元桥”，为的是图个吉利。辛亥革命后，书院改成了宁冈县立第二小学，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之前，由于兵荒马乱已经停办。
毛泽东挑选了军官队队长吕赤担任教导队队长，还为教导队聘了教习（教官），挑了陈伯钧等四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当了区队长。吕赤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林彪的同学。
教导队全盛时期曾达到百余人，三分之二都是周围各县选送来的赤卫队员，三分之一是工农革命军中的战斗骨干。学制是三个月，教学内容有刺杀、投弹、射击、队列、游击战术、侦察等，还有政治课。由于经济条件窘迫，教导队笔墨纸张成了稀罕物，学员们就用柳树枝烧的炭条写字，这种材料不容易折断，字迹黑且有韧性。
毛泽东既不是教导队领导，也不是专职教官，却经常出入教导队。他在长沙办过自修大学，在广州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知道战士们爱听什么，也知道课怎么讲。除了讲政治课之外，毛泽东也讲军事课，他要给学员们知道，自己在军事上也不是外行。
为了扬长避短，毛泽东在军事课并不讲队列、射击、筑城、爆破一类的军事技术，那些东西他并不在行。他讲的是战术原则，把比较难记的东西编成顺口溜式的口诀，如将步兵战术概括为“十八字诀”：“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将游击战术概括为“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后来又加了“敌疲我打”，成为“十六字诀”）。
毛泽东讲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象生动、通俗易懂，讲课中穿插了大量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他十三岁时便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精忠传》、《隋唐演义》，说起关云长、张飞、赵子龙、诸葛亮、岳飞、秦叔宝、姜太公、猪八戒、孙悟空等人物和故事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不仅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赤卫队骨干听得目瞪口呆，就连正经军校出身的基层军官也佩服毛泽东渊博的战史知识，常常听得入了迷。
当时偏僻的山区文化娱乐相当贫瘠，大家就把听毛泽东讲课当成是一种文化享受，盼着他来。因为当时部队无军饷可发，战士们便把毛泽东讲课形象比喻为“毛委员发饷”，确实听毛泽东讲课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
有人也许会问：毛泽东讲课功夫一流，拳脚上的功夫怎么样？
毛泽东会不会武功呢？一般人以为“君子动口不动手”，觉得毛泽东不屑学武功。实际上恰恰相反，青年毛泽东是非常重视武功的。他当过湖南新军的列兵，受过半年左右的军事训练，还当过湖南一师的学生课外志愿军的上士。毛泽东学武虽然没有拜师的记载，但却有过与著名武林人物切磋的经历。
毛泽东经江湖上的朋友引见，结识了湖南的一位武林大侠级人物，此人名叫柳午亭。柳午亭这个名字人们也许不太熟悉，但他儿子柳直荀和儿媳李淑一的名字，熟悉毛泽东诗词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杨”就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柳”就是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
柳午亭不仅精通中国武术，而且曾在日本留学，对东洋柔道、击技之术颇有研究。毛泽东曾专程向他请教切磋，想必也得到些真传。毛泽东为了增加自己的功力，下了二五更的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尝试过冷水浴、日光浴、风浴、雨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步行等，后来还自创了一套练功之法，名之为“六段运动”，可惜没有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