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子女不听话而伤透脑筋的父母日益趋多，不过我去拜访朋友时，有时也会看到令人感动的场面。只要母亲稍做指示，子女们一点都没有露出厌恶之情，而赶快动手帮忙，所以我就暗中注意这母亲，到底有何妙诀能指挥这些子女。结果我发现，奥妙之处就在于，这母亲的指挥法，她绝不会说：“你去给我洗碗筷。”而说：“你能帮我洗那些碗筷吗？”换言之，不用命令形式而用疑问的表达方式。
也许有人会怀疑，这样说难道子女就肯乖乖地听话吗？就依我所知为例，子女不听话而感到困扰的父母，对子女总是用命令方式说话，也就是说：“你给我做某某事，你应如何做。”这就是强制子女，也可说用强制的方式容易招致子女的反抗。
不但是子女，一般来说人受到他人的强制时，很自然地心理上会产生反抗。同样做一件事，自动自发的做和受到强制才去做，工作效率上就相差很多。不但如此，被强制后才去做容易留下不满感。所以我刚才所说的那位母亲，不用命令形而用疑问的方式，这样等于让子女自动的选择解答，因而才会产生自动自发性的帮忙，说起来这方法相当高明，由于子女们没有被强制的感觉，当然不会招来无用的反驳。他做起事来也会变被动为主动。
把命令形式改为疑问的形式，这样强制就会使人感到不是强制一般，也许我这种说法好像在哄小孩，可是这心理技巧的利用不但对小孩，对大人也是通用的。例如，要把一些对方不喜欢做的工作，让部下做下去，就不可说：“你把这事做下去。”而应该说：“你是否能完成这件事？”这种说法可以相当缓和对方的反驳感。
公司的扩张，要让一些部下把不是份内的工作做下去时，往往就使用这种手段，有位科长做得很彻底，他走到部下的座位，很亲切地说：“倘若你肯做这件事，我就觉得很感激。”这时，本来不喜欢做的工作也会承受下来，而且会说：“你放心吧！一切由我来负担。”如此，把命令的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对方就没有受到强制的感觉，可是常用这种方法，当然时间一久就会让部下看不起，所以优秀的上司知道该用命令时就用命令，不该用命令时就改用这种拜托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很懂下令技巧的人。
总结：如果部下讨厌的工作，要让他去做，就不要用命令的口气，而改用缓和的疑问方式，这样对方就会很顺利的接受。
4、把不合作的对手控制到我方来
让不友善的人来做我方的一些小事，就可以让对方产生与我方是同一方的心理错觉。也可以使他在对方群体中受到孤立，而且他做得好不好也无伤我方大雅。
人处于下风地位，易于谦恭，因为想狂傲也没有本钱。但如果得势得志，就不一样了，到那时，人应该怎样做呢？这个故事是很有教益的。
石勒是上党武乡羯族人，年轻时做过买卖，种过地，还曾当过奴隶。后来投奔刘渊为大将，逐渐割据一方。于319年称赵王，同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建立后赵政权。极盛时据有今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和江苏、安徽、甘肃、辽宁的一部分。石勒之所以能开创后赵基业，与他善于笼络人心有很大关系。
后世常常称赞他不念布衣旧怨的故事。
石勒称赵王后不久，让人把老家武乡的父老乡亲请到他的驻扎地襄国来。等家乡人来了之后，石勒设宴欢聚。酒过三巡，他一个一个地与乡亲们畅谈往事。忽然发现少了一个熟人，便是他的邻居李阳。
石勒便问：“李阳怎么没请来？”
手下人回答：“我们请了，李阳说他自己有罪，不敢见大王。”
原来石勒贫穷的时候，经常和李阳因为争沤麻池互相殴打。现在石勒当了赵王，李阳怕被报复，所以不敢前来。
石勒听了大笑，对父老乡亲们说：“其实，李阳是个很有胆量的壮士啊！他怎么能不来呢？虽说我和他曾经为争沤麻池打过架，但那是我当老百姓时的事了。方今我正行信义于天下，要结交四方好汉，哪会去记一个普通汉子的仇呢？”
于是派人飞马再去武乡，把李阳请来。
李阳应召前来后，石勒马上接见他，和他开怀畅饮。喝酒喝到高兴时，石勒拉着李阳的胳膊说：“从前我们打架，我挨够了你的拳头，你也饱尝了我的毒手啊！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赐给李阳一座房子，还任命他为参军都尉。
石勒接着下令减免武乡的租赋，说：“武乡是我的故乡，就好像刘邦的丰、沛一样。我死后灵魂是一定要回到故乡去的。”
石勒不记李阳之仇的事传开后，武乡的百姓更加拥戴石勒。其他地方的百姓听说完，也很佩服石勒的胸襟博大，愿意为他效力。
石勒的胸襟博大，还表现在对臣下误言的宽宥上。
有一次，石勒因为樊坦家庭清贫，便任命他为章武内史。樊坦临行前，去石勒处辞别。石勒见樊坦的衣服、帽子都是破破烂烂的，大吃一惊，说：“樊参军，你何以贫穷到这个地步啊？”
樊坦是个秉性诚朴的人，听了问话，未加思索，脱口答道：“羯贼横行霸道，一下子便使我倾家荡产！”
石勒笑着说：“原来羯贼这等残暴啊！好吧，今天我来替他们偿还这损失吧！”
这时樊坦才醒悟过来，明白自己说走了嘴，把羯族人都骂作贼，岂不得罪了石勒，吓得浑身发颤，赶快跪下叩头谢罪。
谁知石勒不但未给他治罪，反而亲自把他扶起身来，说：“我虽然有规定不准大家再说‘胡人’、‘羯贼’这些带侮辱性的称呼，但主要是防止庸人俗士，因为这些称呼互相争斗，同你这样的老先生无关，你用不着害怕。”
石勒果然赔偿樊坦的损失，赐给他钱300万，用来置办车马、行装。
石勒建立的政权之所以能得到巩固，不仅由于他在军事上的谋略、政治上的举措得当，而且也由于他的大度，能容忍他人过去甚至眼前对他的不恭，所以他能笼络包括汉人在内的百姓和官员，效忠后赵政权，而不背弃自己。
石勒在就任大将前以羯人奴隶身份被转卖服苦役，受难极多，后来夺得政权，免不了有对当年不平的报复之心。
不过报复仇人与巩固政权相比就差远了，于是凶悍的石勒在做了赵王后，反而谦恭起来，故意把当年欺负过他的人笼络一番。以示他也是恭行仁义的有道之君。
只要做一件实事，就可以代替无数宣传说教。这应当是做事的一种谋略。
从生理上讲，人与人的心胸没有太大差别。从心理上讲，人与人的襟怀却判若天壤。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成就大事者，一般都具有坦荡的心胸。
隋大业末年，王世充兄子王太镇守河阳，聘请邓世隆为宾客，对邓世隆十分亲近。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及早投降。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在复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不恭之辞。
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庚安礼、敬播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正在邓世隆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举止失措之时，太宗听说了他的情况，于是派房玄龄前来安抚他。房玄龄向邓世隆传达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我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理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岂是你对我有什么恶意呢？我现在是天子，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我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
太宗不计前嫌，不念旧恶，安抚邓世隆，让他安心供职，让他充分施展才华。安抚一个邓世隆，影响一大片，使许多曾在前朝及曾在叛臣手下供职的人，能安心为大唐帝国效力。在唐帝国初创时期，百废待举，要想使百业复兴，首先需要的是各方面的人才，太宗正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广泛地网罗人才，安抚人心，为创造唐帝国的稳定繁荣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观察一个人心胸宽阔还是心地狭窄，最好的办法是看他如何对待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
春秋时，管仲曾与齐桓公作对，在战场上，一箭射中他身上的带钩。然而齐桓公不计前嫌，终于使管仲成为自己的谋臣。晋文公重耳在落难中，遭寺人披的追杀，一只袖子曾被斩掉。然而晋文公最终却能尽释前嫌，使寺人披成为自己回国复位的得力帮手。唐朝武财天，在听到骆宾王写的讨伐自己的檄文时，还称赞他的文采。
上述数人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权术，还是一种心胸呢？
不管是什么，都值得后人汲取和效法。
实际上，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做到了“有容乃大”这一步，洛克菲勒就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当然，是在发财的前提下。
他从敌人当中，选出最有生存竞争力的强者，进而吸收到自己的阵营中。美孚石油公司的高层领导者中，大都是由这种先成敌人再成为伏兵的强者组成的，这个阵容不断得以巩固。他在产油地区埋下的第一个伏兵，就是亚吉波多——一个曾经激烈反对过洛克菲勒的人。一天晚上，亚吉波多在家中宴请同行业的企业主。这位亚吉波多这时可发挥了他的伏兵作用。
“怎么样？我也在考虑，今后在这种地方进行独立经营是越来越困难了！”大家都陷入了沉思，亚吉波多说出了这种明显为美孚石油公司的垄断合并帮腔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