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所作出的错误分析和判断的产物，那么“三线建设”就是他对世界形势所作出的错误分析和错误应对的产物。
自一九六O年我国与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分歧之后，昔日的苏联老大哥成了新的敌人。中国同时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一九六二年中印两国因为边界争端开了战，又多了一个敌人。同时认为南斯拉夫是老牌的修正主义。当时把这四国领导人统称“三尼一铁”。“三尼”是指美国总统肯尼迪，苏共总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一铁”是指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墙上贴的标语、开会喊的口号都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敌人？是这些家伙故意与我们作对，还是我们自己惹的麻烦？一般老百姓没有去多想，更不敢乱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思潮在国际交往和国际关系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我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当时流行一句自鸣得意的话：“要革命找中国，要钱找美国，苏联既不革命又没钱。”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
兵工厂的职工自豪地称我们的兵工厂是世界革命的兵工厂。这种自吹自擂，强加于人的言论引起了外国朋友的反感和敌对势力的更加仇视。个别基层领导在作形势报告时鼓吹：“当前世界形势大好，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爆发了……”毛主席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作出论断：“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是战争引起革命，二是革命制止战争。”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毛主席制定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最高指示。大搞“三线建设”就是实现最高指示的伟大战略部署。当时在军工行业流行着一句话—“三线建设搞不好，毛主席就睡不好觉”。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间，国家把很大一部分财力、物力和人力用在“三线建设”上。
应该说，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饱受欺凌的大国，努力加强国防力量是完全应该和非常必要的，但是对于如何加强国防却是值得研究的。美国和苏联以研制和发展高科技武器为先导，把国家的财力、精力用在加强打击力量、反击力量上，用在制海权、制空权的主导能力上。而我们却把财力和精力花在低水平的防卫和抵抗能力上，这是因为当时的最高决策层的战争观念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水平上，还停留在人民战争小米加步枪的水平上。对于现代武器性能、现代战争的特点知之甚少。所以加强国防力量的方针政策是陈旧的，一些具体做法显得幼稚和原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高空侦察机、间谍卫星已具备了把地面扫描得清清楚楚的能力，各种类型的导弹能准确地打击和摧毁地面上任何战略目标。现代化的战争是立体战争，应该说没有一线、二线、三线可分，没有前方、后方可言。在那个年代，一了解这些情况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从事国防情报的专业人士大有人在。然而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后，人人成了惊弓之鸟，A若寒蝉，谁敢多言语呢？
就当时的整个中国形势而言，广东、福建应是前线。海南岛也历来被称做国防前哨。但在那荒唐的年代就有荒唐的事，海南岛也大搞“三线建设”。在海岛腹地新建一些民用和军用工厂。决策者们认为一旦海岛沿海失守后，海岛中心还有作战能力。他们的历史根据是：琼崖纵队在海岛中心创建的红色政权，三十年红旗不倒。国民党日本鬼子都未占领过。全国所有“三线”厂的地理位置都与此类似，是过去历代政府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地方是中国最落后、最贫穷的地方，没有经济价值或战略价值。如果一旦具备了某种价值，除非你有制空权，令敌人的飞机、导弹进不来，否则首先会成了被摧毁或占领的地方。
我们厂的主要技术骨干来自老军工企业。新职工是在本地招收的。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O年间正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到“三线”工厂总比去农村强。加上兵工厂牌子响，富有神秘感、光荣感，所以我厂新职工除了部分农家子弟外，还有不少城镇知识青年及地方干部、军队干部的子女。工厂周围的居民都是黎族。这里的人民都很淳朴、善良，不偷不抢，很守规矩，相互之间和睦相处，不吵架打架，与工厂的关系也很友善、融洽，从未发生过摩擦和矛盾，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老百姓。从历史上看，在解放前，他们还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就是现在还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传统，如果有人打了个大点的猎物，就会一家分一点吃，不会拿到市场去卖。他们以种水稻为主，坡地上种木薯、地瓜、黑豆等杂粮，耕作比较粗放，采取刀耕火种的方式，不种菜，不养猪羊，鸡、鸭也很少养。牛只作为生产工具，平常放在山上不去管它，到耕田时才去找回来。他们所有的劳动成果都是为着自给自足，没有商品意识。所以这里没有集市贸易和商品交换。直到有工厂后才有相应配套的国营商店，定量供应粮、油和猪肉，还有食盐、酱、醋和日用百货。除此以外，其他的生活物资都买不到。职工食堂的蔬菜、副食要到五十公里以外的集市上去买。凡有家小要在家吃饭的，必须自己种菜，自己砍柴，自己养鸡、鸭、鹅等，否则就难以生存。我们自我解嘲地说：这里是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亦工亦农做得最好的地方。
长期艰苦、单调的山区生活，使大部分职工都不安心，尤其是那些干部子女，随着时间的流逝，兵工厂的光荣感、神秘感逐渐淡化。与此同时，下放到农村、农场的同龄伙伴已开始向城市回流。他们也很快就厌恶这里的工作、环境，厌恶这里的一切。他们急不可待地想离开这里，找出各种理由，通过各种渠道调回到城里。开始是这个司令、那个政委的子女，然后是一般干部的子女。不到三年时间，凡是有点背景的都走了。有人冷嘲热讽地说：“这个江山都是他们的，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过去他们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就选择了‘三线’厂，现在这个浪潮过去了，又回到城市里，他们有权运用优选法。”
剩下来的基本队伍仍是从老厂调来的职工及其子女，加上建厂初期在本地招收的农家子弟。只要工厂有生产任务，生产能照常进行，月月有工资发，这部分员工还是安心的。
但是情况正在慢慢地发生变化，随着极“左”路线的清除、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地位的改善，国际形势有了明显的缓和。常规武器消耗少，库存量增大，如果继续保持常规武器的生产势头，必然会影响军队的装备质量和国防现代化的进程。这样一来大部分“三线”厂的生产任务逐步减少，以至于完全没有了，与此同时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民养军”的方针，但具体执行起来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三线”厂的不利条件尤甚。第一，由于“三线”厂大都是建在贫穷落后的山沟里，生活、交通、文化、教育等条件都较差，大部分职工都不安心，生产技术骨干已经或正在大量流失，而离开了人才的优势，其他的优势都是一句空话。．第二，“三线”厂大都在远离城市的山沟里，信息来源、信息反馈远远落后于城市。第三，生产所用的原材料、配件大都来自城市，运输线长，生产成本高。第四，军工企业吃现成饭吃惯了，生产订单来自国家，主要原材料由国家定点供给，对市场竞争，商品经济先天不足。
在此期间，厂里开发出两种民品：一是圆珠笔，除笔芯外都是自己制造的，因在质量和成本上竞争不过老牌的工厂－而望而却步；二是生产不锈钢裤带。这种裤带利用另一家生产餐具的边角余料制成，生产成本低。开始投放市场时还有点销路，尤其是赶时髦的年轻人，觉得新颖好奇，听渔民说，这种裤带银光闪耀，在海上有避邪的作用。但只行销了，一阵就卖不出去了，原因是这种金属带容易损坏裤头。一里生产的裤带大量积压在仓库里。
军品不生产了，民品又搞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除了少数技术、业务骨干外，大部分员工都无事可做，成了“七八二三”部队，即上午七点上班八点走人，下午两点上班三点走人。开荒种地，伐木做家具成了一股风气。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发不出工资。工厂人心浮动，人心思走。厂里开始还卡住部分技术骨干不放，但少数与厂领导关系好的，还是溜了。其他的，照样学样，千方百计使出浑身解数也要离开这里。其实接收单位也不好找，有的人虽然同意调动了，但因找不到接收单位而滞留在厂里。大家一方面担心自己，也担心子女的前途。由于子弟学校教育质量本来就差，这几年，厂生产形势不好，教育经费也少，有的课程根本就未开，好一点的教师也溜走了。教育质量不能与城市比，甚至还赶不上好一点的乡村学校。将来孩子们升学、就业都处于劣势。大家一想自己，二想家，三想孩子去干啥，常常夜不能寐。
我的顶头上司李科长是个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初中文化，一九六六年与我同一批从湖南老厂南下的。他参加工作早，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是共产党员，一九七三年提升为车间副主任，但他身体不好，犯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一九七五年厂机关成立职能科室，考虑到在科室工作比在车间管生产轻松些，于是任他为技术科长。他经常捂着肚子称病在家休息，实际上并未干什么工作，但他处世圆滑，与厂领导关系不错，要求调回内地去，一九一七六年厂同意了他的调动，一旦落实接收单位他就要离开了。我从一九七O年起就在厂生产指挥部从事技术工作，成立科室后自然而然是技术科的元老和骨干。李科长身体不好，自从被同意调动后，更没有心思抓工作了。
为了不影响工作，厂领导找我谈话，要我负责抓技术科的工作。但在李科长走之前不会正式任命。其理由是：如果李科长找不到接收单位走不了呢！我犹豫了好几天，想到自己刚入党，应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应计较自己的名分，于是就勉强点头同意了。开始接手时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感觉，一心一意埋头抓工作。但是李科长的接收单位并不好找，一年多还没有着落，时间一长，问题就来了，有时为了推动工作，势必影响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得罪了某些人或某个人，有时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别以为这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企业，想当官的却大有人在。于是个别人别有用心地给工作设置障碍和阻力，搞对立，闹摩擦，到厂领导那里说三道四，打小报告，总想把我从技术科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