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出身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一个富裕人家，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地主兼资本家。而他却最终接受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纵观郭沫若的一生，他的思想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种渐进的、错综复杂的演进。而影响他思想发展的因素，除了他个人性格中的反叛和理想主义激情以及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之外，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另一个因素，那就是他在接触和翻译国外著作时所受到的影响。本章将从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和世界观三个方面分别阐述翻译对他思想轨迹形成的影响。
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郭沫若政治思想的转变
郭沫若青年时代前期是在彷徨中度过的。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对祖国的肆意掠夺曾深深刺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辛亥革命的胜利曾一度让他欢欣鼓舞，但残酷的现实很快证明形式上的成功没有给苦难的中国带来任何实质改变，军阀夺取了革命果实，革命变成了少数人改朝换代，粉墨登场的工具。面对这一切，年轻的郭沫若空有一腔爱国激情，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挽救祖国的出路。迷茫的他曾感叹：“中国啊，你究竟该到哪儿去？”
就在郭沫若彷徨之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远赴日本求学，郭沫若的人生从此展开了新的一页。
到达日本后，郭沫若为了振兴祖国孜孜以求。在日本的图书馆里，他不知疲倦地阅读着各种国外著作，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惠特曼、英国的斯宾诺莎、德国的歌德等他都有涉猎。受这些著作的影响，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偏向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郭沫若于十月革命后即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太阳的热力”。1921年5月，他在创作《女神？序诗》时就宣称自己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在《匪徒颂》《巨炮之教训》《晨安》等诗作中也赞颂和崇拜马克思、列宁。1923年5月，郭沫若进一步称赞：“马克思与列宁终竟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杰士”。
郭沫若第一次真正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是1924年夏天。他用了50天左右的时间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部有2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书。这部著作实际上是河上肇多篇论文的合集，代表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高峰。郭沫若译好后曾在当时的《学艺》杂志上部分地发表过，后来商务印书馆也曾印行，但由于害怕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商务印书馆不久便停了版。此书的翻译对郭沫若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关于这本书对自己的影响，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写给成仿吾的一封信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道：我译完此书所得教益殊觉不浅呢！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有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信心。
如今更得到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的一生中形成了一个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阴影里救出了的是它。我对于作者非常感谢，对于马克思，列宁非常感谢。译述中我所最感到惊异的是：我们平常当成暴徒看待的列宁，才有那样致密的头脑，才是那样真挚的思想家！
郭沫若自从翻译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之后，思想上便发生了一场革命。他不仅“认识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而且也知道了“我们的先知和其后继者们是具有怎样惊人的渊博的学识”，“世间上所污蔑为过激的暴徒其实才是极其仁慈的救世主”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沫若文集》（七），第183页。。正是翻译了这本书，郭沫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唯一宝筏。正是有了这本书给予郭沫若科学的理论指引，才让他进一步理解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在见证了“五卅惨案”后，郭沫若自觉的投身于人民运动的实践之中，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从自然流露到现实主义：翻译与郭沫若文艺思想的发展郭沫若的一生不但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的思想，也有广泛接触过西方文艺思想和各种哲学思潮。这样一种广泛吸纳，兼容并包的态度丰富了郭沫若的创作资源，同时也决定了他思想的多样和复杂。但如果我们对他的文艺思想做一个系统的梳理，仍然可以在纷繁复杂，错综交织的过程中看出一条发展变化的主线，而这条主线，同样和他的翻译实践息息相关。
总结郭沫若前期的文艺思想，“自然流露说”是一个较好的概括。这种观点是郭沫若早期总结的他作诗时的原则。在郭沫若看来，诗的品质就是一个真字，就像自然界的万物一样，都是真实且自然的存在，没有半点人工的雕琢和修饰。他的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在他于1920年2月16日写给当时《学灯》编辑宗白华的一封信里找到具体的阐述：
只是我对于诗的质感，总是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若是出以矫揉造作，只不过是些园艺盆栽，只好供诸富贵人赏玩了。天然界的现象，大而如了无人迹的森林，细而如路旁道畔的花草，动而如巨海宏涛，寂而如山泉清露，怒而如雷电交加，喜而如星月皓洁，莫一件不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莫一件不是公诸平民而听其自取的。
郭沫若对于文艺创作的这种看法，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各家，如庄子、孔子和墨子等人的影响，另一方面来源于当时他阅读翻译的一些外国作家的创作思想。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就是郭沫若十分喜欢的诗人之一，他曾翻译出版过《雪莱诗选》。而雪莱的诗中就流动着自然奔放激情。另一位郭沫若钟爱的诗人就是歌德，在谈论他的创作过程时，曾说到过这样一种现象：事先毫无映像或预感，诗意突如其来，我感到一种压力，仿佛非马上把它写出来不可，这种压力就像一种本能的梦境的冲动。
受这种文艺思想的影响，年轻的郭沫若在作诗时通常由一种自发的激情驱使，并没有过多地思考书写的目的和书写形式。郭沫若这样描述他作《地球，我的母亲》时的情景：假期的一个上午，郭沫若正在福冈的图书管里看书，突然诗性来袭，灵感涌动，他便奔出门，脱掉木屐，在馆后的小径上时而疾走，时而仰卧，亲密地球母亲的肌肤，感受她脉搏的跃动。在这样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下，诗人“受到诗的推荡，鼓舞，终于见到了它的完成，便连忙跑回寓所把它写在纸上，自己觉得好像真的新生了一样。”
在郭沫若早期的创作中，很多杰出的诗作，比如《凤凰涅槃》和《女神》，都是在自然流露的原则指引下，以一种真实自然毫不矫饰的文笔将诗人内心的世界和情感流动展露在读者面前。
应该说，这样一种文艺思想，在五四时期提出，很具有历史意义。五千年封建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在清朝科举制度的桎梏下，人们言必称古，书写形式是文言文，从内容上看，也鲜有敢于表达自己独到见解和思想的作品。所以在清朝末年才出现了一批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文人，想要打破当时沉闷僵化的局面。在五四时期，一些新诗开始出现，但所谓的新诗，大多数也只是形式和文字上使用了白话文，但其内核和精神还远没有达到真正的“新”，多数都是内容空洞，矫揉造作的白话文。郭沫若给陈建雷的第二封信中写道：“我看《学灯》中登载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
在提出自然流露说的同一时期，郭沫若也认识到，自然流露感情的人，人格可能是美的，也可能是丑的，因而自然流露的感情也可以有美丑之分。但是诗应该是美好人格的反映，是美好感情和思想的流露，具有美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所以他特别注重诗人的人格，因为好诗的产生正有赖于健康美好的人格。在谈论优秀诗歌和好的诗人的代表时，他提到许多外国诗人：
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他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我们试读泰戈尔的《新月》《园丁》《几丹伽里》诸集，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外在韵律几乎没有。惠特曼《草叶集》也全不用外在律。……古来的定评是不错的，因为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只有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真正的诗，真正的诗人，不怕便是吐述自己的哀情，抑郁，我们读了，都可以增进我们的人格。
郭沫若主张诗的创作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而真正的好诗，必定出自于美的人格，并且对世人有着美的感召和影响。在这一基础上，他进一步推断：人是追求个性完全发展的。个性发展得比较完全的诗人，表示他的个性愈彻底，便愈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因而可以说，个性最彻底的文艺，便是最普遍性的文艺，人民的文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提倡个性，提倡作者感情情绪的自然流露，是郭沫若这一时期文艺思想的主要观点，如果我们联系当时他热爱的外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的作品，比如雪莱、海涅、歌德、泰戈尔等，我们不难看出浪漫主义文艺思想在郭沫若身上留下的痕迹。虽然在五四时期，他还不能像后来那样，非常明确地提出作家的思想立场等问题，但在阅读翻译和写作实践中，他的经验和直觉已经让他知晓了艺术家与艺术品的紧密关系：“我们在成为一个艺术家之先，总要先成为一个人，要把我们这个自己先做成一个艺术。”这样一种观点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可以说那个时期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已显示出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战斗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