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伦斯太》对于它的译者郭沫若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是这部作品所体现的席勒关于历史剧和悲剧的创作理论，郭沫若可以说是全面接受了的。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认为：“如果一部悲剧激起别人的同情，不是由于题材的功效，更多是由于充分发挥悲剧形式的力量，这样一个悲剧，大概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了。它可以算作理想的悲剧。”又认为，悲剧具有“力量”，能把“历史真实隶属于诗艺的规律之下”，“严格注意历史真实性，往往损害诗意的真实性，反之，严重破坏历史真实性，就会使诗意真实性更能发挥”。 在《论激情》一文中，席勒又重复强调：“审美的效果是建立在诗艺的真实，而不是建立在历史的真实之上。”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1941年12月9日）一文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写历史剧并不是写历史，这种初步的原则，是用不着阐述的。剧作家的人物是在把握着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历史的事实并不一定是真实……故尔剧作家有他创作上的自由，他推翻历史的成案，对于既成事实加以新的解释，新的阐发，而具象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代。历史剧作家不必一定是考古学家，古代的事务愈古愈难考证。绝对的写实，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合理。假使以绝对的写实为理想的目标，则艺术部门中的绘画和雕塑早就该毁灭，因为已经有照相术发明了。我在这些认识之下，不仅在人物的配置上去的自由，如无中生有地造出了酒家母女，冶游男女，盲叟父女，士长卫士之群，特别在言语歌咏等上我是取得了更大的自由的。
在《由〈虎符〉说到悲剧精神》（1951年7月25日）一文中，他说：“悲剧的戏剧价值不是在单纯的使人悲，而是在具体地激发起人们把悲愤情绪化而为力量，以拥护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将死的成分。”在《谈戏剧创作》（1958年6月）中又说，“写过去，要借古喻今，目的在于教育当时的观众，这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有人说：写历史就要老老实实的写历史，那倒是一种超现实的主张了。” 在《〈武则天〉序》（1962年6月20日）中，他讲到“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获得巨大成功的历史剧，如《棠棣之花》（1941年11月）、《屈原》（1942年1月）、《虎符》（1942年2月）、《高渐离》（1942年5月-6月）、《孔雀胆》（1942年9月）等，可以说都是这一理论指导下，历史的真实和诗意的真实高度结合的产物。
《查拉图司屈拉钞》作品简介
《查拉图司屈拉钞》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最负盛名的著作。在世人眼中，这本书和尼采、“超人哲学”三者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由序言和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序言十节，第一部二十二节，第二部二十二节，第三部十六节，第四部二十节，于1883年至1885年间陆续成书并出版。
查拉图司屈拉是波斯拜火教创始人，中国唐朝古籍已有记载，古译苏鲁支。尼采正是假借查拉图司屈拉传教语录之形式创作该书，抒发了他对于友谊、欢乐、失望、痛苦和悲愁等之独特感受，阐发了“永远轮回”的观念、超人哲学权利意志论。
翻译背景
该书自五四时期起逐渐进入中国读者视野。最早的节译当属1918年鲁迅用文言文翻译的《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一至三节，但译稿当时未正式发表，现存于北京图书馆中。1919年11月15日和12月1日茅盾译出第一部分中的《新偶像》和《市场之蝇》两节，发表于《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六号和第七号，并附前言一则。这是在中国最早发表的该书的节译。1920年8月10日鲁迅用白话文译完《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共十节，并作《译后附记》，发表于1919年9月《新潮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唐俟。文收《鲁迅译文集》第十卷。从鲁迅和茅盾的译文的附记中可知，茅盾的译文是从英文转译的，鲁迅是从德语原文直接翻译的。1923年郭沫若也加入了翻译该书的行列。下录郭沫若的《〈查拉图司屈拉之狮子吼〉译者识文载1923年5月13日上海出版的《创造周报》第一号。》一文：
《查拉图司屈拉之狮子吼》译者识
尼采的思想前几年早已影响模糊地宣传于国内，但是他的著作尚不曾有过一部整个的翻译。便是这部最有名的《查拉图司屈拉》，虽然早有人登了几年的广告要移译他，但至今还不见有译书出来。我现在不揣愚昧，要把他从德文原文来移译一遍，在本周报上逐次发表；俟将来全部译按之后再来蓃集成书。这部书的内容共分四部，第一部的开首有一段《序说》，其余各部在形式上是由各段可以独立的教喻组织成的，所以在本周报每次译一两段发表，于全书的整个的精神正无甚割裂之虞。至于《序说》一篇，听说国内已经早有两人翻译了，我在此不想急于重译，只从各段的说教译起，俟将来出单行本时再来补译《序说》。
译者识五一劳动纪念日起译
“听说国内已经早有两人翻译了”，一人便是前文提到的鲁迅，另一人是肖赣，译文刊于1921年《出版周刊》。《创造周报》自1923年5月13日至1924年2月13日登载了郭沫若所译该书的第一部全部二十二节和第二部四节。1928年6月15日 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第一部的二十二节，书名为《查拉图司屈拉钞》，列入《世界名著选》，印数两千册。译本的目次为：
三种的变形 道德之讲坛 遁世者流 肉体之侮蔑者 快乐与狂热 苍白的犯罪者 读书与著作山上树 死之说教者 战争与战士 新偶像 市蝇 贞操 朋友 千有一个的目标 邻人爱 创造者之路 老妇与少女 蝮蛇之噬 儿女与结婚 自由的死 赠贻的道德
1935年鲁迅把《尼采自传》的译者、留德归国的徐诗荃（梵澄）推荐给《世界文库》主编郑振铎，推荐他翻译该书的全部。1935年12月第九卷起至1936年4月终刊的第十二卷，陆续刊登了徐诗荃翻译的《苏鲁支如是说》全文。详见赵家璧著《鲁迅梵澄尼采——回忆鲁迅，介绍出版梵澄译〈尼采自传〉》一文。文收金惠敏，薛晓源编《评说“超人”：尼采在中国的百年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1月第一版。至此，中国读者才得以始窥该书全貌。苏鲁支为波斯拜火教创始人，中国唐朝古籍已有记载。尼采在书中所宣扬的个性独立和精神奋进，破坏一切传统，创造新价值、新文化的主张，极大地迎合了五四觉醒时期中国青年的思想情绪，加之作品的辞藻华丽，感情奔放，才思横溢，具有强大的雄辩力和煽动性，自然打动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青年文学家的心。郭沫若以其在德语方面的优势，决意翻译此书，当然是情理中的事情。
没有译完的外部原因是读者反响寂寥
至于该书的影响以及自己为什么没有将该作品译完，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沫若文集》（七），第261-262页。中有一段十分生动的叙述。文中讲道，1926年初郭沫若到江苏吴县东南偏僻山区参加友人严良才的婚礼：
——“郭先生，我是喜欢读《创造周报》的。”这是新娘的第一声，“我喜欢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是思想变了？”一鸣惊人，实在出乎意外。全平到这时才替我解说了一番。原来良才的夫人，和良才是旧相识，在某地的小学校同时担任过教职。他们的恋爱本是自由了来，而婚礼暂且通俗下去而已。真没想到新娘要问到尼采，那时的尼采已经老早离开了我的意识中心了。我在《周报》上译《如是说》，起初每礼拜一篇，译的相当有趣，而反响却是寂寥。偶尔在朋友间扣问，都说难懂。因此便把译的勇气渐渐失掉了。早晓得还有良才夫人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中止了。
后人每每从“偏僻山区”，“小学教师”着眼，以此作为《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在中国流传广泛的证据。实际上，《查拉图司屈拉钞》在民国期间算不上是畅销书，虽然继梵澄的《苏鲁支如是说》后，又有各种译本陆续问世，但均没有出过第二版。不仅在中国，《查拉图司屈拉钞》当时在德国也算不上是畅销书。
《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确是部“难懂”的书。尼采在自传《瞧！这个人》中称《查拉图司屈拉钞》“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书，是真正属于高山空气的书——一切现象、人类都是躺在它足下的一个难以估计的远远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是从真理的最深处诞生出来的；像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任何盛器故下去无不满载而归”。他还把该书称为“一部给一切人读也是无人能读的书”。鲁迅在《查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一文中认为“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Sprueche)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39页。。
鉴于读者认为《查拉图司屈拉钞》难解的反馈，1924年11月24日郭沫若作了《雅言与自力——告读〈查拉图司屈拉〉的友人》《沫若文集》（十），第71-72页。一文，表示对读者反应的理解，承认该书确实难解，指出该作品是“心血和雅言的著作”，“只为杰出伟大高迈之士而说”，并称“我译尼采，便是我对他的一种解释”；“我是一面镜子，我的译文只是尼采的虚像”。他建议读者对于这样一部深邃的书“第一要用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第二要用自己的能力去批评”。在文中他还说明了自己的计划：“我的计划本想在我把他全部译完之后，再来诉述我跋涉的经历，把他的思想作一个有系统的概括，以供读者参考。”
没有翻译完的内在原因是郭沫若思想起了变化
“早晓得还有良才夫人那样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应该把那项工作中止了”一句，后人常以此作为郭沫若对自己未能翻译完该书的追悔之情，并认为，郭沫若因为读者反应“寂寥”而终止了对该书的翻译，实属对读者反应的误解。
实际上，郭沫若终止了翻译计划源于自己思想的转变，并无真正的追悔之情。郭沫若在《离沪之前》（1928年）中的一则日记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尼采学说的看法：
二月八日，星期三，晴。
读《查拉图司屈拉》旧译，有好些地方连自己也不甚明了。着想和措辞的确有很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资本主义的产儿，他的所谓超人哲学结局是夸大了的个人主义，啤酒肚子。
在《雅言与自力——告读〈查拉图司屈拉〉的友人》一文后，郭沫若有一则附记，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终止翻译此书的原因：
《查拉图司屈拉》结果没有译下去，我事实上是“拒绝”了它。中国革命运动逐步高涨，把我向上的眼睛拉到向下看，使我和尼采发生了很大的距离。鲁迅曾译此书的序言而没有译出全书，恐怕也是出于同一理由。
郭沫若具体何时开始接触尼采，已经无从考证。但在《卖书》一文中郭沫若有这样的叙述：“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对于它生出了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莎、泰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诸人的地方。”据此推测可知，郭沫若接触尼采是他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期间，即1915年夏至1918年夏。
尼采对郭沫若的影响
以上事实表明，在1925年以前的十年时间里尼采对郭沫若有着持续的影响。对此郭沫若也丝毫不假饰。在致陈建雷的信中，郭沫若称：“我这人非常孤僻，我的诗多半是种反性格的诗。同德国的尼采Nietsche相似。”在郭沫若诗集《女神》中，尼采的影响清晰可见。例如《我是个偶像崇拜者》（1920年），诗中唱道：
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哟！
我崇拜太阳，崇拜山岳，崇拜海洋；
我崇拜水，崇拜火，崇拜火山，崇拜伟大的江河；
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
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
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
我崇拜炸弹，崇拜悲哀，崇拜破坏；
我崇拜偶像崇拜者，崇拜我！
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
诗集中其他诗歌，如《太阳礼赞》《匪徒颂》《天狗》《梅花树下醉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也都清晰地打上了尼采思想的烙印。从这些诗歌所表现的主题和风格上来看，要么是尼采思想的阐释，要么是直接从其作品中采撷意象，要么是模仿其狂暴的文风。考察郭沫若1925年后的诗歌，尼采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这表明自1925年后，尼采逐渐淡出了郭沫若的视野。
《唯一人者与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