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莱年谱》附白选自1923年2月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这篇年谱大抵是根据内多精一氏的Shelly no Omokase（《雪莱传》）一书编成的。其中关于作品方面的梗概介绍及简单评语是我自己读后的印象。本纪念号中有张凤举兄的雪莱略传，有徐祖正兄关于雪莱、拜伦、克以慈三诗人的评论，另外可还有些朋友的文章，我们这位薄命诗人，革命诗人，天才诗人的精神，大抵可以复活于我们现代青年的意识中了。我编这篇年谱，虽然费了两礼拜多的工夫，所得的成果只是这么一块死骨，附刊在这儿如能作为本纪念号的总注脚，对于读者诸君稍微有点贡献时，我也可以自慰了。
《查拉图司屈拉之狮子吼》译者识选自《创造周报》第一号，1923年5月版。
尼采的思想前几年早已影响模糊地宣传于国内，但是他的著作尚不曾有过一部整个的翻译。便是这部最有名的《查拉图司屈拉》，虽然早有人登了几年的广告要移译他，但至今还不见有译书出来。我现在不揣愚昧，要把他从德文原文来移译一遍，在本周报上逐次发表；俟将来全部译竣之后再来裒集成书。这部书的内容共分四部，第一部的开首有一段《序说》，其余各部在形式上是由各段可以独立的教喻组织成的，所以在本周报每次译一两段发表，于全书的整个的精神正无甚割裂之虞。至于《序说》一篇，听说国内已经早有两人翻译过了（鲁迅和肖赣），我在此不想急于重译，只从各段的说教译起，俟将来出单行本时再来补译序说。
译者识五一劳动纪念日起译
《迷娘歌》附言选自《创造周报》第一号，1923年5月版。
这首歌是从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司特游学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摘译出来的。马君武和郁达夫都汉译过。达夫译的附见《沉沦》卷后，译语本自信雅，但稍嫌冗赘。马译见《马君武诗稿》中，译调比郁简练，但多省略处，第一首中把原文Laub（叶）误认成Laube（园亭），Myrte（番石榴）误认成Myruhe（没药），这是过于疏忽之处。
《茵梦湖》六版改版的序选自《茵梦湖》，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
这本小小的译书，不觉也就要六版了。时隔两年，自己把来重读一遍，觉得译语的不适当，译笔的欠条畅的地方殊属不少。我便费了两天的工夫重新校改了一遍，另行改版问世。不周之处，或者仍有不免，只好待诸日后再行订正了。
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英国诗人葛雷的〈墓畔哀歌〉》小引选自《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2月版。
“when you have seen one of my days，
you have seen a whole of my life.”
“你如看见了我的一日，你便看见了我的生活的一年。”
这是一七三六年五月八日，葛雷Thomas Gray自康桥写给他朋友Richard West氏的信上的一句话。葛雷以一七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英伦，后于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克伦威尔）之死四十六年；一七七一年七月三十日死于康桥，先于法兰西大革命之起一十七年。他生在几乎没有些儿风吹草动的承平时代，五十六年间以诗人而兼学者的生涯，我们也可以照样说是：“你如看见他的一日，便看见了他的一生”了。
他的一生就好像晴朗的秋空一样非常静稳，但于无形之间终带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哀调。这种哀调，尤为是他诗歌的特征，批评家以为他是早年不得父爱之所致。葛雷的传记者Gosse（葛塞）说：他的父亲Phlip Gray（菲力铺·葛雷）有半狂(half insane)的程度，家虽素丰，但不使葛雷受自由的教育。葛雷的母亲和她的妹子两人当时曾开了一座杂货店(milliners shop)，葛雷得以由大学毕业的学资都仰给于此。葛雷的忧郁性(melancho1ia)，自然是这种家庭状态之下所养成，然于遗传上恐亦不无素因。他还有一种畏火癖(Ignophobia)，居室中常备绳梯一具，准备火灾起时可以缒窗而逃。他的神经系统可知绝非健状，他的一生亦常为中风病所苦。
葛雷初就学于Eton学院（伊顿公学），一七三四年始入康桥之Peterhouse（彼得）大学。一七三八年与友人Horace Walpole（霍拉斯·华尔普尔）(1717—1797)同游欧洲大陆，历法兰西瑞士意大利诸国，三年后始返英伦。不久他的父亲便死了。他再入康桥得B．C．L．（民法）学位。与母迁居于Stoke pogis与其姨母同住，居此三十年以至于死，终身不娶。
《墓畔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一诗是一七五零年在Stoke村中所完成的，在他极少数的诗歌之中要算最杰出之作。Gosse说：
“这首哀歌曾影响于全欧罗巴的诗艺，从丹麦以至意大利，从法国以至俄罗斯。除去拜伦与沙士比亚的某某种作品之外，英诗中没有这么广泛地受过国外的赞美和摹拟。”
（The Elegy has exercised an influence on all the poetry of Europe，from Denmark to Italy，from France to Russia．With the exception of certain works of Byron and Shakespeare，no English poem has been so widely admired and imitated abroad．）
这不是溢美之词，这是事实，我们试细细玩读他的原诗，便可以欣然首肯了。
他是对于自然开了眼的诗人，他的精神是罗曼主义的前驱。平生的诗作经他自己删定者不上二十首，他的自我批评可谓严格绝顶。Walpole曾怪他过于少作，他对他说：
“就到了九十岁，只要有兴趣来时，我可以写，因为我喜欢写；我能如是时我也更喜欢我自己。假使我不多写，是因为我不能够。”
(...till fourscoreandten，whenever the humor takes me，I will write，because I like it；and because I like myself better when I do so．If I do not write much，it is because I cannot．) (Feb.25，768的书简)。
我们古人说：学然后知不足。葛雷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固然古典主义的束缚尚未能使他十分自由，承平时代的精神亦未能给予他十分的刺激，但是他是真个不能够多写吗？像我们目下幼稚的新诗坛上也尽有几天之内便能做出一部诗集出来的作家，葛雷他真个是不能多写吗？
以下的译诗是我前年四月中旬的原稿了，我现在把她介绍结读者，能够读英文的人，我自然劝他自行去读葛雷的原作。
《〈乌鸦〉译诗的刍言》附白选自《创造周报》第37号，1924年1月20日版。
此诗译文真是荒唐已极，译者和文学编辑者竟公然发表，读后只令人慨叹。伯符君（张伯符）改正处大抵无误，唯第九节似尚有斟酌余地。乌鸦乃不祥之鸟，东西民间的俗见相同。原诗意是反语，不知张君以为如何。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附白选自《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上海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此文初稿亦系由日文译出，后由何公敢兄借“Soviet Russia”杂志（《苏俄杂志》）一册来得以校对一遍，改正处殊不少。日译与杂志原文稍有出入处，但无关紧要，故仍旧。唯最末处一小节日译文中完全省略了，兹特补译出来使成完璧。日译者所据英译单行本及德译文均未能到手，殊引为遗憾。此文于社会革命之道途上非常重要，国人对此颇多误解，有人以为列宁改宗，遂援引为例，欲于中国现状之下提倡私人资本主义者，这真是污辱列宁，贻害社会了。译此文意，倍感列宁之精明和博大，追悼之情又来摇震心旌，不禁泪之潸潸下也。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同上。
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一部书，是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夏之交翻译的。一九二五年五月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出版不久便停止了发售。因此，这书流传到世间的数量是很少的。
现在商务印书馆又打算把这书改版重印，曾将初版本寄来要我校改一遍，我实在没有这样的时间，便只好推谢了。馆方却请编译吴译炎先生仔细校改了一遍，又把改本送来要我“在百忙中抽暇审阅一遍”。适逢其会，我不久又要出国，实在抽不出时间来看。我只看了几页，吴先生的确是很“谨慎从事”的，他所校改过的比我的原译顺畅多了。
馆方和吴先生既费了这样大的苦心，准备重新再版这书，在我是可以同意的。书虽然是旧了，但也还没有多么大的毛病。读者通过这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面或许在理解上可以得到一些帮助。
著者河上肇博士写这书时，他还只是一位进步的经济学教授，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启蒙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不能否认，河上博士是有功劳的。就是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不少的人是经过他的媒介才和马克思主义接近的。
（3）望国内各大书坊多采办海外的名著。 (5)
我自己就是一个活的人证。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相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当然我在译出本书之前，早就有革命的情绪和要求，希望对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有一番深入的了解，因而我决心翻译了这一部书。翻译了的结果，确切地使我从文艺运动的阵营里转进到革命运动的战线里来了。
这书的译出虽然帮助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但我在译述的当时已经就不能全面满意了。全书偏重于学究式的论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骨干——辩证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接触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怎样来改造世界，更差不多采取回避的态度。这样来谈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使马克思主义害上了软骨症了。我的这些不满，曾经表现在我在译完后致成仿吾的一封信里。我自己，可以说是以这书作为垫脚石，而迈进了一步。我希望今天读这书的初学者，也以这作为垫脚石而向前迈进。
河上博士自己也是向前迈进了的。他由人道主义的经济学者进而为社会主义者，后来更进而为日本共产党党员。入狱五年，始终不曾变节。出狱后，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月病死了。日本人称他为“日本文化革命的最伟大的战士、先导者、父亲。”虽然方面不同，他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有点像鲁迅在我们中国文化界的地位。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结合群众，在实践中求得与理论的一致，而不断地厉行自我批评以改革自己并促进理论的发展。河上肇无疑也正是这种先进者中的一人。听说，在他晚年，他对于他自己生平的著作都是不满意的。这本书当然也绝不会是他的满意工作。但话得说回来，这书倒还不失为可以一读的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方面，的确在入门上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的。我要感谢吴泽炎先生。我们虽然并不相识，但他却费了很大的苦心来校改译文，使得它更加中国化了。吴先生还提出了几项宝贵的意见我把它们一并揭录在这儿：
“河上肇原文或有意识不尽准确之处，而关于苏联部分，当时情势未定，发言未必完全中肯。”
这是一点也不错的，希望读者注意。“书中托洛茨基言论三处，已删去。”我完全同意。我相信，河上肇虽然死了，他也会完全同意的。“下篇第六章系译列宁著《论农业税之意义》，系根据英德文本译出，与俄文本《列宁文选》（两卷集下卷）稍有出入，似可删去。”我觉得还是保留着它的好。虽然“稍有出入”，但还没有歪曲，错误，保留着使得全书的内容更切实一点，也显示着河上博士在当时所要向前迈进一步的方向。
我在这重新改版的译书上所想要写的，大体上就是这些，但我须得声明或者道歉一遍：因为不久就要出国，去参加第二次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再看一遍：假使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责任就应该由我来负了。等出版之后，再听读者的批判吧。
《新时代》序选自《新时代》，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民国十年的四月一日是我最初辍学回上海的一日。那时候我对于文学的嗜好几乎到了白热的程度，我竟把我所学的医学中途抛弃了，想回上海来从事于文学的创作。这个志望是失败了的，就在那年的九月，我又折返了日本，终竟把医学弄毕业了，又才回到了上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