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和山城重庆、蓉城成都、春城昆明一样，武汉市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别致的名字——江城。其原因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武汉游玩，与史郎中在黄鹤楼上饮酒，边饮酒边欣赏音乐，喝到了兴头上，李白诗兴大发，于是题下一首诗，诗名叫做《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诗是这样写的：“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武汉人非常喜爱“江城五月落梅花”中的“江城”这一佳名，于是自号为江城人。
大标：辛亥首义 江城武汉
标：刻录历代名人那些事儿
这是一串古朴的景点名，有的已经誉满天下，有的还默默无闻。
诗仙李白：放鹰台上起诗兴
月底，外地一亦师亦友的前辈致电小彭，称要到汉小住，还想四处转转。末了，他又特地交代，不想再看那“四菜一汤”。
最后这句，让小彭有点为难。所谓“四菜一汤”，乃是武汉的旅游名胜黄鹤楼、归元寺、古琴台、省博物馆和东湖，多少年来，这都是外地来汉旅游的保留“菜单”。这次，前辈点了“菜单”外的菜，小彭有点挠头。
多方请教，在一“文人”的指点下，他安排了另一桌“特色菜”。
头一站到的是东湖边的放鹰台。下车一看，前辈一脸茫然：这就一土包，能看什么啊？
“放鹰台，是武汉市内少有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属屈家岭文化。”小彭随即介绍道，放鹰台遗址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000~6000年。遗址上层还发掘出20余座唐宋时期墓葬。
“关键是，大诗人李白曾在此题诗放鹰。”小彭继续介绍，李白曾客居楚地安陆多年。760年，李白在洪山凭吊李邕故宅后曾来此处放过鹰。而放鹰之事又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见一雏鹰被套住，李白松开套子放飞了雏鹰；另一说是李白在这里观看放鹰。在李白的诗集中曾有《观放白鹰》两首，其一为“寒冬十二月，苍鹰八九毛，寄语燕雀莫相悼，自有云霄万里高。”有人说即作于此台。
枭雄孙权：白云千载黄鹤楼
蛇山脚下，与岳阳楼和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的黄鹤楼还是要看的。“事实上，黄鹤楼始于孙权修筑夏口城。”据导游介绍，赤壁之战后，刘备借荆州，取四川，势力大盛，却不肯归还荆州。东吴大将吕蒙用计杀了关羽，夺回荆州后不久，刘备亲率10多万大军伐吴，孙权知道战事不可避免，便在长江边上依黄鹤山之险筑夏口城，并在城头黄鹤矶上建楼作观察嘹望之用，这便是最初的黄鹤楼。据许多文献记载，黄鹤楼的历史始于223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在黄鹤楼的二楼，也有《孙权筑城》的壁画，再现了当年修建黄鹤楼时的历史背景。可以说，是孙权为今人留下了这张武汉著名的旅游名片。
据导游介绍，唐朝时，黄鹤楼已具规模，使不少名士“游必于是，宴必于是”。事实上，现在能收集到的关于黄鹤楼的诗词共有1700百多首。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然而兵火频繁，黄鹤楼屡建屡废。最后一座“清楼”建于同治七年（1868），毁于光绪十年（1884），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
1957年建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时，占用了黄鹤楼旧址，如今重建的黄鹤楼在距旧址约1000米左右的蛇山峰岭上。
大师钱基博：居朴园讲学11载
在小彭看来，此行最大的亮点是武昌凤凰山下的昙华林。因此，他将此行的终点放到了这里。
昙华林，是老武昌的东北角一条街道，全长1200米，是明洪武四年（1371）武昌城扩建定型后逐渐形成的一条老街。
明清时期，这里曾是湖北全省各县秀才下榻、苦心研读备考的地方，是清廷负责地方军事衙门的所在地，并有以戈甲命名的营盘。
1861年汉口开埠后，昙华林一带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地域特色。后来，一批民主战士在此组成了湖北最早的反清反封建革命团体。吴禄贞领导的“花园山聚会”，刘静庵领导的“日知会”，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会”，梁耀汉领导的“群学社”相继在这里诞生。这些团体催生了一大批武昌起义的仁人志士。
大家穿行而过，来到昙华林东端的湖北美院校园内，一路询问到两幢白色小洋楼前。这是两栋外观朴素而典雅的建筑，半圆形的大拱门、细密的窗户、高高的烟囱顶都显示出它们的与众不同。
据学校的老师说，小洋楼现为美院画家们的办公楼，因门前两棵至今仍枝繁叶茂的百年朴树和榆树而分别叫做朴园和榆园。门前是武昌老城墙基址，不远处乃经过修缮的“护城河”遗址。
“1946年起，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也就是钱钟书的父亲，到华中大学执教，曾在此居住，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1年。”小彭说。
这样一句话，犹如点睛之笔，让大家顿生敬意。而眼前，小楼门口，那棵300多岁的朴树守望依旧。
下午，循着昙华林街，一行人踏访星罗棋布、中西合璧的老建筑，脚踏着木质楼梯，在吱吱呀呀的声响中登上老房子的二楼，仿若穿越了悠远的历史。
（摘自《楚天金报》）
标：武昌首义那一枪
从武昌江边向黄鹤楼屹立的蛇山边寻踪，基本描绘出了1911年10月10日那个惊心动魄夜晚的故事场景。辛亥首义以来的100年，武汉的城市格局早已经历若干次拓展与整修，而“首义文化区”或许因其地处长江大桥进出武昌的通道处，距大片商业区和居民区有一定距离，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
阅马场占地28亩的“红楼”就在黄鹤楼脚下，因显著的红色外观而得名，成为辛亥首义最知名的文物。起义前这里是清政府的湖北省咨议局，起义后立即成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仅从附近横竖交错的道路名字来看，就可对方圆两三公里内发生的故事猜出个大概。
红楼前的“彭刘杨路”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清晨被害于湖广督署东辕门内的3位烈士，三人就义的消息传到军营，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党人的起义决心。2公里外的“张之洞路”刚由“紫阳路”改名而来，恢复了此路1936年的名字，是纪念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之位近20年，为湖北练新军、办学堂、大兴工业所做的贡献。组练新军是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他整军经武，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却客观上为起义武装提供了最核心的力量。
武昌首义的偶然性总是被提及，而这打响“第一枪”的历史角色交给了紫阳湖边的工程第八营。第八营正在“张之洞路”上，附近道路有“首义路”、“起义街”、“起义后街”等见证当年历史。第八营的遗址在今天湖北省总工会的大院内，旁边的社区名和道路名仍旧以“工程营”命名，总工会门口写着“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辛亥首义发难处工程营旧址”字样，里边还有一栋当年的二层楼房以及武汉市政府1987年所立的纪念碑。
“第一枪”的猝发，与起义意图的意外暴露直接相关。偶然性从1911年10月9日俄国租界内的汉口宝善里14号炸药错爆说起。这天下午起义负责人孙武等几个人正在检验炸药，却失手发生爆炸。这次失事使得俄国巡捕涌入搜查，找到了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等物，起义败露。
本来就在当年9月底10月初，湖北革命党人的军事指挥部已经做出10月中旬起义的决定。宝善里事败后，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军事指挥部里，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决定10月9日夜半赶紧发动起义。然而，深夜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带兵围捕小朝街，第二天凌晨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斩首于督署东辕门外。湖广督署正在武昌江边，旧址不在，是今天武昌造船厂所在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三烈士，在他们的就义之地建起了“三烈士亭”。只是由于武昌造船厂是军工单位，今天人们很难进入该厂看到纪念亭。
1911年10月9日夜，武汉三镇的气氛变得空前紧张，一时间“使侦骑四出，闭城搜索，大破武汉秘密机关”。湖广总督自认为挫败了革命党人的意图，一面布告武昌全城“可以安堵一方”，一面向清廷发电告捷，获得复电奖谕。
直属第八镇的工程第八营，是湖北新军最先成立的部队，装备较优。从共进会第八营代表熊秉坤等人的回忆录来看，他们原本根据小朝街军事指挥部的指示，在10月9日夜等待南湖炮响，立即行动。然而整夜不闻炮声，反而在天明得知彭、刘、杨三人遇害的消息。熊秉坤于是秘密约集同志，决议于10月10日15时晚操之际发动，然而当天突然停止晚操，几个党人又决定晚19时发难。革命士兵既知道起事时间定于10月10日傍晚，整装以待。傍晚，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查铺至六棚，发现六棚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直前欲夺金兆龙枪，两人扭打起来。根据熊秉坤1912年追述：“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这一枪击中排长陶启胜，接着程正瀛又开枪击毙军官多名，全营震动。
历史上很长时间将熊秉坤看做打响“第一枪”之人。武汉大学研究者冯天瑜说，武昌首义后，熊秉坤本人曾向湖北革命实录馆提交纪实文字，清楚表明他听到二排宿舍扭打声、枪声大作后，方下楼吹响哨笛，集合队伍。后来由于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的意义日益彰显，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指着他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冯天瑜认为，这是从宏观角度称熊秉坤为首义机构的代表人物，但真正打响第一枪的是程正瀛。
（摘自《发展导报》）
标：张之洞：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在老武汉人的《影集》中穿越，张之洞是一个不断被追忆的背影。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使其坐镇的武汉，继上海、天津之后，成为又一洋务基地和近代大都会。”曾经是武汉地标的奥略楼，至今依然保留历史余温的抱冰堂、张公堤，还有去年刚刚恢复原名的张之洞路……无不表达着这个城市对张之洞的怀念。
张之洞是慈禧钦点的癸亥科探花，慈禧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因此成为慈禧临终托孤的唯一汉姓大臣。但这位张公种豆得瓜，最终不自觉地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是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
湖北新军使用的武器，是张之洞开办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
在湖北首倡革命的吴禄贞，1898年由张之洞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深造，在日本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兴中会。1902年，吴禄贞回国，张之洞任命他为湖北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武备学堂会办、武普通学堂会办。正是以此为契机，吴禄贞开始对湖北新军实行“变敌对力量为革命力量”的“抬营战略”，为武昌首义埋下了革命火种。
在汉口汉阳保卫战中出任“战时总司令”的黄兴，原本也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学生，4年中共12次考试，他6次名列第一。吴禄贞回国那一年，黄兴作为优等生，也被张之洞官费派往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在日本，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回国后在两湖书院演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张之洞闻讯大怒，但也不过是将黄兴驱逐出境了事。
甚至，“被都督”的黎元洪，也曾是张之洞手下爱将，1898、1899、1901年，张之洞3次派黎元洪赴日本考察，不仅在军事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
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所孵化的新生产力和新生产关系，以及他培养和训练的新知识分子和新军人，最终联手埋葬了清王朝。所以孙中山在评价张之洞时，说他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
（摘自《楚天都市报》刘我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