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读者报·旧闻(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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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历史内幕 (3)

当她后来看到,一些昔日在国外比赛时的手下败将,纷纷转进职业,甚至打进世界前30名时,胡娜总是说:“如果我有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能打得更好。”后来她决定留在美国。留在美国的胡娜,由于受伤病困扰,直到3年后才开始了职业网球生涯,最好排名进入世界前50位。1992年,29岁的胡娜因伤告别球场。1996年迁居台湾后,胡娜先后得到那鲁湾、兄弟饭店及声宝基金会等民间企业和机构的支持,她选择了一处位于台北县碧潭的网球俱乐部参与经营。

2004年胡娜在“胡娜事件”发生之后首次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她多次来大陆担任中国网球公开赛特约解说嘉宾。如今回想当年自己的行为,胡娜感慨地说:“我那时实在是太年轻,太单纯,也太不成熟。”

(摘编自《都市文化报》《档案天地》)

标:惊动中央高层的“封面女郎”

《大众电影》开辟了“文革”后国内杂志的封面女郎时代,以今天的审美标准看来,那些女明星妆化得过浓,服饰也显得老土。但在当时,她们是时尚标杆。刘晓庆曾说过:“(当年)能上《大众电影》封面,是每个明星仅次于‘百花奖’的殊荣。”

江青的哈苏500C

1979年,《大众电影》复刊,当时“集体主义”仍然盛行,演员几乎不可能以个人身份登上封面。后来渐渐出现了爱情题材的电影,于是,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主题开始在《大众电影》的封面上引领潮流了。编辑部主任马锐回忆,“复刊后有读者提议封面人物‘最盼望为靓女,次为俊男。’”应这一要求,《大众电影》开始自主拍摄“美人照”登上封面。

周雁鸣与女摄影师张甦妍共同负责封面和封底拍摄。入社后,周雁鸣使用的第一台专业相机是哈苏500C,据说这部相机原本是江青的。“四人帮”被打倒后,这部哈苏500C几经辗转到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后来分配给《大众电影》,周雁鸣去中影器材公司取的时候,发现这台昂贵的哈苏及其配件很随便地堆放在一个破木箱子里。

哈苏摄影器材的品质世界一流,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拍照用的就是哈苏,当时整个中国也没有几台。20世纪60年代末,江青曾命令上海照相机厂以哈苏500C为蓝本,仿制出一模一样的东风相机。“东风相机我也用过,虽然看上去没有区别,但比较容易坏,而这台哈苏我用了20多年才寿终正寝。”周雁鸣说。

以圆脸为美

当时拍摄一张封面照片的成本很低,刚刚复刊的《大众电影》没有专业摄影棚,拍照就在杂志社一间普通的房间。里面有些简单的陈设;使用胶卷也格外节省,按照规定,拍一期封面可以领一个或两个胶卷;没有造型师,化妆全靠摄影师和演员自己。尽管拍摄成本很低,但《大众电影》对封面选题的筛选很严格。周雁鸣回忆,他每次要报四五个备选人物,社长、副社长、编辑部主任和编辑们共同讨论决定,有时争论还很激烈。封面女郎的选择标准是严苛的,要么主演过3部以上电影,比如刘晓庆;要么主演过一部特别重要、影响特别大的电影,比如1979年主演《归心似箭》一炮走红的斯琴高娃。如果不符合这两个条件,长得再漂亮也不能上。

翻阅20世纪80年代的《大众电影》,我们会发现一个“秘密”:封面女郎几乎都是圆脸,并且打上较重的腮红,突出面部的丰满红润,这是当时的主流审美,与今天流行“锥子脸”正相反。

“大尺度”惊动高层领导

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地区女星的照片开始被《大众电影》刊用,林青霞、钟楚红、王祖贤都是封面常客,她们的吊带上衣、超短裙、露背装,引领了一股性感潮流。《大众电影》也开始给大陆女演员拍摄一些“性感照片”。

然而,1993年第一期的封面照却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争议。那期,刚拍完《摇滚青年》的马羚身着一件全身布满亮片的礼服,低胸口,高开叉,摆出“前挺后撅”的姿势。周雁鸣说,拍这张照片之前,编辑部讨论达成共识:“就是要挑逗!就是要拼发行量!”

马羚的封面照片很受外国人欢迎,法国驻华大使马腾后来请马羚吃了饭。美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给周雁鸣写了封信邀请他共进晚餐,“我没敢去,我们分析这其中是有一定政治意味的,他们也许认为这是一种开放的标志。”周雁鸣说。

杂志一上市,当天就被抢购一空。但这张照片同时惊动了高层领导,有位重量级的领导看到杂志后批评照片“低俗下流”,中宣部和文联马上开会讨论,决议让《大众电影》第二期先停止发售。可是第二期已经印出来了,而且封面更“过火”:两次获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石兰,拍摄了一张侧身照,侧面胸部裸露,而封底是香港地区艳星叶玉卿。

连续两期大尺度封面给《大众电影》带来压力,编辑部内部决议“停止给任何中央领导寄送《大众电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封面照片都比较保守。

到了21世纪,电影业复苏,网络和各类时尚杂志风起云涌,《大众电影》曾经前卫大胆的封面,已成为翻过去的一页,它收藏了女明星们的青春,定格了一代人关于时尚和梦中情人的集体记忆。

(摘自《文史参考》)

标:周恩来逝世当天的高层内幕

1976年1月8日9时许,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这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多次。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陈在嘉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这天上午,政治局又在举行“帮助”邓小平会议。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有的仰身而靠,闭目养神;有的品茶吸烟,悠然自得。张春桥在发言,有条不紊地:“……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备感亲切,很受启发。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过话头:“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脸,粗声硬气地说:“你们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

陈锡联和善地笑笑,婉言道:“主席的谈话精神可以向全党传达,至于小平同志的检查先不要急于印发。主席的有些批评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指的具体某个人、某件事,这样做容易造成混乱……”

双方交锋正酣,汪东兴推门进来,神色木然地站在一旁。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诧异地望着他:“东兴同志,有事吗?”

汪东兴两眼缓缓地扫视着众人,声音低沉地说:“周恩来同志于今天上午9时57分逝世了。”

古老的大殿内一阵沉默。

邓小平“唿”地站起身,就要朝外走。张春桥冷冷地说:“洪文同志,还没散会吧?”王洪文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哦,总理逝世,大家说怎么办?”

走到门口的邓小平猛然转身,冷硬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慑人的威严:“一、立即向主席报告,组成治丧委员会;二、以中央名义发讣告,通知各驻外使馆降半旗;三、命令海边防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这时,叶剑英起身道:“我去通知作战部。”

上午10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的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反正情况不是很好。”康克清低声说。朱德还没有听懂康克清的意思,想不到总理已经走了,他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

可是,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在想:总理的病恶化到了什么程度,难道就治不好了吗?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1月11日上午,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厅。哀乐低回,哭声起伏。周恩来神态安详地仰卧在一张白布平台上,直挺的躯体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四周摆着一簇簇洁白的马蹄莲,两名手持钢枪的战士肃立左右。佩戴黑纱的政治局委员们依次走进来,每个人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随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去。

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佩戴着黑纱的邓小平随着低沉的哀乐慢慢走进大厅。他眼中没有泪水,神情显得凝重而平静。他走到灵床前,默默地望着闭目而卧的周恩来,久久不肯离去。陪同的秘书小声提醒:“首长,走吧,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向总理告别。”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后边,是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的各界代表,黑压压的人群排成长蛇队,在狭窄的太平间过道内缓缓地移动着。

政治局委员们被让进一侧的休息室。江青一进门就倒靠在沙发上,捶着大腿呻吟:“哎哟!我的两条腿都站肿了!”叶剑英走到她面前,语气严厉地责问:“江青同志,刚才向总理告别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摘帽子?”

江青脖子一扬,嘻嘻笑道:“我感冒了,正发高烧,不能受凉呀!”朱德用力敲打着手杖,愤愤地说:“感冒了就不要来嘛,你这个样子,让群众看见很不好。”

江青骄横地翻翻眼皮:“这有什么不好?难道总理去世了,把我也要折磨死!”

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摘自《敦厚朱德》余玮/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标:民国时期的文人武斗

中国历来有 “文人相轻”的传统,而“文人相轻”到了极致,就是大打出手。

梁启超拳击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