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很荣幸地参与了部分文件起草工作。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忆那段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起草见闻，别有一番意味。
标：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起草轶事
缅怀两位逝者
在起草文件的团队里，林子力和张云千是两位杰出的主要执笔者。这两位研究员调查、写作都很努力。记得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采纳了他们的一个重要创见和论断：“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从中央“不许包产到户”到如今不仅允许，而且作为“伟大创造”和“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当时也确乎石破天惊，出人意料。薄一波在讨论这一论断时，还作了发挥，说不仅如此，“实际上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对雇工问题的争论。我们找了《资本论》等马列主义原著，寻找区分小业主和资本家的依据，杜润生为此问题还派纪登奎赴东欧考察。林子力等理论组同志跑了江苏等几个省，走访了60多个涉及雇工的单位，指出了雇工现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林子力还对我们笑论，人的智商不一样，能力不一样，天下不能都是博士，没人种田哪有饭吃；有些人是当老板的料，有些人只能做粗壮工，社会总是有不同层次的分工；当然也可以互相转化。张云千是水利部副部长的儿子，但他从无高干子女的架子，同样与张子力一起埋头苦干。我那时主要在流通组协助段应碧做些资料工作，打打下手，但被这些“老同志”（其实是不老，只年长几岁）精神所感染，真心诚意跟他们学。
一字值千金
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常常为一字一句，争得面红耳赤，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往往是事关大局。
一次是杜润生同志从耀邦同志那儿回来，说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向胡探询：家庭联产似乎近于单干，联产是好的，“家庭”两字可否不要？
这一传达，就像炸开了锅。当时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第一个站起来讲：“那怎么行？家庭是基础，这两个字万万不能删。”然后七嘴八舌，讲到大农业也不排斥家庭经营为基础，等等。最后还是坚持未改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度“左”风抬头，在国庆40周年讲话中少了“家庭”两字，安徽小岗村等立即上书中央，最后才恢复“家庭经营为基础不可动摇”，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又如小城镇建设，当时统购统销尚未废除，农民进镇有个吃饭问题。开始文件初稿写的是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干活。但一个月就要吃三四十斤米，吃完了还得回去背，太不利索了。当时好像是姬业成（这位同志也已故去）琢磨出一个字：把“自带口粮”改为“自理口粮”，“带”字换了“理”字，可带、可买、可借，就多了法子，活了路子。
对争论的许多问题，一时难定，也开了一些口子：允许分散决策，多点试验，以分散风险。只要群众自愿就可以。这就给辽阔祖国的各地区以因地制宜之权。杜老的名言是，允许试验，先多样化，再逐步规范化。这在冲破计划经济千篇一律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思路大解放。
上下左右对话互动
每一个“一号文件”，都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农口同志与财贸计划口部门的同志常有争论。因此，除了起草组内部争，还常召开与各有关部门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话“本次座谈会由杜润生同志主持”。有了这句话，大体就能有请必到，包括田纪云等副总理级的人物。
我们江苏，首创农民合作基金会。在1985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第七项政策是为“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这可是一个金融领域的新突破。我们现在农村政策的“多予、少取、放活”，其实那时从生产到金融领域就允许“放活”且载入了中央文件。
在起草此文件前，金融组黄鸣等人准备了许多材料。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陈慕华同志，人称“铁女人”。事先杜老安排我们几个地方同志与陈行长对话。她下午3时到会，声称4时要接待外宾，让我们有话快说，杜老叫我先说，我用8分钟说了5点意见，包括合作基金会等。不料陈行长很爽快地表态：5条意见，4条同意。不能在贷款上开“一风吹”的先例，但可以考虑那时确是瞎指挥，农民已受了苦，就按“挂赈停息”处理。我笑笑说，“帐挂着，下面千年不赖，但也只能万年不还”。陈行长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笑说：“又给你们钻了个空子。”对话在半个小时内就轻松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说，铁女人很和气嘛！
与商业部长刘毅等，也都多次对话。在大乡小乡问题上，民政部长崔乃夫就采纳了江苏不划小乡的建议，向中央报告，政治局采纳。胡耀邦同志说：“乡太小，确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杜润生等同志更是从善如流。原本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划小乡便于“直观地了解民情，谁家吃干吃稀，谁家白狗黑狗，一目了然，便于发扬民主，干群融合”。当时已写为文件草稿，并在个别省试点，后来被否定了。
虽多年过去了，但起草各个“一号文件”时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风气，至今记忆犹新。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尊重基层创造、老中青结合的团队、部门对话和争论，形成了一幅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风景线。进入21世纪，又有了新的5个“一号文件”，达到了新的境界。这不只对指导“三农”工作，也对指导一切工作，都是有所启迪和借鉴的。
（摘自《世纪风采》 吴镕/文）
引：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我的工作是负责联络并接待邓朴方参加庆典活动。由于邓朴方的身体原因，所以对他的接待有着特殊的安排。
标：陪邓朴方亲历香港回归
初到新世界海景酒店
根据安排，邓小平夫人卓琳参加中央政府代表团，由女儿邓榕（毛毛）陪同，下榻位于九龙的海逸酒店。这家酒店的店东是香港首富李嘉诚，出席庆典的中央领导都住此酒店。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儿邓楠，下榻五星级的君悦酒店。邓朴方参加的是中央观礼团，下榻在新世界海景酒店。君悦和新世界海景与庆典会场直接联通，出入会场方便且安全。
1997年６月３０日下午，通向会展中心的道路架起了许多路障，邓朴方乘坐的轿车从深圳直接开到了下榻的酒店。打开车门后，手脚熟练的随行人员立即把他抱上了轮椅车，进入酒店大堂，而后乘电梯，进入套房，前后不过几分钟。
会展中心见卓琳
当晚有两个活动，午夜之前是交接仪式，在新会展中心大礼堂举行，午夜之后是特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三号厅举行。因为出席两个仪式的人员有所不同，加上主席台的布置不一样，所以分别安排在不同楼层。
我陪着朴方来到新会展中心，朴方想见一见母亲，我就推着他来到一个特别休息厅。刚进门，就看见卓琳坐在右边的沙发上，身边是陪伴她的毛毛。朴方喊了一声：“妈，我来了。”卓琳笑容满面回答：“我们很好，你怎么样？”我同卓琳阿姨和毛毛多年没有见面，毛毛对妈妈说：“这是井泉叔叔家的老五，大蓉、二蓉的哥哥”，卓琳阿姨才认出我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朴方和你在一起，我们就放心了。”毛毛说：“能在这里相聚太不容易了，咱们赶快照个相吧。”她边说边掏出一个相机，请一位工作人员为我们拍了两张照片。
毛毛的脑筋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灵的。比如相机，本来有规定不许带进会场，我担心在安全检查时被没收，就没敢带。结果看见不少人带了相机也没事儿，照样放行。毛毛的目光也很锐利，一见面她就悄悄对我说：“再望，你的鬓角好长，该剪了。”我才惊讶地意识到，这半个月自己在香港忙得昏天黑地，竟然连理发修面也忘记了。
亲历交接仪式
我们进入交接仪式会场时，四千来宾大部分已入座。朴方的座位在中方代表团靠前部分，为了方便他入座，工作人员特意把靠走道的一个座位拆掉，让他的轮椅能够直接停在这个位置。
不知在场嘉宾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是否注意到，升降两国国旗的旗杆是特别设计的，旗杆的管内通风，通过风的作用，使两国国旗迎风飘扬，而不是通常所见的垂落状，这样就显得很好看。
升中国国旗的这一刻令人十分激动，这种心情很难用言语表述，直至今日，回想到那一时刻，依然是心潮激荡；当然，也有人伤心，港督彭定康在英国国旗降下时，就止不住垂泪。
午夜零时１５分，交接仪式结束，我赶快起身，把朴方推出会场透气，会场里的冷气开得很足，再加上人多，这对朴方的身体很不利。随行医生为他检查了身体，幸无大碍。
送君直到皇岗口
第二天，我利用空暇时间，跑到湾仔邮局排队，领取我事先预定的特区第一套纪念邮票和首日封。回到酒店，我送给朴方以及他的两位随行人员各一枚首日封，他们很高兴。我请朴方在我的首日封上签名，他欣然同意。我还帮新华社其他几位同事带去了首日封，朴方也一一签了名。
我们推着轮椅，将朴方再次送进会展中心，董建华说：“今日，我特别高兴，卓琳女士能够参加回归盛事，我们对卓琳女士表示热烈欢迎和敬意。”卓琳起身向大家招手致意，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下来的文艺演出，首先上演的是交响乐，在作曲家谭盾的激情指挥下，大提琴家马友友出神入化的演奏，宛如天籁的湖北古代编钟音乐，令全场观众如痴如醉。接着表演合唱《回归颂》，这首歌由董建华夫人作词，著名歌星谭咏麟、王菲、林子祥、黎明、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同台献歌，可爱的儿童合唱团的小朋友们轻声伴唱。演出结束后，朴方特意让我们把他推到台前，他与小朋友们热情握手，久久舍不得离去。
下午４点，特区政府在会展中心举行招待酒会。泰国公主诗琳通、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等都来了，他们纷纷走上前来同朴方握手。最令人高兴的是董建华来了，两人交谈甚欢。我提出邮册签名的事，董建华的助理悄悄接过邮册，答应在朴方离开香港前办好。
朴方于下午５点３０分乘车返回深圳。他提出要我同行，这是原来的安排中没有的。行前，董建华的助理派人将邮册送到，不差分秒。车过皇岗口岸，来接朴方的车已等候多时。当晚，深圳领导设宴欢迎朴方。之后，我还得乘火车赶回去，市长派车将我送到罗湖口岸。
（摘自《成都日报》 申再望/文）
引：这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最大最重要的一次人民币专列押运，动用了一个营的兵力，战士们荷枪实弹，在冰冷的闷罐车里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标：千里押运首趟人民币专列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后，为了建立全国通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促进全国的物资交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立即印发大量的人民币，但是当时国内印制人民币条件所限及技术力量贫乏，中央决定由苏联“老大哥”帮助印制，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很好，正处于人们常说的“蜜月时期”。苏联将大量的各种新版人民币印制完后，用专列运到中苏两国边境的满洲里。1952年10月25日，我所在的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三团一营奉命去满洲里执行“绝密押运”任务，将人民币专列安全地押运到天津入国库。当时我们对执行的任务、时间、地点等都不知道，军内军外绝对保密。记得那时全国刚刚解放，关内关外铁路沿线潜伏着大批国民党特务，各地暗藏着许多土匪、恶霸，因此不得走漏任何消息，以防他们爆炸抢劫和破坏。部队出发前，每人配发了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等，在火车上大伙议论纷纷，有的说要入朝作战，有的说要去深山老林剿匪。
来到满洲里以后，我们才知道是“绝密押运”人民币专列。此时北国正值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气温在零下30多度，待中苏两国官员办理完海关手续后，我们分别登上了火车。这个专列共有19节闷罐车，每节车厢里装着满满的新版人民币，面对如此众多的“金山银山”，战士们没有一个敢做“富贵梦”，我们的责任是将这些数以万亿的人民币万无一失地押运到天津国库，让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在每一节闷罐车厢里，整箱整箱的人民币码得满满的，里面空间很小，我们睡觉时都伸不开腿，几个人抱着枪背靠背睡，火车刹车或拐弯时箱子经常摇晃散落下来被砸醒，我们又起来重新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