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的“建设管见”到张梓生的“论童话”，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留意，这些文学巨擘、儿童文学专家文中所表达的无论是对格林童话的关注，还是对我们儿童文学自身发展建设的建议，都发生在20世纪初。这个时间的确不能与我国的儿童文学、我国的“童话”——这个最具儿童文学特征的文学体裁的发生、发展分割开来。这里，我们先不谈《叶限》，也不谈格林童话，单说“童话”这个词、这个概念，这就是在20世纪初，即到了近代，我们才开始使用的。“‘童话’一词，清代末年流行于我国（如1909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孙毓修主编的‘童话集’），据说是从日本引进的。原指家庭、幼儿园和学校里对儿童所讲的故事。其实，这种体裁源远流长，早已有之。起先它和神话、传说都属于民间文学，世世代代在人们口头上流传。”C 【Ａ郭沫若《文艺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56页。B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29页。（张梓生《论童话》，原载1921年7月《妇女杂志》第7卷第7号。）C《儿童文学概论》编写组《儿童文学概论》，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至此，我国儿童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童话”这个称谓。但事实上，孙毓修的这个“童话”与我们现在理解的童话体裁相去甚远，它“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庞杂，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品。真正把童话作为一种特殊的幻想文学故事，并使其成为独立的文体，在我国是在五四时期”A。
因此，当“西学东渐”大行其道的晚清译坛无意间也向国人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的儿童文学时，面对童话故事和童话这个新的概念，就是周作人也有些惶然不知所措。他在1918年谈到童话时这样说：“我们初读外国文学时，大抵先遇见Grimm兄弟同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它好处在哪里。后来涉猎Folk-lore一类的书，才知道Grimm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B
事实上，被周作人视为“幼稚荒唐”的童话故事，在我国有着悠长的历史，就在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里，除开《叶限》还有很多类似童话的故事，只不过全被搁置在志怪、神话、传说故事等这些体裁里。“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孙毓修就曾撰写《欧美小说丛谈》，在书中专门用了一个小节来总括欧美的“神怪小说”，另用一个小节详细介绍“神怪小说之著者及其杰作”。这其中格林兄弟俩就在神怪小说著者之列，而他们的童话故事《大拇指》（孙毓修译的《拇指儿》）也被视为神怪小说杰作，其内容被孙毓修详细记录和介绍出来。囿于孙氏的时代背景，故事采用的是文言文，情节也做了一定的修改。（笔者在后面将详细介绍。）
如果童话故事——这个最适合于儿童心理和秉性的体裁，到了晚清仍然被国人视为神怪小说，那儿童文学在我国的地位与状况可想而知。事实也是如此。关于这点，1935年2月1日，著名文学家茅盾在《文学》第4卷第2号上发表了署名“江”的文章《关于“儿童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在近代30年间的发展作了明确而清晰的阐述C。他认为，早在30年以前我们就有所谓的“儿童文学”。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宗旨老老实实是“西学为用”，所以【Ａ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2页。B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71。（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原载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3期“随感录”。）C原文请参见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前引书，第395-396页。】
破天荒的第一本“童话”《大拇指》（也许是《无猫国》，记不准了），就是西洋儿童读物的翻译。他说，那以后的10年内——就是20年前，我们翻译了不少的西洋“童话”，在尚有现成的西洋“童话”可供翻译时，我们是曾经老老实实翻译了来的。虽然翻译的时候不免稍稍改头换面，因为我们那时候很记得应该“中学为体”的。
而那时候，茅盾认为我国还没有“儿童文学”这名称，“儿童文学史”的名称应该始于五四时期。因为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新青年》杂志刊登了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所以是五四时期开始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并开始注意“儿童文学”。
另外，茅盾还记得是1922年，《新青年》那时的主编陈仲甫先生在私人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搞“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至于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茅盾认为，大体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已经“改编”（retold）过或者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我们有真正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茅盾在这篇名为《关于“儿童文学”》的文章里说明了我国儿童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认知问题。一是，中国儿童文学开始于20世纪初，具体的标志就是孙毓修“童话”丛书的出版；二是，中国儿童文学兴起早期的内容，不是儿童文学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作品，而是翻译家们翻译了、或是按照中国的国情编译了来自西方的儿童文学，并且还都是无意识的顺手之为，如朱自强总结的：“总而言之，晚清译坛虽然没有儿童文学意识，但却在不知不觉之间翻译了一定数量的与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密切的作品，这些译作如‘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悄悄润泽着日后将生长出儿童文学的中国文学园地。”A 第三，中国对儿童文学的发现，对儿童文学的认知，是在五四时期。
茅盾的《关于儿童文学》是我国众多文学家、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对于我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过程各抒己见中的一方观点。此外，还有当代著名儿童文学家王泉根认为中国虽无儿童文学一词，但为儿童服务的文学却古已有之，“持这种看法的人多为今日之儿童文学研究者”B等等。这是学者们依托不同【Ａ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前引书，第115页。B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前引书，第52页。】的儿童文学观，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来进行考察分析的，而他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结果及阐述的观点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富价值与意义的帮助。下面三点是笔者对我国儿童及儿童文学比较有代表性观点的总结概述：
第一，儿童在中国的被发现时间较晚
究其原因，有人这样总结，说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人的价值观密不可分”，“血缘网络中的人伦关系所形成的‘父本位’与‘惟上’观念及‘儒家三纲之说’像一股无形的绳索牢牢地束缚着人的自由，禁锢着人的思想”，因此，在这样一个“践踏人的尊严、蔑视人的个性的时代”A，儿童就不可能被发现。
关于中国儿童的地位，鲁迅与周作人都有着非常著名的言论，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B周作人则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C 因此，我国对儿童的承认，儿童地位的提高，如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里总结的，应该是五四时期的事情了。
第二，儿童读物严重匮乏
既然儿童要么被视为“成人”，要么被当成“不完全的小人”，那么他们应有的文学阅读诉求自然照这两种类型去准备，去满足。“无可讳言，在现代之前，我们确不曾把儿童当作文学的独立读者对象。”D 那么，摆在这些“成人”或“不完全的小人”面前的无非都是些“圣经贤传”，还有如《三字经》《百家姓》这类的读物。朱自强专门研究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叶圣陶等人少儿时期的阅读状况，发出了中国近代孩子们的文学读物少得可怜，孩子们很可怜的慨叹。
孙毓修编辑的《童话》丛书标志着中国儿童读物的诞生，那已经是20世纪初了。1908年11月，《童话》丛书的第一本《无猫国》出版发行，这对中【Ａ李红叶《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前引书，第86页。B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前引书，第28页。（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原载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署名唐俟。）C王泉根评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前引书，第38页。（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原载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是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演讲。）D黄云生主编《儿童文学概论》，前引书，第121页。】 国的儿童不啻一股渴望已久的甘泉，迅速滋润了他们那儿童读物原本荒芜干涸的田地。“冰心曾在文章中说到自己小时候看的第一本童话就是《无猫国》。
茅盾在回忆小学时代的生活时也说：‘一次国文考试，奖赏了两本童话。《无猫国》与《大拇指》，于是知道有专给小孩子看的“闲书”。’”A第三，民间文学地位低 “中国文学向以诗歌、散文为正宗，小说不登大雅之堂。在文字发明以后，诗歌、散文取得很高成就，小说相当长时间只是跟在民间创作后面‘搜神’、‘志怪’、‘述异’，而民间文学恰是混沌性神话思维的大本营。”B 童话不仅与民间文学密切相关，而且还是“生民之初，智识愚昧”的产物。因此，虽然“中国童话自昔有之，越中人家皆以是娱小儿，乡村之间尤多存者，第未尝有人采录，任之散佚，近世俗化流行，古风衰歇，长者希复言之，稚子亦遂鲜有知之者，循是以往，不及一世，澌没将尽，收拾之功，能无急急也。格林之功绩，茀勒贝尔（Frobel）之学说，出世既六十年，影响遍于全宇，而独遗于华土，拟何相见之晚与”C。
上面这番话是周作人在其著名的文章《童话研究》里的结束语，他寥寥几笔将中国童话故事的渊源及性质特征做了个总结，对中国未能重视这些“散佚”于民间的童话，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透出了莫大的遗憾和惆怅，周作人对德国格林兄弟搜集民间童话的举动满是钦佩与赞扬，对格林童话成为世界不朽之作很是羡慕。
纵观上面的简述与综述，对于我国为何不能有格林童话，《叶限》终究不能成为《灰姑娘》，原因应该很明确了。实际我国的文学家，乃至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对此问题早已进行了深入缜密的探究，早已得出了明晰的答案。不然，张梓生也不会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中国人对于童话的研究，一向少有趣味”，并随即发出了 “中国的安徒生，不知生在哪里呢？”D的慨叹。笔者在这里只是将众多专家之言做了简明扼要的总结性概述，并借此提出心存疑虑的另外一个问题——“格林童话为何只诞生在德国，为何偏偏诞生在德国呢？”【Ａ孔海珠《茅盾与童话》，载《茅盾专集》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6页。B吴其南《中国童话史》，前引书，第112页。C王泉根《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第72页。D本社编《1913—1949儿童文学论文选集》，前引书，第29页。（张梓生《论童话》，原载1921年7月《妇女杂志》第7卷第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