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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会议，赵子赟特别强调观念、信念和道德对民众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明确的行为准则，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那么民众将会没有明确的方向，行为和价值观将会沦丧，当前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民众向往幸福生活，对新中华抱有极高希望，在这个时候建立完善的思想道德体系和行为准则，将会成为一种可延续的传统，为此，他要求科教文部要加强学生的品德教育，文化宣传要有一定的导向。
“新的一年，是中华大地结束内战，没有外地侵略的一年，很关键，我们要利用这一年的时间，考察我们的制度、法规的合理性，和我们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诸位同志要敢于放手去做，不要怕犯错，不要怕出问题，只要做到认真总结，及时改正，我们的人民群众，会给我们这个机会，新中华的基础和未来，就看我们这一年的工作，我相信，在诸位同志共同的努力下，新中国的明天是美好的！”
掌声如雷，所有参会人员，其实内心都清楚，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赵子赟没说，四七年是中国两大力量联合执政的第一年，内外战争让双方放下分歧，共同凝聚力量，取得了不少成就，新的一年，将考验这种联合执政的可行性和效果，如果这新一年，中国能够稳定发展，那么，今后的道路将变得通坦。
会议前后开了三天，这其中有不少交流和讨论，期间，赵子赟代表临时政府，在国民临时议会上做了述职报告，这可以说是一个形式，也是一种演练，今后走向正轨后，这将是一个法定的程序，如果国民议会对政府的执政不满，是可以提出质疑，甚至是启动弹劾。
现在的国民临时议会还只是摆设，更多工作在于完善立法，以及今后的考核等制度，不过演练之中，也还是有些实质性的东西，不少议员提出质疑，让赵子赟额头冒汗，各部部长也悉数到场救急，回答议员对本部工作的疑问。
要知道，在这个国外很多国家都质疑的国民临时议会中，延安方面有林老、徐老、董老等人物，国民党方面也有李济深、谭平山、吴国桢、程潜、熊式辉、翁文灏、龙云、张厉生等人，民盟有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李公朴、闻一多等人，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要想敷衍他们，可不容易。
在全国经济与建设工作会之后，各省人员并未着急离开，他们要分别参加两党各自的党代会，国民党这边，核心议题的党务重建，选举临时中央，同时设置下属各机构。
****方面，则是以国家和政党关系作为核心议题，作为双重党籍的赵子赟，被****中央安排做一个特别报告。
这个特别报告耗费了赵子赟不少脑力，恶补了很多东西，基本有个概念，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在报告之前，他做了必要铺垫。
“主席、各位委员，同志们，根据中央要求，我在此做关于国家和政党的特别报告，首先，我需要说明的是，我阐述的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在座同志很多人比我研究透彻，更有理论，尤其是主席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新的想法，让我受益匪浅，因此，我的报告可能比较肤浅，还请诸位同志见谅，如果听不下去，就当我胡言乱语。”
会场发出笑声，赵子赟的讲话中，总会有一些和正式场合不相符的东西，这几乎成了他的特点，但并没有人说这样不严肃。
“国家和政党到底是什么关系，说实话，我真弄不清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在封建社会，国家就是皇权，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政党，更是新产物，我个人感觉，国家和政党都是西方舶来品，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其关系，也不是很好阐述。”
“鉴于我理论基础较弱，因此，我采取对比的方式，来分析国家和政党，从这两者表现出来的关系看，当今世界，有两种不同的关系，一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模式，既国家-政党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国家高于政党，政党通过竞选，来获得国家的管理权，二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模式，既政党-国家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政党高于国家，政党直接通过控制国家各机构，来管理国家，有意思的是，如果按照这个划分，先总理中山先生提出的也是政党-国家关系，以后的南京政权也是如此，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两党是有共同点的。”
会场很静，连毛公都没想到，赵子赟说的话，很有深度。
“关系的不同，也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差异，在英美国家中，政党是松散的，执政党的党组织并不能直接向国家行政部分发号施令，他们是利用竞选获得执政资格之后，在组阁中确保本党的地位和优势，党组织是通过党员，从国家行政部门内部，来影响国家政策走向，从而实现党管理国家的意图，这是一种间接的方式，反观苏联和早期的南京政权，党组织是一个严格和紧密的团体，由于党权高于政权，因此，国家机构只是党组织的执行机构。”
“我不好评述这两种关系的优劣，既然我们把英美等国家称为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政党关系下，因为党组织是松散的，党内缺乏约束性，其政府部门内的党员就有很大的空间，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换句话说，利益集团本身就可以通过参加或支持某个政党的人，从而将自己的意图带入到政府部门之中，这其中，资本就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此，我认为，英美的这种国家-政党关系，其实就是资本和富人的游戏。”
“再说说我理解的政党-国家关系，这种关系，党组织有较强的凝聚力，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既政党高于国家，政党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这其中产生的最大弊端我想诸位同志都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苏联可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缘由所在。早年的共产国际能够出现，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会场传来沙沙的笔录声，主席台上，很多人也在本子上飞速写着。
“除了这个核心问题外，我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的因素，由于政党高于国家，那么对整个国家政权的监督，其实就是对政党的监督，也就是说，监督变成了党内监督，如果党组织是一个有着很强纪律性的组织，党内监督其实很困难，因为这有可能与政党利益冲突，在监督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人，将会有比封建王朝皇帝还要大的权利。”
众人闻言，心头巨震，果然，赵子赟点出来了：“我们国民党的总裁蒋先生，和苏维埃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先生，就是利用党权高于国家这一点，通过党管政府，从而达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包括了生杀大权，同志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管理，完全掌控在一个或者几个人手里，这是相当可怕的，整个国家的人，就得像封建时代的人一样，只有期盼着遇到一个明君。”
“如果仅从这些方面看，也许有同志会认为，我倾向于英美的制度，其实不是这样的，英美的制度，同样也看人，美国十多年前的经济危机，就是国家政权受到资本的控制，受到其幕后贪婪资本家的影响而造成的，如果一个政党的党组织，只是为了竞选而存在，那它又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主席在前面的报告中，提到了国体和政体的概念，让我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拘泥于现在的国家政党关系，应该创造性的提出新的道路，我琢磨着，叫政党-国家-政党关系贴切些，在这个关系中，国家可分为两个层次，既主席提出的国体和政体，第一个政党-国家关系，可以理解为国体是什么，就我们而言，是共产主义国家性质，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国家，按照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个关系中，政党高于国家。”
“第二个国家-政党关系，可理解为政体是什么，当前，我们实行的是多党合作下的联合政府模式，在这个关系中，国家高于政党。由此，我们就可以理顺国家和政党这两者的关系，任何党组织，首先都要明确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和方向，那么有同志可能会说，那就没必要有其他政党了，我却不这么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和方向下，不同阶段，各政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在我所属的国民党中，我们就认为，民主、民生和民权仍然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目标，除此之外，多党合作下的竞争，更有利于我们看到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并且确实把党内监督转变为党外监督。”
“其次，任何政党都要明确，在国家管理和具体事务之中，国家利益是高于政党利益的，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的，这就有助于我们把控好这两个利益之间的矛盾，比如在今后的真正的选举中，我们在选择国家、地方领导人的时候，作为党员，就不能只考虑政党利益，而是要从国家利益角度，投出自己的选票，否则，选举将流于形式。”
“第三，我认为理清楚这个关系，有助于我们把理论实践化，避免高谈阔论，空谈幻想，以上，就是我对国家和政党关系的一点浅见，请主席，各位委员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他说完了，会场仍然一片寂静，良久，毛公起身鼓掌，随即会场爆发出巨大的掌声，且不论赵子赟说的对与错，就他的分析来看，很有深度，值得认真分析和讨论。
在毛公的建议下，党内高层均同意在报纸上全文发表赵子赟的这个特别报告，内部下发学习讨论，刘公认为，这份报告，对整个理论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和毛公的一些想法，以及前期的一些研究结合，有可能形成中国独特的共产主义理论思想，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一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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