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先秦时期的权谋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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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仁德政治阳谋阴谋·外儒与内法

【引言】

韩非是韩国人,韩王的同族。他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他的学说发展了荀子思想中“法治”一面,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他的思想在韩国没有受到重视,谁知传到秦国后,秦王竟是见而惊呼,大喊:“我若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游,死而无憾。”后来,秦国攻打韩国,形势危急,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让他出使秦国。而韩非的同学李斯嫉妒他,想方设法让秦王毒死了他。

韩非主张“法治”,但看看《韩非子》,才发现韩非的法治原来是治人之术。岂止是治人之术,如果真的运用《韩非子》中的方法,就是野兽也会被驯得服服帖帖。原来,这正是中国的法家很发达而中国的法治却很薄弱的缘故。

法家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坚决地主张封建集权制,甚至主张暴君政治,这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对自由的、富有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行动的残酷压制。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帝王标榜自己愿意做尧舜之君,但实际情况是,上焉者尚且王霸杂之,中焉者外儒内法,下焉者就不堪闻问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当年,这些法家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些刻毒的法律,出了这些阴毒的谋计,这些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商鞅车裂、韩非被鸩、李斯腰斩族灭,也许是报应!

其实,李斯的思想也属于法家,我们看看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对国际形势和政治的看法,也许会帮助我们理解法家的精神。

【事典】

韩非向秦王献上了一封书信,认为韩国是不可攻取的。秦王对这件事拿不准,就把书信交给了李斯。

李斯上书秦王说:“我认为韩非的说法是不对的。秦国的东面有韩国,就像人得心腹疾病一样,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就已经苦得很,好像居住在潮湿的地方,老病缠身,总是不能出去。一旦快步奔跑,这种老病就发作了。现在,韩国虽然对秦国称臣,但不一定就不是秦国的病灶,如果有急事发生,韩国是不可信赖的。秦国和赵国成为了敌国,派使者去齐国劝说他们与赵国断交,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怎样。据我看来,齐国和赵国不一定会断绝关系,如果他们不绝交,就要竭尽兵力去对付两个万乘之国,韩国并不是屈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屈服于秦国的强大。现在,秦国如果集中兵力进攻齐国、赵国,那么,韩国就一定会成为秦国的心腹部大患而发作,如果韩国与楚国合力攻打秦国,诸侯各国再起来响应他们,那么,秦国就一定又要有兵败崤山的祸患了。

“韩非这次来秦国,恐怕是想以他能够保存韩国而在韩国受到重视。他善辩巧说,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欺诈算计,想在秦国捞到好处,为了韩国的利益来试探陛下。秦国和韩国的关系如果亲密了,那么韩非的地位也就重要了,这对于他谋取官职是很有好处的。

“我认真看了韩非的上书,他文饰那些惑乱人心的说法,善于用华美的辞藻来修饰,显得才华横溢。我怕陛下被韩非的辩说所迷惑,以至于不能详细地考察事情的真相。现在,以我愚蠢的想法,想建议大王:秦国应出兵而不言明去讨伐哪一个国家,那么,韩国的执政者就一定会把侍奉秦国作为他们的策略。我想去见韩王,让韩王来觐见,大王见了他,便把他本人扣留下来,不让他走,然后要韩国的执政大臣拿韩王来与韩国人做交换,那么,就可以向纵深方向割取韩国的土地了。接着,再命令蒙武派出东郡的部队,让这些部队在国境上窥视而不说明到什么地方去,齐国人就会害怕而听从荆苏的计策与赵国绝交,这样一来,秦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境而强劲的韩国就被我们用威势慑服,强大的齐国就被我们用道义制服了。这件事被其他诸侯知道后,赵国人就会十分害怕,楚国人就会犹豫不决,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忠于秦国。楚国如果按兵不动,魏国就不值得忧虑了,那么诸侯各国就可以被我们逐步吃掉,对于赵国我们就可以和它较量一下了。希望陛下能够审察一下我的计策,不要疏忽了!”

于是,秦王马上派遣李斯出使韩国,可李斯去求见韩王,未能得到接见,于是李斯就上书给韩王,说:“从前,秦、韩两国齐心合力,并不相互侵夺,所以天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敢侵犯我们,像这样已经有好几代了。过去,五国诸侯曾经联合起来一起攻打韩国,秦国就派出军队来援助韩国。韩国地处中原,土地方圆还不到千里,而能够在天下与诸侯各国平起平坐,君臣都得到保全,都是因为韩国世世代代教导后代要侍奉秦国的缘故啊!过去五个诸侯国一起进攻秦国的时候,韩国不仅没有帮助秦国,反而为诸侯率先组成队伍在函谷关进攻秦国的军队。各诸侯国因为军队困倦,力量耗尽,没有办法,才被迫退兵。

后来杜仓做了秦国的宰相,调兵遣将来向各诸侯国报仇,先攻打楚国。楚国的令尹对此十分焦虑,说,‘韩国认为秦国是不讲信义的,却又和秦国结为兄弟共同危害天下各国。后来又背叛秦国,率先组成了部队攻打函谷关。韩国才是一个地处中原而又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国家。秦国应该先攻打韩国才对啊!’诸侯各国就一起割取了韩国上党地区的十个城池来向秦国谢罪,以此解除了秦国对他们的威胁。由此可见,韩国才背叛了秦国一次,国家就受到威胁,国土便被分割,兵力衰弱,一直延续到现在。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韩国听信了奸臣的话,不权衡一下事实,所以后来即使杀掉了奸臣,韩国终究不能重新强盛起来了。

“现在,赵国想聚集士兵,突然向秦国发起进攻,派人来向韩国借路。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嘴唇没有了,门牙就会感到寒冷。’秦国和韩国是有着共同的忧思的,这种情形已经明显地显示出来了。魏国想攻打韩国,秦国派人把魏国的使者送交韩国。现在秦王派遣使者来到韩国,却不能见到陛下,我怕您身边的大臣却要沿袭过去的计策,使韩国再次发生丧失领土的祸患。臣李斯如果不能见到您,请让我回去汇报一下,那么秦、韩两国的邦交就必定要断绝。臣李斯出使到韩国来,当然是为了您的利益,也愿意向您献上对韩国有利的计谋,难道陛下就用这种方式来接待我?臣李斯希望能够与您见上一面,到您面前陈说一下愚蠢的计谋,然后再来接受碎尸万段的刑罚,希望陛下把我的这个要求放在心上。

“现在,即使把我杀死,大王也不能够因此而强大,如果不听我的计策,韩国就必定要大祸临头。秦国如果出兵而不停止前进,那么,韩国就令人担心了。等到臣李斯暴尸在韩国街头的时候,即使想考虑我这贱臣的愚拙计谋,也不可能了。等到边境残破,战鼓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时,再采用我李斯的计谋,就为时已晚了。而且韩国的兵力,天下诸侯早已看明白了,现在又背叛了强大的秦国。韩国如果抛弃了城邑,再让军队打了败仗,那么国内叛军一定会袭取城邑。城邑陷落,那么民众就会流散了,民众流散,那就没有军队了。

韩国如果坚守城邑,秦国就一定会派遣军队来包围大王的大城,使韩国的道路不能通达,韩国就必然会感到处境困难,即使出谋划策,其形势也是没办法挽救的。到了那时,大王身边的大臣们的计策根本没用,我希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李斯说的话有不符合事实的,也希望大王能够让我在您的面前把话说完,然后再把我交给狱吏判罪处死也不迟啊!秦王食不香甜,游览不觉得快乐,一心一意地在考虑攻取赵国,派臣子李斯来进言,我希望能亲自见到您,因为我急着要和大王商讨计策啊!现在我这出使的大臣都不能见到您,那么韩国对秦国的忠诚从何而知呢?那秦国恐怕会把进攻赵国的兵力转向韩国了。希望陛下能再次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对当时政治和国际形势持如此的态度,看来,这两位法家已经不是什么学者了,而是极为务实的阴谋家。这,便是法家的特征。那么,儒家有没有法家的东西呢?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

什么是强盗,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说到政治上的强盗,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分辨清楚了。

西周初年,太公望吕尚受封于齐国营丘。齐国有个叫华土的人,德行高尚,但不愿做天子的臣子,不愿做诸侯的朋友,人们都称赞他的贤能。太公望派人多次召见他,他都不到,于是,太公望就让人将他杀掉了。周公说:“这个人是齐国的高洁之士,怎么能杀他呢?”太公说:“不做天子的臣子,不做诸侯的朋友,我还能得到臣子和朋友吗?我不能要他做臣子,不能与他交朋友,他就是被遗弃的人;我三次召见他,他都不来,他就是以下犯上的人。如果还表彰他,将他视为教化的榜样,使全国人都效法他,我还给谁当君主呢?”

冯梦龙评论说:“这就是齐国之所以没有懒惰的老百姓的原因啊!齐国之所以始终没有成为弱国,其原因也在此。韩非的‘五蠹’之说也是从这里来的。”

少正卯和孔子是同时代的人,都在办学校。少正卯的学校人很多,而孔子的学校却三盈三虚。后来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寇,就杀少正卯于外华表台下。子贡很不理解地说:“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士,先生诛杀了他,恐怕得不偿失吧?”孔子说:“人有五恶行,而盗窃还不包括在内,一是通达古今之变且铤而走险;二是不走正道而坚持走邪路;三是把荒谬的道理说得头头是道;四是知道很多丑恶的事情;五是依附邪恶并得到好处。这五种恶行如果有一种,就不免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是五种恶行都有,是小人中的雄杰,不能不杀他。”

这,就是所谓的儒法互用。

【评议】

法家之法的根源在于封建集权制,因此,它就特别强调“势”。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首先倡导“势”的是慎到。“势”就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必经过任何询问和论证就必须承认和服从的绝对权威。关于这一点,首先要在理论和观念上确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上君主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出现主帅无谋,大权旁落的局面,最终就会导致政权被颠覆。所以,“势”是“法”的保障。当然,二者还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法”无“势”,“法”不得行,有“势”无“法”,君主不安。“法”是可以制定的,但如何才能保证“势”的绝对性,保证“势”不受到削弱呢?这就需要“术”。在法家的代表人物中,申不害是最强调“术”的,在他看来,“术”这一手段,实际上是比“势”这一目的还重要的。“术”就是统治、防备、监督和刺探臣下以及百姓隐秘的具体权术和方法。这些“术”有的已经公开化、制度化,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法”的一部分。“术”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没有“术”就没有“法”,但没有“法”又无法保证“术”,所以,归根到底,“术”还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法制”最发达的地方就在于“法”与“术”联手创造的御臣、牧民的法术系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历史上,法家很难使用儒家的东西,而儒家在策略上却极易使用法家的东西,因此,有时人们认为中国的封建政治是外儒内法。从上面的情况上看,这句话并不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