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校能够经久保持它在文化史以及思想精神领域的影响，它的对于社会不竭的锐敏思考及参与精神是最为基本的。除此之外，大体还由于下述两个方面的历史累积：一个是精神上的，一个则是物质上的。论及北大的精神积蕴，它所拥有的丰富灿烂已为世所共认，而物质方面的积蕴虽方面甚广，但主体部分还是藏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在国内外都是有名的。它特别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它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巨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有最直接和最生动的联系。
我的话题可以从北大前校长胡适先生谈起。最近读到一份材料，谈到胡适生前所留遗嘱三项内容中的一项，即是：“将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文件捐赠北京大学。”胡先生逝世时，人们检点他身后遗物，统共只有153美元。联系他曾有的一段题词：“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 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我们不难从中窥及这位学者的操守。胡先生的行状很能体现老北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他们大体一生清贫，身后了无长物，唯一财富便是堆积如山的藏书。在我的老师中，游国恩先生如此，魏建功先生如此，王力先生如此，杨晦先生和王瑶先生也如此。
我到北大的时间甚晚，说到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也已是50年代以后的事。我进校时学校已从城内搬到西郊。五四大街那座红楼中的图书馆，是作为北大新生前往老校参观时始有结识。北大迁入燕园之后，原有贝公楼南侧那座古典式大楼便成了图书馆主楼。那里赭黑色的硬木桌椅和台灯，呈现着古朴深重的韵致。阅览室幽幽散发的旧书香，至今还让人追恋一一它们联系着我青春时代的憧憬和梦幻。
北大很大，从宿舍到西校门一带路途遥远，没有特别需要，我很少到大图书馆。对于我这个中文系学生来说，逗留最多，也最有感情的都是散处北大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图书阅览室一一那是北大图书馆的分部。
那时阅览室很是紧张，一个宿舍六位同学中大约只有二三人能够享受到一个座位。于是，在大学上学的五年间，“抢占”图书馆的座位，便成了生活中苦乐参半的要事。能够拥有一个座位的同学是幸运的。抢占座位得有窍门，你可以在人们都在干别的事，如周末在操场看电影之前或是黄昏大家都去锻炼的时候，由一二知己先行携各人的书包前去“占座”——这种由书包代替本人的方式是得到公共认可而不是不道德的。于是，便有了北大每个夜晚都出现的特别的场景，即向着书本进攻之前的“战场”上的片刻宁静：明亮的灯光照着空荡荡的阅览室，在那里，充满胜利喜悦的书包排着整齐的队列，静候它们的主人。这样的北大夜晚的灯火如今已变成依稀梦境，那里凝聚着我们温馨的青春记忆。
在50年代，我也是那些宿舍、饭厅、图书馆“三点一线”之间奔行队伍中的竞走者，也是为抢占阅览室一个座位的并不谦让的经常优胜者。那时还没有现在这座大图书馆，阅览室散布校园各处。因为竞争激烈，优胜者也总有名落孙山的时候。所以，我们多年是打一枪换一个阵地。但比较起来，常去的还是文史楼三楼那个阅览室。那里文科的工具书多，而且中文系办公室就在楼下，借阅手续也简便。那里的馆员老师因日子久了彼此熟识，也有网开一面给予特殊照顾的时候。我至今还认为文史楼三楼那个阅览室是动荡学海中一个宁静而美丽的港湾。
我从北大图书馆得到的好处甚多，尽管在当时的同学中我属于并不用功的一类。但我还是有机会充分利用这里的藏书读了不少新文学的有关史料。我在这里翻阅了当时允许就地借阅的全套原版《新青年》杂志。我从那里感受了“五四”先驱者宽广的胸襟、活跃的思想、高度自由而富于想象力的内心世界。那时的图书馆还没有现代化的设施，一切都靠手工。我当时手抄的有关中国新文学发轫期的一些文献资料摘要，至今还是手头经常引用的材料。
一个学校乃至一个时代的传统，就是这样通过精神和物质的手段（后者包括图书馆藏的典籍）接力赛似地一棒接着一棒往下递。北大的传统精神是什么？曾经有过、甚至现在还在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这种解释的背后当然有各自的动机。历史似乎不理睬这些随意的解释。历史运行无声，历史所传达的精神也无声。但冥冥之中有一种连绵不绝的精神拒绝轻率和盲从。多少年来，人们都纳闷，所有的北大学生，不管他来自何处，何种出身，一旦进入这座校园，便拥有了北大的社会使命感、前卫精神和阔大胸怀，这固然是由于特殊环境的熏陶——通过弥漫于整个校园的那种氛围，人际的思想学术交流和影响，也通过丰富的藏书一一文字记载的流传。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图书馆，它再传了中国知识界的良知。
北大是吝啬的，它不肯让学生每次借走多册图书，它让你读完一本后再借一本。我们经常为此气恼。但它也真有慷慨的时候，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时我们还是学生，突然发起宏愿要写一本中国新诗史。北大图书馆支持了我们，破格允许调出所有的新诗史研究有关书籍文献。我们也不客气，着实从那里拉走一卡车书。1960年一个寒假，六个同学不回家过春节，利用这些书籍硬是写出了一部长达数十万字、发表时叫作《新诗发展概况》的书稿来。
这次学术活动不仅培养了我们通过浩瀚资料概括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的能力，而且事实上也大体确定了我们今后的治学方向和学术道路。数十年后回想往事，我们难以置信这竟是曾经有过的事实：北大图书馆没有怠慢我们这些幼稚的学生，它放心而大度地让我们从那里拉走满满的一车书籍。这座最高学府有它的特殊品格，这品格也体现在北大图书馆，它有信任并无资历的年轻学人那种浑厚而博大的气度！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成长有赖于名园的熏陶、名师的指点，也有赖于这座著名图书馆给予的滋润。散置在燕园各个角落的那些宁静而温暖的阅览室的灯火，它是我们青春的欢乐和痛苦的见证，如今它已成了点燃在心灵深处的恒久的光明。
1992年5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日于畅春园（原载《散文选刊》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