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吴组缃先生
吴组缃先生原先住在镜春园八十二号。那是一座清雅的中式庭院。灰砖青瓦，垂花门上爬满藤萝，院内植有花木，竹影森然。
50年代一个槐花飘香的下午，我送一篇关于冰心的学年论文请先生批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课堂之外和先生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严格得有点严厉，他不轻易赞许一个年轻人。
后来，开始了动荡的岁月，吴先生的生活和工作也在这样的岁月里动荡着。吴先生原先接待我们的书房被挤去了；接着，吴先生原先的房子也住不成了……总之，那是很痛苦也很漫长的岁月。我知道吴组缃是同情劳苦者的进步作家；知道他早年做冯玉祥先生老师时影响了冯将军积极抗日；也知道中国解放后吴先生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吴先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但他却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受到打击。这当然与那年月总的风气有关，却也多半由于先生的“直言”。
1957年的“反右”，吴先生也受到打击，他艰难地过来了，但他还是“直言”批评当时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打一下屁股给一颗糖吃”。那时“鸣放”的号召已过，正是实现“阴谋”之时，闻者心惊，吓出一身汗！“文革”中先生和师母也历经坎坷，好不容易熬过来了，但吴先生依然不放过哪怕绝无仅有的机会“直言”。他在会上抨击“文革”造成了知识和文明的“不毛之地”。那时并不是如今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还是一个言必称伟大英明的时代，闻者亦禁不住要为吴先生的处境忧虑。
但吴先生依然步履从容，依然慢悠悠地往他的烟斗里装烟丝。他还是不走样地侃侃而谈，带着机锋，却从不激昂。难道吴先生不知道这些言论的后果么？但先生显然并不想改变什么，我们北大的老师们大体都是这样一些“固执”的人。这与其说是性格，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格的坚定。
吴先生是一位清高的知识分子。他的工作只是写作和教书，可以说除此之外他并不需要，甚至也不关心什么，他和老舍先生私交之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还曾托人赠我一套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但我却亲自聆听过吴先生对这位老朋友的公正而尖锐的评价。吴先生认为即使是老舍先生这样杰出的人物也不应“神化”。至于我，作为吴先生的一位并非“嫡传”的学生，在我过了五十岁之后也还有幸让吴先生批评得好久都不自在。吴先生是眼里容不得半点灰尘的人，他的耿介与他的澹泊构成他奇特的魅力。
但他却是心胸博大而有包容性的人。在一次文学会议上，我听到吴先生关于现代意识和文学现代性的精彩发言，他严厉批评了复古倾向。他的发言甚至遭到一位三十年的老朋友的“驳斥”。吴先生鲜明地站在文学探索者一边。还有一次，在一次开往八宝山的车上，我，王瑶先生和吴组缃先生同座。王先生感慨说，如今好多文章他都读不懂了，吴先生很洒脱地告诉他，“看不懂你就不看好了”。
50年代我们这些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是很幸运的。那时，那些博学的老师们正当盛年，他们的学问人生也处于高峰状态。我们的许多基础课都是这些老师亲自讲授，游国恩先生讲《诗经》、《楚辞》；林庚先生讲唐诗；王力先生讲汉语诗律学；王瑶先生讲现代文学……那时吴先生给我们讲宋元明清这段文学史，后来又给我们讲《红楼梦》专题课。
吴先生讲《红楼梦》和别人不同，因为他既是教授又是作家。因此他讲的既有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背景介绍，又有严格的史实的征引和证实，这些均与融个人创作经验于其中的论析结合，举凡从构思、情节乃至个性化的人物语言等等，他都有新颖独特的分析。
我最后一次看吴先生，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病榻上。吴先生已经不会与台湾诗人郭枫在吴组缃先生家作客说话了，他正艰难地、也是最后一次与死亡搏斗。我感到痛苦，因为我心中的吴先生是不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去年，我和北京作协的朋友们一起向吴先生庆贺八十五岁生日，那正是吴先生经历一次大的手术后胜利归来。他对生命充满信心。他给我们讲“歪墙不倒”的道理。他自喻“歪墙”，因为在他的兄弟中，唯有他体质较弱却活得最长。
那次谈话已成了永久的纪念。那时我感到吴先生对人生有一种彻悟的透明。他讲每个人的存在都只是一次偶然，那只是一次千万个精子与卵子的偶然中的结合，但形成生命的这个结合体却是幸运的胜利者。吴先生这番话是渗透生命奥秘之后发出的。我想，他的意思是长者对我们的劝勉：每个人都不必把这种“偶然”的获得和失去看得过重，怛每个人又应当十分珍惜这种“偶然”的胜利而要把它发挥到极致。
现在，吴先生已经不在了，我再一次感到了生命如芦苇般脆弱。吴先生执著而勤勉地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还有很多事来不及做。80岁以后，吴先生曾立志要写一部《吴批红楼梦》。但死亡的钟声却无情地敲响了，留给我们的却是永远的遗憾。
（原载《中国青年报》1994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