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火车头震荡:宜万铁路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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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十年灾祸苦难深 (1)

彻底砸烂“高大半”

“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轮冲击波,是掀起了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狂潮,参加者少说在5000万人以上。

从1966年8月18日起,毛泽东在天安门连续八次大规模接见奔涌而来的红卫兵小将,各地大中学生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串联,党中央全力支持,任何人不得阻挡。进京总数超过1200万人。铁路客运呈现1949年以来最大高峰,全中国的红卫兵小将们,一股脑冲向铁道线。他们不仅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还要前往全国大中城市和带有浓重红色革命标记的地方,去闯去看,去煽风点火,去转他一大圈。反正不用花钱买票,哪里都有接待站。

所有旅客列车严重超员,红卫兵扒车,就差像印度人那样爬到车厢顶上了。半年当中,全国日均乘客很难准确统计。几乎所有列车都晚点,铁路员工不断遭到批评或者殴打。机车根本不够用。为了确保重点,吕正操一边挨批斗,一边艰难维持着铁道部,紧急抽调机车和载客车厢,连同乘务人员,搭配增编195个专列组,集中北京,突击抢运。北京站每天增开红卫兵专列达60对,同时特调14组客车做机动使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惊人数字:1966年9月和10月,仅仅两个月的统计表明,铁道部突击增开红卫兵专列达到6996列,加上临时机动,就肯定超过7000列了。

压力最大的要数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和京包线。四大干线连接无数支线,通往祖国心脏,通向伟大领袖居住的地方。铁道部紧急动议,把北京站改为红卫兵专列的下车站,把永定门站改为红卫兵专列的上车站,其余大量列车一律改到西直门站集中调整。三大车站饱和到了极限。而红卫兵专列,不向普通乘客售票,只接受各地持有革命师生证明的红卫兵战友。所有这些非常举措,都是吕正操部长和武竞天副部长等老将们,在即将被“批倒批臭”之前被迫作出的。

革命形势突飞猛进。9月21日,心神俱疲的吕正操将军最后一次主持全国铁路电话会议,要求全路职工不得离开生产岗位搞运动,各铁路单位要组建革命、生产两套班子,坚持生产,分期分批搞运动;吕将军痛心申辩:大多数铁路党组织是好的,大多数干部是忠于毛主席的,绝不能统统将他们揪斗打倒。但是,一切都晚了,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在造反派看来,吕正操主持召开全路电话会议,并表态申辩,只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疯狂反扑”,是“走资派”玩弄“以生产压革命的一贯伎俩”,造反派要的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坚决夺取你们把持了17年的党、政、财、文大权。

吕将军余音未散,他自己就遭到造反派更惨烈揪斗。一切与他的意愿相反——绝大多数党组织被彻底砸烂,绝大多数铁路干部被打翻在地。全国铁路秩序大乱:一方面,路外造反派拦截列车,强行登乘,围攻车站,捣毁设备,揪斗事件此起彼伏,频繁发生;另一方面,铁路内部运动扩大,斗争升温,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大字报铺天盖地,新老矛盾恶性爆发。各种大标语怪口号,随着列车向全国开进。吕正操9月召开电话会。10月,上旬全路客车正点率仅为84%,中旬为79%,下旬则降至70%,最低一日正点率仅为66?郾9%。北京和上海两大客运站,正点率分别降到39%和51%;当月欠装货车累计31000多车。因山西大乱,致最急需的煤炭运输欠装25900多车,东南沿海各大城市电煤存库频频告急。

这一时期,唯有大混乱大恐怖,伴之以“造反有理”的最激昂音响。位于长安街上的铁道部大楼里,涌满了北京铁道学院、唐山铁道学院等多所高校的红卫兵斗士。孩子们正在暴躁期,他们当然要干革命,这就和要求补发工资、要求返回铁路单位包括落实回城的老员工们搅在一起了,更与铁道部机关的运动阴谋家搅在一起了,几股力量又和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全社会的造反组织搅在一起,多次揪斗围攻吕正操和武竞天,乱世狂潮一浪高过一浪。吕、武二将军曾率万马千军,抗日杀敌,分别在东北和华北创建了两个最早的大区铁路管理局;他们根本料想不到,今生今世会陷入如此一个可怕境地。

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首领王洪文,指挥战斗队冲击上海火车站,要乘车上京告状,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当日,造反派卧轨拦截各次客货列车,致36趟旅客列车停顿,近百趟客货列车滞留,沪宁铁路被迫中断30余小时,酿成“安亭事件”。铁路形势进一步恶化。

11月11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发表讲话,公开点名批判吕正操等铁道部领导,定性吕正操等人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彻底揭开铁道部阶级斗争的盖子”。

12月16日,吕正操主持的铁道部党委,在绝境中最后一次向全路发出电报,不得不推翻原先“暂缓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谓“可以相继开展运动,具体安排由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自定,不必报请铁道部党委批准”。至此,“高度集中、大联动机制、半军事化”的全国铁路管理系统,全面动乱。在造反者看来,“高、大、半”正是造反革命的绊脚石,必须彻底砸烂。

1967年元月,上海造反派和山西造反派南北呼应,率先实施夺权,“一月风暴”席卷全国。毛泽东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铁道部机关造反组织“东方红公社”顷刻行动起来,联合部分铁路单位战友们,于1月22日大举夺权成功,部属各业务司局的一切权力相继被夺。部、局两级干部一律遭受残酷批判斗争,斗完了“靠边站”。造反派把吕正操、武竞天与国务院分管铁路的副总理薄一波挂在一起,连续揪斗不分昼夜,戴高帽、挂黑牌,人身侮辱“喷气式”,直至死去活来。很快,全国各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机车厂、各分局,包括车站、机务段,大权加小权,党政财文工,尽被夺权,无一遗漏。

办公楼里闹夺权,铁道线上出大事。1月23日,东北发生铁路惨剧,第308次旅客列车在沈阳站冒进信号,与正在进站的第54次客车发生正面冲突相撞,造成死亡29人、重伤81人重大事故,致京哈线中断12小时;3月5日,昂昂溪车站内,引导员和扳道员忙于大辩论,争执中忘记扳道岔,造成383次客车与020次货车侧面冲突相撞,致机车重创1台,货车破损8辆,行车中断6个多小时……

在蚌埠枢纽处,机务段和车辆段造反派大闹不休,抢占车站控制室、广播室,封闭道岔,中断蚌埠枢纽行车,两度切断运输达83小时,致使京沪、沪杭、陇海多处路段卡死,177趟列车被迫停运……

铁道线上战火惊天

夺了权怎么办?谁来掌权行令?第一轮斗倒了“走资派”,第二轮派战斗争只能更加激烈。权力真空出现以后,什么人都会往里头吸。1967年1月27日,周恩来发出指示:铁道部机关和直属业务局各个造反头头,赶快协商推举人选,组建夺权后的部级临时业务小组。结果,多个造反组织总算推出14个人来,代表着两大派,在争端吵闹中勉强维持乱局。

条条铁路线上,两派越斗越勇,也越斗越狠。地方军民介入铁路,铁路干将杀向社会,势成“文革”一大特色。举例说,我少年时生活在山西省晋东南地区长治市。此地夺权时间是1967年1月25日。夺权中,产业工人在军分区支持下成为主力,有钢铁、煤炭、军工各路枭雄,更有铁路工人。——从郑州经新乡、焦作,一条铁路北上太行,贯穿晋东南,抵达长治北。这条铁路后来延伸到太原,称太焦线,是全国极重要的战略运煤干线之一。长北机务段的总工姓岳,曾是著名的“毛泽东号”某任机车长,“文革”前,《人民画报》曾把岳工当封面刊出,岳家子女与我是相熟的。夺权前后,这条线归属郑州铁路局,属于著名造反组织“河南二七公社”延伸到山西的势力范围。长治北机务段以及火车站的造反组织名叫“五四兵团”,全称“河南二七公社长北五四兵团”,在晋东南撼动山岳。为首一名头头称老徐,出山担任晋东南地区造反夺权副总指挥和长治市造反夺权总指挥。老徐离开扳道岔的小屋,昂首进驻市委大楼,要镇守一方。

没几天,反被对立派——“河南公安公社”给抓到郑州去了。不久,老徐又杀回长治,把长治北铁路单位建造成了全地区一派大本营。晋东南地区两大派,一派称“联字号”反攻市区,一派称“红字号”。1967年8月,两派在长治北机务段发生数千人恶战,打响了太行山上“文革”战争第一枪。仗由此越打越大,直至重型武器上阵。其中使用的“喀秋莎”火箭炮,是全国“文革”战场上级别最高的现代火炮。一直打到长治市成为一座空城、死城,几十万市民百姓倾城而逃。长治北铁路基地成为“联字号”反攻市区司令部,至为坚强。这仗一直打到第二年乃至第三年。武斗期间,两派为争夺境内铁路控制权,曾经先后5次炸断铁道,长治这边炸断2次,晋城、高平方向炸断3次,致使机车大颠覆。我写了一部名为《牺牲者》的纪实长卷,为此曾经采访这位老徐先生,对这一带的铁路灾难是熟悉的。在这条铁路上,老徐曾经从河南调集重兵开赴山西作战,他说:从新乡调兵上来,弟兄们全副武装,总部签发专列运送,弟兄们放下半截车厢,枪口一律对外,迎风挺立前进。各站一路绿灯,刮风一样增援长治北,那速度,那效率,比军队打仗都要快。

这一派长治北铁路基地,挨炮弹至少在8000发以上,同样,一派以此地为阵地,至少也对外发射炮弹上万发。全区两派参战人数超过6万人,打死数千人,伤亡总计2万人。

这条铁道被多次炸断,北京军区奉军委命令,派遣69军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肖选进将军,带部队前往战地镇守,结果,整连整连部队被“红字号”武装强行缴械,几度险遭围歼,并被驱逐出来。最终,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军委联合向该地区多次空投停战命令,同时派遣涉及5个军番号的大批野战军入晋,军队官兵和“联字号”共同发起大反攻,在一片血光之中夺取了全区胜利。老徐则升到地区革命委员会成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这时候再看,铁路设施、车站机房一应基础建设,早已百孔千疮,满目疮痍了。

冷静调研后可知,就一个地区而言,山西晋东南的“文革”战争,其规模其惨烈均为全国之首。而整个中国铁路系统的灾难,各地却差不多。有铁道部史料记载:“京广、京沪、陇海、宝成、浙赣、哈大等主要干线的运输,都因两派群众组织冲突而几度中断,特别是郑州、徐州、兰州、成都、武汉、沈阳、长春等客货枢纽站,均因武斗升级而遭到破坏。”这个记述,是真实有据的。而今天的年轻读者们,却很难相信这一切确切发生过。一场“文革”,不应在我们民族记忆中抹去。

要说新建铁路,多是“文革”中后期的事。宜万铁路则不可能上马。就连早已开工的“三线”重点工程都干不下去。比如成昆铁路,北京早有限令工期,结果如何?在已经建成的成都以南地区,白家站道口,由铁路局一派武装占领,实行封锁;在北段建设工地上,两派发生大规模武斗,工程停顿,筑路工人基本跑光,剩下铁道兵战士们艰难维持。直到“九大”以后才重整旗鼓,突击完活儿。那年头,哪里还顾得上修筑宜万铁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