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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余姓人家 (3)

“那,余大人就说说这修路的利端吧。”李鸿章本来给皇上陈奏过修路的《妥议铁路事宜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力陈筑路的好处。只是皇帝面前的一场争辩,把李鸿章的奏折给打入冷宫去了。反对筑路的人说修筑铁路是”祸国殃民,莫大乎是”,更有人对皇帝说”睹电杆而伤心,闻铁路则掩耳”,修筑铁路已被视为是大逆不道了。如今,听见余隆泰把筑路和国运连在了一起,李鸿章倒想借天津商人的嘴,再替自己说几句话。

“修筑铁路一事,事关重大,隆泰也知,朝中有人力主反对……”

“隆泰兄,反对修铁路的,可是醇亲王呀!”不知是谁,从后面抻了一下余隆泰的衣角儿,提示他说话要当心。但余隆泰此时正在气盛,何况他又是无官一身轻,无所顾忌,他回手推开背后拉他衣襟的那个人,口若悬河,他就说起来了。

“修筑铁路,实为富国之本,中国幅员辽阔,铁路一通,其利于漕务、賑务、商务、矿务之处,已不可殚述,且于列强觊觎天朝的今日,也是抵御敌军的当务之急。隆泰虽孤陋寡闻。但对朝中反对修筑铁路之说略有所闻,其铁路足以资敌之论,实为多虑。强敌入侵,固可以铁路而长驱直入,而我王朝,又何以不可以铁路而调兵遣将?铁路告成,声势联络,血脉贯通,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而夕至,十八省兵力合而为一。此时洋人再多,也敌不过我百万之众,资敌乎?御敌乎?有目共识,真是何虑之有呢……”

“好,好,你说下去,说下去!”李鸿章越听越爱听,越听越高兴,他已是连连击掌,在给余隆泰鼓劲了。

三、余隆泰做上了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

余隆泰一马当先,鼓动得天津商人做了李鸿章修筑铁路的经济后台。第二年,李鸿章就组成了天津铁路公司,从天津商界筹到筑路用款150万两,再加上向英国又借了一笔路款,这修路的工程就开始了。到了公元1892年,光绪十八年,天津建成了老龙口火车站,从此,天津就成了全国第一个铁路中心。

因力陈筑路,余隆泰结识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天津筹措路款,余隆泰又几乎到了砸锅卖铁的程度。由此,余隆泰更是攀上了官府,他也就更平步青云,福禄双全了。

因为天津通了海运,通了火车,各国金融、商界便从四面八方向天津云集,而在这当中最是来势凶猛的,当属日本财团。

中国的门户,是英国人用大炮打开的。天津设埠通商,始于公元1860年,咸丰十年,那一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城,火烧圆明园,迫使清廷签下了《北京条约》,应允”天津口克日通商,洋船随便往来”。直到天津立了法租界、英租界、德租界、意租界,日本势力还没有挤进来。到了公元1867年,同治六年,天津已有洋行17家,其中英商9家,俄商4家,德商2家,美商和意商各1家,唯独没有日商的洋行。

看着英、法、美、德、俄在天津办洋行,做生意发财,日本人急得双脚乱蹦。他们想挤进中国,挤进天津,向英、法、德各国势力求情,让他们从瓜分中国的宴席上分给日本一杯羹。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只好打通中国官府,来一个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楞往里挤。

于是,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国策下,发动了一场甲午海战,这场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结束。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奉旨,带着他的儿子李经方,在美国顾问科土达的陪同下,前往日本谈判求和。4月17日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国设厂,并允许日本货物一律免税。由此,天津,以至中国的大门,才被日本人一脚踢开。

洪水一般,日本势力一下子涌进了天津。1898年,就在英国、法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地40年之后,日本人也在天津设立了租界地。而且日本人不来则罢,来了就要称雄天下,天津的租界一次就占地1667亩,成了天津最大的一个租界地。立了租界地,立了领事馆,来了日本侨民,随之就办起了各种各样的”会社”,办了洋行,又设了横滨正金银行、大东银行等等金融机构,未及二年时间,日本人已经在天津打下根据地了。

在日本开设的洋行中,有一家最大的洋行,那就是三井洋行。

三井洋行,全名是”日本国三井物产株式会社”,明着是私人资本,内中有日本国的势力,是日本的一家大垄断商行。尤其是对中国,三井洋行垄断一切对华贸易,一切日本国对中国出口的物资,以及一切日本国与中国来往贸易,统由三并洋行经办,而且垄断海运和保险,结算战争”赔款”,代理日本国对中国的官方贷款。所以,这三井洋行,已经就是设在天津,以至于是设在中国的日本国了。

三井洋行既然设在中国,那就要有一位中国掌柜,而且三井洋行设在天津,还要有一个华帐房,只是这位三井洋行中国掌柜,应该由谁出任呢?

当然,不能是中国官员,中国朝廷里的官员不能在日本人开的洋行做事,无论什么职务也不能担任;还不能是中国官员的亲属,李鸿章的弟弟、内弟、还有他的儿子,都不能出任日本洋行的中国掌柜。那样就有了暗中与洋人沟通的嫌疑了,再在皇上面前说话,无论是说日本好,还是说日本坏,都不理直气壮了。

那么,就找一个商人吧,也不行。既然人家日本三井洋行方面有日本国的背景,这位出任日本国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的中国人,也得有点中国官方的背景。否则,人家有什么要和中国官府说的话,一个普通的商人,怕身份不够。而且,这个人还必须名声好,受人敬重,还得有学问,多少沾点儒门的边,虽说不是圣人吧,也得是位贤达。寻来寻去,这个职位在天津只有一个人能担任,那就是余隆泰。

当李鸿章一张帖子把余隆泰请到私人府邸,酒席之上,三巡老酒下肚,在李鸦章把推荐说出之后,余隆泰毫无准备,一时之间,竞把举到唇边的酒杯停在了半空,好长好长时间,他没有说出话来。

“身负重任,这个职位,已经是非公莫属了。”李鸿章劝导着余隆泰说。

“承蒙合肥大人错爱,隆泰自然是感恩不尽的。”把这样一个发财的肥缺送到自己手里,余隆泰当然知道这是李鸿章对自己帮他修铁路一事的报答。做上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那就是白银往家里流的差事呀。多少人上万两的银子送上去,未必能运动下来一个小小的盐务,如今李鸿章一句话便把余隆泰推到与日本人共分中国财产的位置,这该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呀!只是,余隆泰也明白,出任三井洋行的中国掌柜,从此自己就是半个官商了,自己因修五槐桥换来的名望,弄不好就要葬送在这个洋行买办的位子上,和洋人沆瀣一气,那不明明是在做卖国生意吗?

李鸿章历来是贵人话少,他”举荐”余隆泰去三井洋行出任中国掌柜,也无须向余隆泰交代这个差事是何等的重要,一切心照不宣,该如何办,由你余隆泰自己想去就是了。

本来,余隆泰还要推辞,但是李鸿章端起了茶盅。中国官场的规矩,这叫”端茶送客”,原来客人来时献上的那杯茶:是准备用来送客时用的。看见李鸿章端起茶盅,又听见李府的老仆在门外高声喝唱:“送客”,余隆泰不敢怠慢,忙起身施礼,向李鸿章告辞出来了。

回家的路上,坐在自家的轿子马车上,余隆泰既为自己得了这份发财的肥差而庆幸,也为自己做上了买办而懊恼。去三井洋行做中国掌柜,明明就是李鸿章给了余隆泰一个发财的机会。在此之前,余隆泰经商起家,靠的是自己的本事,自己的运气,但出任三井洋行中国掌柜,那就不能只靠个人的能耐才干了。李鸿章的”举荐”,就是一道总督的大令,虽没写成文书,但却代表官方。日本势力初来天津,他们知道谁能胜任这个要职呀?而且,甲午海战后,李鸿章率子去日本议和,割地之惨、赔款之巨,已是举国为之谅骇,国人无不痛骂李鸿章卖国。当时竞有人传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被日皇选为驸马,李鸿章已和日本皇室联姻了。四川一个不怕死的读书人上书李鸿章;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人谓公一日不死,则天下一日不平。”可见,李鸿章的名声,早就臭到了家。

只是,日本人听李鸿章的。日本三井洋行初到天津设行,他们在选用中国掌柜一事上,是唯李鸿章的”举荐”是从的。余隆泰大半生清白,如今被李鸿章扔上了这条贼船,他的苦衷自然也是有口难言了。

余隆泰于到三井洋行就职之前,先去了两户人家,一户是他的亲家公,天津府的黄道台。黄道台自然是官职在身,李鸿章是他的上司,就只对余隆泰说些要尽心尽贵,不可辜负总督

大人的思泽呀之类的话;余隆泰去的第二户人家,是天津的圣人,严复。严复是位大学问家,是余隆泰家几个孩子的老师,也是余降泰的莫逆。严复一贯力主维新,他倒不认为做上了三井洋行中国掌柜的职位,便一定是参与了卖国行径。丧权辱国的罪魁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朝廷,明眼人是不会把卖国的罪名推到与洋人经商,为洋人做事的类如余隆泰这类人物的身上的。

“好自为之。”严复只对余隆泰说了四个字,便和他说起几个孩子读书的事了。

三井洋行,好大的财势,余隆泰到任未及三年,一跃就成了天津的首富,而且人家三井洋行和中国人做生意,处处都恪守儒商之道,进一船货,出一船货,规规矩矩给华帐房提二成的利。那就是说,这一年之中,三井银行无论有多少盈利,落在余隆泰名下的就有二成。这二成的利润,除了华帐房的开销之外,余隆泰个人得多少,那就不必细说了。

自从余隆泰攀上了官府,成了天津的显赫,随之他就成了天津府衙门的常客。他找天津府道台大人不论朝政,不谈经济,只一件事,下棋。

余隆泰爱下棋,在天津卫,余隆泰没输过棋,而且余隆泰最爱和名人、贵人对奕。不好好和余隆泰下棋,你就休想在天津立足。和余隆泰下棋,不让他胜,他就不肯走,有一次余隆泰楞拿一炮一卒赢了对手的双车双马,“余大人手下留情,我输了,我输了。口服心服。”何以双车双马会在一炮一卒面前服输?因为余大入胜棋之后一般情况要摆宴庆贺,燕窝鱼翅、山珍海味,对于输家,那是足可以安抚一番的了。

“他们敬畏我的财势。”余隆泰有自知之明,并深知仅凭一炮一卒而能胜双车双马者,于棋谱上实属绝无仅有。于是,他要找一位不敬畏自己财势,又不肯装败认输的人一决雌雄。什么人不敬畏余隆泰的财势,只有道台大人了。当然,这只是在天津卫,北京城里的皇帝老子也不敬畏余隆泰的财势,说不定还不把余隆泰看在眼里。找皇帝老子去下棋?听说光绪皇帝被囚在瀛台了。慈禧老佛爷也爱下棋,余隆泰当然不去,哪里有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一个大老娘儿们下棋的?笑话。

为了躲避余隆泰常到天津府衙门找道台大人下棋,前一任道台大人向朝廷呈送了请调的奏折。他没敢告诉皇上,天津卫有个余隆泰常于夜半三更叫开天津府大门来找自己下棋,他只推说天津卫地处九河下梢,民性刁钻,自己治理无方,要求调往他任。幸好这位道台大人会做事,他一份厚礼买通了李莲英的机关,由此才一道懿旨下来宣他进京,改任他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