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企业管理人员必然面临跨文化沟通的问题。无论是在进入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还是在为寻求市场多元化而开拓国际市场的中资跨国企业，各级管理人员都必须掌握跨文化沟通的技能。由于现代通讯技术和交通的发展，跨文化沟通的渠道变得十分丰富；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无线电、报纸、杂志等进行远距离双向或单向的沟通。火车、航空业的飞速发展也使跨国交流变得十分便捷。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主要是通过电讯手段、面对面的方式跟同僚、下属、客户以及各种组织机构进行跨文化沟通。
地球已经变成丁一个村庄，村民之间很快很容易彼此交往，那么为什么还会遇到沟通障碍呢？
答案很简单；全球范围内我们享有相同的信息和技术，但我们的文化却彼此不同。因为文化迥异，我们的家庭、习俗、价值观等等也互有差异，这样住在汉堡的科尔、纽约的杰克逊、伦敦的爱米莉、东京的田中、北京的老张……交流时便会产生困难和误解。
人类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但是基于千百年发展而来的文化的嬗变却慢得多。文化的多样性使这个世界精彩纷呈，但也正是这种多样性造成了跨文化沟通的主要障碍。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使人们彼此难以理解。
文化的多样性
有人统计，当今世界上有3000多种语言，这个统计并非精确，因为语言学家至今还未找出分辨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一般说来，说不同语言的人不易相互理解，而说相同语言的人则一定可以沟通思想，但这个说法很快就被事实动摇：北京人和广东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汉语，但一个普通的北京人是听不懂广东话的（由于大众传播的发展，现在广东人一般可以听懂普通话），同属汉语的北京话和广东话听起来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语言。与此相反，虽然挪威人和瑞典人说的不是同一种语言。但他们却可以沟通思想。美国的方言差异不如中国的方言差异大，但是你能与之大电视网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随心所欲交谈问题，却听不懂纽约市哈莱姆区黑人说的英语。
言语和非言语是人们沟通赖以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共同点越少，沟通越难。以言语为例，全球说英语的人约有七亿，但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澳洲人等说的英语也不尽相同。美国人称戴的小圆软帽和穿的皮靴分别是“bonnet”和“boot”，而在英国，人们却指汽车引擎的盖子和汽车的后车箱。美国人的“scheme”是阴谋的意思，英国人却可能指一个计划。“satisfactory”对美国人来说是指“可以接受的”，而在英国外延却大得多——可解释为“可以接受的”一直到“最好的”。
就连标点符号的称法也不同：英国称句号为“full—stop”，而美国人则说是“period”。南非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南非荷兰语”——后者已不同于欧洲本土的荷兰语。
同一种语言因为不同的人群使用，沟通时会有障碍。完全讲不同语言的人们之间沟通时要通过翻译的过程，此时有麻烦则就更容易理解了。譬如，日本人把中国古代美女“王昭君”译成“王昭先生”。英文“喝百事——活力无限”一句在德国被译成“从坟墓中出来”，在亚洲某地被译成“百事把你的祖先从坟墓中带出来”。英文“精神永恒，躯体有崖”，在俄国被译成“魔鬼已经准备好了，但肉已经腐烂了”。
同样，非言语沟通中的误解也是数不胜数。在所有的文化中大量的沟通是通过非言语进行的。非言语的暗示从抚摸、手势到身体运动……应有尽有。在欧洲或中东看到两个男人行走时手牵着手，甚至环抱着肩膀，是寻常事；在许多国家，两个男人彼此亲脸颊也是平常事。但这种现象在有些国家却会被认为是同性恋的表现。
在美国，经理办公室中上下级的讨论可能以一种非常放松的方式进行——他们可能一边喝着咖啡。如果经理是男的，他可能把一个脚搁在旁边的空椅子或桌子上。在中东则全然不同；翘着二郎腿或将鞋底面对另一个人是粗鲁无礼的信号。在许多国家，包括欧洲的很多国家，当下属对上司说话时，下属几乎是“立正”的。在德国或澳大利亚，员工和部下对老板说话时，从不两手插袋。
跟美国人交往，如果你不看着他的眼睛，或者让人觉得眼神游移不定，那么他就会担心：你是否不够诚实，或生意中有诈？而跟日本人交往如果你盯着他，他可能认为你不尊重他。有趣的是，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跟日本人有着相同的看法。
信仰与行为习惯也会影响沟通
沟通者之间的信仰与行为习惯的差异必然使双方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我们也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别人的。下文“价值观比较”将进一步阐明由于信仰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沟通障碍。
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说，世界分裂并相互对立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虽为同一地球的各个民族，但相互之间极其缺乏了解。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信仰与行为方面有差异，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沟通时产生障碍也就成为必然。这种障碍甚至冲突大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沟通双方对另一方信仰与行为的了解与接受程度。
一次一家中国出口商向日本出口泥鳅，但发现冷库中只有黄鳝，此时发货期又近在眼前，再采办泥鳅时间不允许。考虑到与日本进口商是老关系，中国出口商遂将黄鳝装运出口。货到日本，日商大吃一惊，并立即要求退货，同时提出索赔要求。我出口商解释说，鉴于贵方是老主顾，这才将我们心目中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的黄鳝当作泥鳅卖给你方，何故如此呢？日方回答说，黄鳝像蛇，很可怕，我们日本人是从来不吃的，泥鳅倒是吃了一百多年了。所以黄鳝虽好，在日本却是废物一堆。结果我出口商只能接受退货并赔偿。
以上难题源于我方对日本饮食习俗缺乏了解，属于好心办坏事。这种冲突还算轻微。涉及到宗教问题就可能变得很严重。譬如，有一日商在斋月期间来到中东同阿拉伯人做生意，谈判顺利结束，为了放松一下，日商坐进自己车里抽起香烟来。不料，霎那间车窗外便聚起很多阿拉伯人，他们对着日本人指指点点。日商不知何故，为了表示友好，便不时朝窗外笑笑，谁知窗外的人群愤怒了。眼看不知如何收场，最后来了警察才算了事。这个案例中日商是出于对伊斯兰教开斋节的无知，而车窗外阿拉伯人对日商的无知则几乎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只有通过对其他文化的理解与尊重，才能有效地进行沟通。现实生活中，每个地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譬如，在“大中华文化”这一概念下，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些大城市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同为中国人，北京人同伦敦人、大阪人、法兰克福人、赫尔辛基人……之间交往就不同于上海人同这些人的交往。这种沟通，同为跨文化沟通，但行为人之间交往的模式、遇到的障碍，可能很不相同，因而在沟通中要注意的问题
也会很不相同。因此，我们讨论跨文化沟通时，不能笼统地说是中国人同“老外”之间的沟通。“老外”一定要细分。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北方城市的普通居民见到外国人往往笼而统之地称其为“老外”；相比之下上海居民在涉外活动中能细致地将交往对像区别开来，如：美国人、日本人、英国人……甚至还进一步细分，谨慎地注意到对方来自哪个城市，应该注意什么，这种细分，正是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性问题。越能细分，沟通遇到的麻烦也就越少，沟通也就越有效。具体沟通对像具体分析，这是跨文化沟通的精义所在。好多上海的老外贸这方面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经验使然，对于多数尚无丰富经验的人来说，就首先有必要学习、研究合作伙伴的文化——不打无准备之战，进而在交往实践中进一步完善。
在中外文化对比中，想必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在国外，如果主人邀你同车出行，他必请你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这个位置被认为是贵宾座，因为车子往往是主人自己的，你是客人自然应坐在其身边，这样也便于交流；而在国内，到目前为止，有车的人还少，自己会开车的人也相对要少，无论是坐公车，还是出租车，右边的后座才是贵宾座，这个位置最安全也最远离陌生的司机，视野比左边后座也要好，作为主人的你，通常就坐在左边后座以便同客人并排而坐。如果还有一个人陪同，那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上的人通常要鞍前马后地照顾，包括探路付费等。
如果你同来自墨西哥或意大利的商人做生意，那么你就应当让他们更多地占据你的个人空间，也就是说交流时相互很接近，而同德国商人交流，则正相反。意大利人说话很激动，他可能很靠近你，而你可能会后退，这时你们两个都会糊涂，你会想：“为什么他靠我那么近？”而意大利人则会想到：“我亲近他，他为什么后退？他不接受我吗？”这种沟通上的障碍就是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的个人空间大小不同。
要有时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