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机关设在“红都”瑞金，因敌情变化，先后搬了几次家，但各部委仍在一块办公。兴国县长冈乡泗望村籍老红军战士刘恋（原名刘在雄），现年91岁。1931年5月，他16岁时给项英当“公差兵”，1932年4月到福建汀州无线电学校学习，毕业后调到中央三局（通讯联络局）工作。后与项英一块留下打游击，并坚持到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刘恋随项英转为新四军，曾在新四军军部任电台队队长。刘恋与项英及夫人张亮在一起工作，在长期接触中，张亮在刘恋脑海中留有深刻印象。
回顾往事，刘恋介绍：张亮身材适中、略胖，与项英一块去过苏联，有文化，操一口四川口音，不善言辞。她是1931年来到中央苏区。期间，张亮任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副指导员，康克清任指导员，总司令部下设六个局，指导员主要负责俱乐部工作，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也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业余时间，张亮会坐在一张竹椅上，手脚齐动踩风琴，发出很好听的声音。那时，总司令部只有一架风琴，别处也没有见过这种会唱歌的木箱，大家都觉得很奇异，很洋气的。人们对张亮也就投注以另一种眼光，因为她有几个特点：张亮不仅会踩风琴还有一双小脚，是那种缠过后中途放了脚的小脚，比标准的小脚大一些，当时叫“解放脚”；另外，张亮还会吸烟，女同志吸烟在当地人目中也是个稀罕事，她吸的是那种铜制的水烟筒，用纸媒点燃，吸起来“呼噜呼噜”直响。张亮虽任副指导员，又是副主席项英的夫人，但生活仍与普通战士一样，十分艰苦，她吸烟常常连烟草也没有，就捡些豆叶掺着烟骨子吸。
记忆犹新的是，刘恋与张亮发生过一次矛盾，他还动手推了张亮一掌。
那是1933年10月的一天下午，刘恋轮岗值班，一连发生几件事使他不舒服。
起初，毛泽东与一个警卫员散步，来到了中央三局，一见刘恋身边有一部《红楼梦》线装书，立即拿来翻看。许久，毛泽东问：“这本书是谁的呀？”刘恋不知道这本书是否有什么问题，心里很紧张，硬着头皮答：“是我的。”毛泽东把书一扬，说：“我借了啊。”毛泽东走后，刘恋心里忐忑不安。这本书是他的战利品，一次在战场上见到几部书，他就背了两部回来，一部是《词源》一部是《红楼梦》。当时，刘恋还看不懂《红楼梦》，不知道是好书坏书，会不会惹事生非。正稀里糊涂想着，李德在伍修权的陪同下来了。李德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什么，伍修权就叫刘恋站起来并开始翻译着批评刘恋，说李德是外国军事顾问，是大首长，见了面必须站起来立正、敬礼、有礼貌……批评了许久二人才离去。
刘恋见李德走远才坐下来低着头嘀咕：“朱德、毛泽东也是大首长，天天来中央三局的尽是大首长，也没有谁说要站起来立正、敬礼……”这一来，刘恋心绪大坏，想哭。那时，他个子小年龄也小，还会耍性子，高兴了嘻嘻哈哈，不高兴时就哭哭泣泣，闹着要上前线打仗。恰巧，此时张亮来了，她顺手翻看刘恋写的值班日记，然后批评说，写得马马虎虎应付一下，格式不对，内容不全，字也写得不好，胳膊伸得太长，腿脚缩得太短，这里那里都有毛病。刘恋正在气头上，对张亮的批评也不理睬，听着听着听烦了用力推她一把，大声嚷嚷：“走开，我不要你管――”泪水就哗哗流了出来。张亮被推得后退一步，诧异地看着刘恋，知道撞上了无名火，欲说什么又没有说就离开了。
张亮一走，刘恋又悔又怕，虽然张亮平日与大家相处挺好，但她毕竟是副指导员，又是项英的妻子，真要怪罪下来，自己也有苦头吃。于是，刘恋将此事汇报了指导员康克清，她是刘恋的入党介绍人，刘恋又将此事汇报了刘伯承。刘伯承是1932年到达瑞金的，当时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是刘恋的邻居，待刘恋很好，每天教他识10个字。听了刘恋此事的汇报，二个领导都没说什么，既没有批评张亮，也没有批评刘恋。事情不了了之，刘恋又不会道歉，心存芥蒂，与张亮见了面也不好意思说话，就这样，心里一直存留着负疚。
红军长征，主力离开。刘恋则跟着项英、陈毅留守红区，是紧随中央分局、中央军区进行指挥的电台报务员。来往电讯中，他能更清楚地看到局势不妙，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全面笼罩中央苏区，形势恶化，比预想的还要糟糕。
数十万白军大兵压境，留守红军为完成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没有及时改变斗争方式，反而与敌死打硬拼，部队损失异常严重。10月下旬，中央分局与政府办事处，不得不由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龙泉一带，12月又迁至于都县小密区井塘村。四个月之后，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赣南省委机关及部队，统统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带，境地危险，有如瓮中之鳖。
中央分局组织多次突围，大部分被打垮。这时，人们只能隐蔽在山林里。
中央分局决定撤消中央后方办事处，又临时决定，让4位老弱病孕者离开，从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这4个人为：瞿秋白（36岁，已因肺病吐血15年）、何叔衡（61岁）、张亮（孕妇、项英的妻子）、周月林。同时决定，邓子恢跟他们同路出发，插到福建省的龙岩、永定一带打游击。
日日相处，共同感受最严峻的敌情，刘恋也能从项英坚毅的外表中，感触到他内心沉重而微妙的变化。
项英对与张亮的分别，心情是很复杂的：让张亮留下吧，险恶的环境不允许，还有以后分娩怎么办？思前想后，意志坚强的项英决定，让张亮随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后赴上海。但他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各经生死之途，相见竟是“敌我”了。
1935年2月4日，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风呼啸，寒冷刺骨，项英等人铁青着脸，张望四周铁桶般的大山，苦苦等待上级回电。这日，他再次致电中央，报告了白军加紧构造沿河封锁线，企图将中央苏区的红军，锁定在西江、宽田、黄龙一带，中央苏区到了最紧急关头。在报告敌情后，写道：“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他还根据当时形势紧急的情况，以急迫的心情，在电报上写道：“请中央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可是，日落西山，四野乌黑，不知什么原因，中央仍没有回电。
“吃饭吧，老项。你不来，谢大嫂一家都在等着。事情再急，饭还是要吃！”张亮柔和地招呼。火烧眉毛，她倒不急不忧，跟项英结婚这么多年，什么时候不紧张，不危险！还不都过来了？天塌下来有男人顶着，女人嘛，不要闲操心，瞎操心。
望望天色将晚，项英叹了口气，走向饭桌。桌上摆着一大钵子黄元米果，一片金黄之中夹杂着蒜叶的葱绿，香气扑鼻。项英这才觉得肚子早就饿了，挥挥手：“来来来，大家一起坐下，过年！”黄元米果是赣南客家食品，为了这餐年饭，房东谢招娣忙了两天。张亮跟上跟下帮忙，虽说帮不上什么忙，挺着个大肚子也很辛苦。她把米果一块一块往项英碗里夹，觉得也自有一分心意在其中。吃完饭，房东又端上一大皮钵擂茶，给项英、张亮每人满满斟上一碗，还格外加了一把芝麻。他们聊着天一直到深夜，为了感谢房东的情谊，张亮拣了几件自己的衣服，以及被面、蚊帐送给了谢招娣。
翌日，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再次向党中央报告了分兵突围的两个意见：（1）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东河，但目前情况能否过去，尚成问题。（2）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赣边、闽赣边和广东饶平及福建平和、漳浦一带，分局率一部分部队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他们请党中央立即复示，并告：“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项英等待中央的指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屋外团团乱转。下午，中央终于回电，要求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2月7日，瞿秋白组织中央工农剧社3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举行会演。刚割完稻子（一季稻），干部、战士及群众便坐、站在梯田里看戏。张亮与项英，周月林与梁柏台，在这里度过了团聚而愉快的一日。
第二天开始做转移准备，张亮流着泪，在保姆帮助下收拾行李。物品堆在床上，不知如何拣拾，这些物品，都是清理几遍舍不得丢弃的衣物。舍不得也要丢，她狠狠心，又把一些用品，连同贵重的毛衣也给了保姆。保姆是瑞金泽覃乡人，得了那么多衣物，受宠若惊。她劝张亮不要走，实在不行，就住到泽覃乡自己家去。她的邀请被婉言谢绝。
2月11日，瞿秋白一行5人出发，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离开了中央分局驻地—于都县黄龙乡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转移。约一周后，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
福建省委的形势也极险恶。在敌人的大肆围剿下，福建省委已经撤到了四都山上。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将瞿秋白一行老弱病孕者，安排在山上歇息数日。2月20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启程上路。
再走，就进入白色恐怖区域，凶险叵测。为了保障中央一行人的安全，福建省委专门选调了二百余人，组成护送队沿途保护，向永定进发。
2月的闽西，春寒料峭，寒气逼人，夜间行军相当艰苦。瞿秋白身体很弱，呼吸艰难，过去平路都是骑马，现在崎岖山路上紧赶慢赶，一路咳嗽，有时实在喘不过气来，就地倚坐路旁急咳一阵，咳出一口血来。说：“哎，我这倒霉的身子，越到要紧时越不争气。”何叔衡年纪很大，体力不支，平时爬山锻炼少，行动比较缓慢。
张亮有点娇气，也有点骄气，但更多的是实际困难。她是副主席的老婆，正怀着孕，时有很大的妊娠反映，跟着部队急行军，却又是小脚，走路全靠脚后跟使劲，脚后跟早已打起血泡，脚一沾地便疼痛不已。她有洁癖，一路上不少困难，不但不能洗澡，有时洗脸都洗不了。手痛、脚痛、腰痛，加上肚子大尿频，琐事就很多，保姆不在，关键时刻，没人主动上前帮助，却有人一个劲儿催促快走。她一忽儿坐下捶脚，一忽儿钻入草丛屙尿，心情不好，火气就大，说话行事有点乖张，本来夜间行军不许出现火光，她偏闹着要吃烟解乏，谁也拿她没办法。
2月21日傍晚，队伍终于来到长汀县水口镇。水口镇北有汀江横亘，唯一的木桥上已有敌人把守。周月林、瞿秋白等人只得利用夜色掩护，从下游偷渡过江。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队伍行行止止，通过白军层层封锁。2月24日拂晓，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浑身打冷颤，饥肠辘辘，坐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准备下午再走。但是，这一迟缓，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水口镇一带，驻扎着白军保安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名叫李玉。这天早晨，李玉得到地主武装“义勇队”的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查明情况后，李玉立即率队对小迳村实行围攻。
红军护送队长名叫丁头牌，是个漫天扯谎、好吹牛皮的家伙。邓子恢在行军过程中同他接触，发现这个人华而不实，大话连篇，就担心他靠不住。果然，枪声一响，丁头牌像只野兔，三蹦两蹦，转眼就逃得无影无踪。
队长带头逃跑，队伍刹时大乱。情急间，邓子恢大吼一声，亲自组织部队战斗。
激战一个时辰，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何叔衡眼见无法突围，掏出枪，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