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家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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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第一封 用毛笔写在宣纸上——邱隘盛垫·“一门五马”(中) (1)

三:马裕藻——由蔡元培任命的北大国文系主任

纵观中国文化史,北国与江南的关系,再没有哪个历史阶段比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前后更紧密、影响更深远了。而若将“江南”作为一个文化事象,尤以浙江文化人群像独领风骚。后来者研究当年北京文化界的布局,有一个说法:“一钱二周三沈五马”。所谓“一钱(钱玄同)、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三沈(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五马(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马廉)的诸位教授,就是上世纪蔡元培掌北大之际的黄金岁月中最经典的组合。

说到中国的近现代教育,我想起了一个杭州的景点名:双峰插云。这双峰,就是同为浙江人的蔡元培和章太炎。此二人都是清末光复会领袖,都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做出巨大贡献,民国以后,又都把精力转移到教育上。他们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可谓无人能及。

双峰在格局上也略有分工,其中蔡元培的门徒可谓教育界的贵胄,而章太炎的弟子则是文史方面的精英,两个圈子里的人物往往成为各大学国文和历史系的主任或教授的当然人选,马家学人自然罗列其中。1936年,太炎先生逝世,其弟子十人联名呈请政府国葬。这十大弟子以朱希祖为首,然后是马裕藻、钱玄同、许寿裳、周作人、沈兼士、汪东、曾通、马宗芗、马宗霍。其中排名第二的马裕藻,正是鄞州海曙公的二公子马幼渔。所谓“一门五马”,正是以这位音韵学家、文字学家马裕藻先生领衔的。

北大国文系,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中文系,曾经是我当年高考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北大中文系的师生,在今天的国人眼中,依然是精进如猛虎般的人物,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狂生;而掌门其十三年的马裕藻先生,这位在历史掌故中出现的马家二哥,登台亮相时却貌似给人留下了与北大中文系气质并不一致的、温文尔雅的“好好先生”的印象。

马裕藻被戏称为“好好先生”,并非没有道理。在朋友眼里,马裕藻性格平和,对人甚是谦恭,即便是熟识的人,也总是称某某先生。他喜欢与旧友聊天,可偏偏自己又不善言谈,因此多数时候,都是他在一旁点头微笑。刘半农从上海来北大任教,同马裕藻刚结识,知其性善,便同他开了个玩笑,在写给马裕藻的一封信的信封上写了“鄞县马厩”的字样,寄给了马裕藻,给后人留下一段文人间的小花絮。

母亲,您看,这就是百年前的马裕藻。从图片中看,青年时代的马裕藻中西合璧,他带一副厚厚镜片的圆眼镜,眼睛似乎因为高度近视而瞳仁突出,越发显得黑白分明,这副眼镜似乎伴随了他的一生。唇下薄薄铺了一层胡子,穿高领缎子对襟夹袱,神情中一派开明绅士风度。与晚年不同的是青年马裕藻剪一个标准的西发,厚厚的黑发遮不住他那高高的大额头,这个大额头到他晚年时,因为头发稀疏而显得更加突出,成为他智慧形象的标志。

我怎么看他,都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为人之父的气质。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向有“长兄如父”的传统吧。马裕藻上面虽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但远在甘肃当官,实际上他是马家真正的长兄。这父亲般的姿态,早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显端倪。

马裕藻在文化界还有一个定论,那就是他的女权主义者立场。她欣赏女性,忠于爱情,歌颂夫人,教女如子。他的这种姿态发自内心,使他就如一个欧州的文明绅士。他的此举,即便在当时思想解放的五四运动期间,也往往被人善意地笑谈。

其实马裕藻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浪漫史,他只是运气好罢了。1898年,马裕藻20岁那年,为父守丧三年以满,便在家乡成婚,娶得是新派女子陈德馨。妻子美丽聪明智慧,思想开放,夫妻二人甚为恩爱。新婚燕尔,他便带着他的夫人迁居上海。马裕藻本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但因为人温和,又有一位贤内助,夫人给他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都上了北京大学,文人便戏谑称马裕藻对北大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北大生了个校花女儿。

有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再矜持的书生也难免流露得意之色,某次在女师大兼课,不知怎么就扯到了那上面,乘兴讲了一些关于“内人”的话,其尊重女性、崇拜女性的开明作派坦然畅开,女学生们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下一次授课,尚未开讲,竟有两位女学生提出要求:“先生,请您再讲一些‘内人’的事可以吗?”

严薇青的《北大忆旧》中关于马裕藻的家人,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插曲,说的是马裕藻的女儿马珏非常美丽,在北大就读时被誉为北大校花,以后又有另一位女同学周某容貌与风度也很突出,同样得到一部分男同学的“拥护”,并很想为她摘取马珏的校花桂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终于有一天,不知是谁在教室的黑板上用粉笔大书“倒马拥周”四个大字,一直没有擦掉。可巧那天正是马裕藻先生上课,他一进教室就看到黑板上的四个大字,误会是中文系学生要“倒”他的系主任职务,“拥护”周作人来任系主任。于是他放下讲义,一面看着黑板上的四个大字,一面盛赞周作人的道德、学识,表示自己也非常钦佩。听课的学生相视而笑,知道他对“倒马拥周”四个字发生误解,但也不好解释,只好由坐在前面的同学走上讲台把四个大字擦掉,马先生才把课上下去。此为后话。

青年马裕藻迁居上海的最重大收获就是结交了一大批风云人物,此时他的业师叶浩吾也已经到了上海,在上海创设了速成教习学堂。1902年,中国教育会成立,蔡元培为会长,叶浩吾被选为干事,后来又担任了爱国学社的教员。或许是因为与老师的关系,亦或许是因为意气相投,马裕藻在上海认识了章太炎,张元济,蔡元培……

我们可以说,马裕藻青年时代的友情之手,是与这样一批顶尖级浙藉改良派或革命党紧握在一起的,这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一生。

沈尹默先生曾经在他的回忆文章《我和北大》中说到: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浴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

可是,在我看来,马裕藻那温吞水般的形象其实是一种标准的假象,实际上章门弟子没有一个是不激进的,总是同声相投,否则有谁会拜倒在“章疯子”的席前,马裕藻不过是那种把激进表达的非常温柔的激进分子罢了。

他和章太炎的关系,正是在他20岁新婚沪上的岁月中就开始的了。二年之后的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捕入狱,众多革命党人纷纷逃往邻国日本避难。又过两年,1905年,马裕藻27岁了,恰逢浙江公费选派100名学生留学日本,专攻师范。俗称“百名师范”。马裕藻夫妇二人还真是好运气,竟然双双入选。

别看马裕藻以后当了北大国文系13年的掌门人。他起初入门的却是自然科学,早稻田大学的物理专业,以后又转入东京帝国大学,他的夫人则进入了日本女人大学的博物系。也就是在留日的生涯中,他又与鲁迅、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结下了密切的友情。1906年章太炎刑满释放东渡扶桑之后在日本开始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身边立刻就聚集起了一群章门弟子,马裕藻跟着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学,遂成大家。章太炎逝世后,马裕藻曾写过一幅挽联:治古音,兼有晓征、东原、若膺之长,继往开来,伟绩尤推转注说;尊历史,迈子玄、渔仲、实斋而上,外夷内夏,微言远绍春秋经。”从中道出了章太炎的功绩,也道出了他们师生教承关系。

在日本一住6年,马裕藻的女儿北大校花“马珏”就出生在日本。1911年夫妻双双归国,回浙江杭州,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

我们可以说,自此为止,马裕藻的生涯是进步而平静的,然而,归国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整个儿地改变了马裕藻的人生。这是一件重大的国事,也成了马裕藻学术生涯中最大的文化贡献,更成了他个人命运转折的最大的家事。

车同轨,书同文,华夏民族的统一,从来是以文化的多元统一为标志的。仓颉造字鬼夜哭,即有汉语,便有国音。古人习字,创造了直音、反切等方法给汉字标注读音。直音法盛行于西汉时代,反切法流行于东汉末年,从东汉末年到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之前,反切法一直被作为汉字注音的主要方法普遍使用,是我们本民族自创的声韵双拼注音方式。

而注音字母的产生,则是与清末文化界的切音字运动有关的。清末二十年间,在民间产生了28种以“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和“统一国语”为目的的拼音方案。历史朝流,民以所向,1912年的民国元年,蔡元培担任了教育总长,如果说,二千多年前秦始皇完成了第一次汉语的文字革命“书同文”,那么,此时的蔡元培担负起了秦始皇之后二千年来的第二次文字革命:语同音。

1912年7月10日,教育部便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把清末资政院提出的“音标”改称为“注音字母”。用来给汉字注音。

我们今天的后人,是真的很难想象泱泱一个华夏民族,要实现语同音的极度困难。1913年2月1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朱希祖与马裕藻俩位先生,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由吴稚晖和王照任正副议长,先用月余时间,审定国音七千余字。接着是审核音素,采定字母。会上提出字母方案甚多:有采用汉字偏旁笔画的,有自造符号的,有采用罗马字母及其变体的。代表们各执一说,互不相让,不但动口,甚至动手。鲁迅在他《门外文谈》一文中写到,他曾亲眼看到,副议长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

我想起这些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为了一个国语的发音问题,竟然无视于斯文扫地,互相厮打得裤子都掉下来,而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亦不遗余力地把此情此景描画下来,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此件事情的重大性,朝代可以更替,家毁可以重建,一种语音在国家层面上确立了,成为国语,就好比孩子出生,怎可因为不满意再塞回娘肚,你如何可以再重新推翻再来。这是不可重复的文化命脉啊!

学者们深知自己的文化使命,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相互胶着争论,互不相让。会期长达3个月,结果时间还是不够,又延长了一星期。最后终于接受了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和教育部部员周树人(鲁迅)等的提议,把会议审音用的“记音字母”作为正式字母通过。这套字母共38个,都是笔画很少的古字,由于拼注的是“国音”,所以又叫“国音字母”。

自此,一个五千年的文明故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统一的文字声音。

由于政局变动和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套字母到5年后的1918年11月25日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从此,汉语注音字母以法定形式正式成为我国拼切汉字的工具,华夏故土自上而下开展了“文字改革”运动。

它包含了三个方面:一为口音改革,从只说方言改为又说国语;二为文体改革,从文言为主改为白话为主;三为字母改革,从36字母改为注音字母。

当时推行国语最成功的当推光复后的台湾省,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通过注音字母在全省普及了“国语”。直到1958年,中国大陆的汉语注音字母才被汉语拼音取代。而中国台湾省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和教材,直到今天还用注音字母注音,1000多种儿童读物,以及今天台湾省的第四大报《国语日报》,都用带有注音字母的铅字排印。台湾省注音字母一直沿用至1990年代。

诸位请想,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台湾省先是被荷兰人占领,后是被日本人霸占,一旦光复,由于有了国音,立刻就在文化上归位,恢复中华民族的堂堂地位。不过十年,国语泽披宝岛。对今天两岸统一,又起着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

母亲,不妨请您想想国语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重要性吧。有一次我回到北方老家,来了一群乡亲,欢天喜地地招呼着:看南蛮子去啊,看南蛮子去啊!我就此知道,南方人是蛮子,北方人是挎子。南蛮北挎的语音,在我们家里表现为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和拐弯抹角的鲁南话的交流,这两种方言,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常常互相找不到北,我父亲一辈子也没听懂您故乡的宁波话和我们定居城市的杭州话,为此,我们这些子女就成了翻译家,负责用国语传递信息。我们的部队大院里基本生活着的都是这样结构的家庭,可说是第二代移民,所以我们平时的语言就是国语,也就是马裕藻领衔提出的这套注音语音,这也成了南方大院子弟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