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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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试 论 人 生

前面说过,近年来我率尔操觚,积字成句,成篇,居然印成一些本本,其中只有主要写怀念的“负暄三种”和谈人生问题的《顺生论》是没有外来机缘,自己想写的;或者不避吹牛之嫌,引《庄子·天下》篇的话来壮壮门面,说其化意为文也,确是近于“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但这两种又大有分别:前者是篱下闲谈,无论所谈是人,或地,或事,我表示怀念,可以说都是自己的私事,听者(假定肯听)认为值得也罢,不值得也罢,无妨都看做“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谈人生就不同,无论如何委婉,总要走说教的路,即向人表明,立身处世,应该如何如何,至少是最好如何如何,这显然就是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高,真是太狂妄了。

狂妄来于“不可以已”;想不管狂妄不狂妄,单说不可以已的情况。这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主要是两点。其一,来由至今说不清楚,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人生哲学。总有十几年吧,读了一些书,多数是西方的(本土的,包括来自印度的,已略有所知),想了一些问题,大多是古今哲人思考过的。所得呢?可以说不多,因为未能如上至(各种教的)教主、下至信徒自信的那样悟了道;也可以说不少,因为,至少是对于有关人生的问题,比前些年有了较多的了解,具体说是,知道某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力解答,其下许多零零碎碎的问题,或则不难解答,或则不成问题。

“有了较多的了解”,当仁不让,是自信有所知,也化为具体,是对于怎样活才好,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包括应如何如何、不应如何如何的理论根据。老习惯,有所想,尤其有所信,就愿意形于言,或进一步,形于文,让己身以外的人听听,看看。可是,在“思想改造”的乌云压在一切肯思肯想的人的头上的时代,我这自知非正统甚至异教的思想,何况还是关于人生的,当然不敢形于言,形于文,而且不只此也,还要装做没有想过这类问题,也就没有在读书方面“攻乎异端”,因而也就没有可以称为自己的未必合于时宜的想法。这类的伪装不很难,不过是古人说的“良贾深藏若虚”。也有难,是不少来自威权的想法和行事,与自己之所信背道而驰,自己要装做信受,可是与信徒相比,就有如蹩脚的演员,虽努力而终归演得不像。能力所限,或事实不过如此,也就只能安于人己都不可意,往下混。

记得是50年代,中期?晚期?外,不能形于言、形于文,以求入他人之耳之目的形势未变,可是内,天命所定“有话想说”的根性忽而发荣滋长,逆,无力,又不想用简捷式,如希腊神话所说,跑到河边,俯身面对流水,说国王头上生有驴耳云云,于是终于决定,拿起笔写,成篇之后“只可自怡悦”,然后“藏之名山”。依思路的次序,先写人生问题的哲理部分(即成书之后第一分的“天心”部分),因为“存在”“天道”一类内容与现实距离远,违碍的可能性小些,就是闭门只图自怡悦,也就胆量大些。用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大概写了八九个题目吧(成书之后是十二个),究竟只是自怡悦,兴趣不很大,截止,未能藏之名山,就塞在一个旧书包里。因为生活少余裕,自怡悦的闲情很少,也就没有再看,时间稍长就把它忘了。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又想到它,不少书,唯恐红卫英雄判定为“反”,或扔或烧,出于他人之手的尚且如此,况自己手写,讲人生的白纸黑字乎?为了避免可能的生命危险,赶紧找出来,用火攻之法,使之灰飞烟灭。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复”燃,走老路,时、地不同,具体说是或野外拾粪归来,或吃完自做炸酱面并小睡之后,独坐在无“记”的“西厢”,仍是由“存在”起,以下“生命”“鬼神”等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写下去。后来检查,是连带“天道”“命运”“快乐”“出世”“本性”“节制”,一共写了九个题目,单看篇数也是功亏一篑,因为自知必不能问世,也就未感到有什么遗憾,仍旧放在那个曾经容纳此内容的旧书包里。这是二稿,乡居时所写,留有乡居时的痕迹,即“生命”一题开头所说:

邻居有一只母羊,下午生了两个小羊。小羊落地之后,瘸瘸拐拐地挣扎了几分钟,就立起来,钻到母羊腹下,去找乳头。

这是记实,所谓邻居,有名(暂男本位,玉民)有姓(石),则小羊出生也就真是亲眼所见。亲见会有什么价值吗?也只是使我想到“生命”,感慨更深而已。

这双料的未完之稿(就全书说未完,就哲理部分说仍是未完)在书包里酣睡了十年有余,其间外面的大环境经历了罕见的变化,主要是人亡政息加改革开放。用知识分子的眼看,最值得重视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不许有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自己想想,由原来的不许表达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是,有所思,有所见,只要不是明显地表现为反的,形于言,形于文,就不再有加冠,发往北大荒或投入监狱的危险。对于书生之流,这可以说说、可以写点有诱惑力,我不能例外,所以走入80年代,尤其中期及其后,就写了些自己认为还可以算做温柔敦厚的。

但也知道,如果移前二三十年,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也会招来灭顶之灾,因为里面终归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读宝书的体会或说“万岁体”不是一路。非万岁体也可以爬上报刊版面,并进而印成书本,对于书生之流,就如运动员之得服兴奋剂,上场,像是还有余力可以发挥。向哪里发而挥之呢?也许真要藏之名山?或者竟未深思,就把未完稿从书包里找出来,决定补写,完成《顺生论》的哲理部分。其时是1988年的夏日,断断续续写了“利他”“不朽”“增补”三个题目,并入早已写成的九个题目,合为十二个题目,就成为1992年全书完成后的第一分,“天心”部分。

未完变为完整,心里感到小小的安然,但沉吟一下,还是放在书包里。因为照预计,第二部分要写“社会”,且夫社会,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及有问题如何解决,我的想法未必与宝书上所讲以及至上之所言所行相合,或竟是多有不合,纵使我有兴致并有胆量写出来,也必没有地方肯印,至于藏之名山云云,不过是太史公的无可奈何的自慰,实际则是,至晚由马、班起,直到目前舞文弄墨的诸公诸婆止,动笔而确知必不能问世,一定就劲头儿不大,吾从众,也因为还有别的事可做,这想写的“论”论了一段,就又放下了。

这一放,差不多经历了三年,查日记,是1991年4月7日、8日,这本多年想写的书才可以说是正式动手写。7日的日记说:“看已写成之顺生论第一分天心部分十二篇。”8日的日记说:“写顺生论社会部分第一篇《群体》,两千余字,一日完。”校完旧的,继续写新的,可见真是如先进人物所常喊,“下定决心”了。何以会由劲头儿不大变为下定决心?想了想原因,或者可以说是三面夹攻吧。第一个方面是大环境的改革开放向广处深处发展,虽无明文规定,事实却表现为,对于个人私见,已经不再是一律用权势压,而是变为含有不很少的容忍成分。

第二个方面是有一些相知,觉得我的这方面的所知来于多年的读与思,至少有参考价值,不写,余年无几,一旦晏“步”(因无“驾”),随着遗体火化,未免可惜,我听了,一阵忘其所以,觉得也有些道理。第三个方面是自己被改革开放之风吹时间长了,心里乐观的成分增加,有时甚至想,也许能问世,就是暂不能,写成总比没有好,还是立即动笔吧。之后就真的动了笔。可是速度不快,主要是杂事多,不能连续拿笔,以社会部分的开头为例,第二个题目“组织”,是写完“群体”之后一周才动笔的。就这样走走停停,社会部分和己身部分,共题目四十有八,将近二十万字,费时一年零一个月,即到1992年5月,写完了。

关于写的过程中的甘苦,像是也有值得说说的。人生,在有生的人的身边,想离也离不开,可是想抓住它,并进一步说说,它就轻则表现为千头万绪,重则表现为恍兮惚兮,而写,就必须使千头万绪变为有头有绪,恍兮惚兮变为有物有象。这不容易,所以就成为苦。还有一苦,来于有些意思不好直言,因为自知不合时宜。不能入时,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修改意思,使之入时;另一条路是意思保留原样,据实陈述,不管入时不入时。移到实际,则两条路都难通,因为,放弃原意,写就没有必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以老子骑牛西行为喻,过关就困难了。要在两难的夹缝中挤出一条路。幸而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从夹缝中挤过来的经历,并且想出妙法,是换个不刺耳的说法。

如当权的老太太不愿意听“死”字,可以改为说“山陵崩”;李三郎玩女人误正事,直说唐朝君主不合适,可以改为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吃祖先也是祖先所传,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照方吃药,用“换个不刺耳的说法”之法写我的意见。也举例以明之。有小换,如“政治”,多年来喊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突出政治等等,直说,过于敏感,就到《礼记·大学》篇那里去乞讨,拿来“治国平天下”,简化为“治平之道”,听,不刺耳了,看,不刺目了。还有大换,这要多说几句。比如讲治平,我不赞成完全信任英明,小民早请示、晚汇报以等待幸福的办法,理由可以凑一大车,可是直说,就难于不触及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和实况,这必不合时宜,而又不能不说,不得已,只好仍是到古人那里去乞讨,而就从孔、孟那里讨来个“王道”,从多方面论证那种幻想不可通,时不同,理则一,我自己认为也可以算是说明白了。但终是心中有苦,表现于字面就成为不明朗,这里提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度君子的体谅。

为不刺耳绕大弯子,目的很明显,是能够刊印问世。还真就有人找上门,说愿意接受出版。那是熟主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印了我四本。但是这一本,我不骗主顾,告诉他们,内容与谈闲话、谈禅不同,让他们先拿去看看,印不印以后再说。拿去,看了,果然有老成持重的表示迟疑。我听到反映,立刻把书稿要回来,交给打过招呼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看了,大概认为,关于人生之道,无妨各言其所信吧,没提什么疑问,印了,于1994年年初出了书。

一本多年想写而没有信心能出版的书得问世,我当然很高兴。因为高兴,想再说几句兴之所至的话。还是说治平之道,专就其中的思而言说,处理的态度,有对立的两条路,一条,只许至上一个人思,一个人言,其他千千万万人只能信受奉行;另一条路,人人可以思,并言己之所信,不知道别人怎样想。我是坚信后一条路好,因为消极方面,可以减少铸成大错的危险;积极方面,必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荣滋长。至此,无妨再说一句大话,是回顾平生,我写《顺生论》以及一些有些人看到未必愉快的文章,费力,心苦,所为何来?也只是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未能忘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