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连月光也是外国的亮派，可是实事求是，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或在某一方面，外国的什么确是值得效法，至少是参考。说效法，参考，不说买，是想把谈论的范围限定于唯心，而不及唯物。说到物，大如汽车，迫奔驰，小如饮料，追可口可乐，甚至纯土而不洋的，包装上印几行洋字，档次就像是提高了不少，总之是已经有口皆碑，再说就等于颂扬人活着要吃饭为真理，将为三尺童子所笑。而说起唯心，我这里断章取义，是指对于某种事物，我们怎样看，或更具体些，怎样评价，还苦于范围太大。应该缩小，即指实说。可是有困难。困难之小者是千头万绪，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川难还有大的，是事不只关己，而且及于古往今来的大己小己，说，求明确就难免是是非非，也就会成为不合时宜。但是还想说，怎么办？只好多叙事，以求因事见理。此开卷第一回也，宜于说说想说的因缘。也不好过于指实说，是近一个时期，见了一些什么，闻了一些什么，旧的胡思乱想之习不改，于是想到过去，想到将来，想到事，想到理，想到希塑，想到幻灭，想到幸福，想到苦难，想到明智，想到愚昧，终于想到难难难，心电不免有些凄惨，古人云，情功于中而形于言，所以想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统统写出来。内容过杂，但也有个主线，是小民，数千年来，为求幸福，至少是安全，曾经有多种想法，这多种想法中有泪，也有理，可惜这理，并不容易明，所以还值得深入想想；如果凭己力想不明白，那就学玄奘法师，到异邦去取点经也好。
也是古人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小民也是人，因而也就乐生。生有多种，专由苦乐一个角度看，有人很苦，如缺衣少食还要受欺压的小民；有人很乐，如帝王。苦乐的来源，可以是天，但绝大多数来于人；因为天灾是间或有，而且天塌砸众人，受害而心可以平和；人祸就不同，而是强凌弱，众暴寡，无孔不入。受人祸之害，苦而心不能平。不平则鸣，是韩文公的高论。这论其实还应该有下文，是一，鸣必元用，因为人祸来于力（绝大多数来于权）不均等，鸣不能改变权的不均等状态；二，也是由于权不均等，有权者可以使元权者不敢呜（用刑罚之类的办法），甚至不能鸣（用垄断报纸、电台之类的办法）。而苦和不平则如故，怎么办？理显而易见，是求有某种力，能够变不平为平，或说得实惠些，来保障安全甚至幸福。这某种力，究竟应该是什么，如何取得，问题过于复杂，或者说太大，不好说；只好避近就远，或说数典不能忘祖，由高高的说起。
最高的，依旧的常识，是天。天，圣贤怕，所以说“畏天命”；帝王也怕，所以要定时祭祀，祭祀之前还要斋戒。如果天真能主持公道，维护正义，人间的不平，以及由不平而来的苦难，就可以没有至少是减少了吧？小民是这样希望甚至进而相信的，所以总是欣赏这样的话“天道福善祸淫。”（《尚书·汤诰》）“天之所助者，顺也。”（《易经·系辞上）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但希望总是希望，事实呢，大量的循规蹈矩的小民还是备受苦难，不少杀人如麻的在上者还是享尽荣华富贵，最后寿终正寝。事实胜于雄辩，所以就是在古代，也还是有“天道远，人道造”之叹。
不信天道，有另想办法的，如苟子作《天论》，就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还有表示痛心的，如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里说“昔光武受命，冰桥凝于撑水，昭烈中起，的卢踊于泥沟，皆理合于天，神抵所福，故能功济宇宙，大庇生民。若（尔朱）兆者，蜂目材声，行穷枭猫，阻兵安忍，贼害君亲，皇灵有知，鉴其凶德；反使孟津由膝，赞其逆心。《易》称天道祸淫，鬼神福谦，以此验之，信为虚说。”虚，实，难证，但总是远水不解近渴，又语云，得病乱投医，于是，放弃天道也罢，半信半疑也罢，而幸福和安全是迫切的，所以不得不另想，或兼想别的办法，其性质是娘娘庙烧香不灵，只好转往太上老君庙，或呼天不应，只好降雨图实际，呼人。
这办法是许多人想出来的，但可以推孔孟为代表，因为信得最坚，喊得最响。办法是什么呢？是求高高在上者能够行王道，或说施仁政，爱民如子；小民的所求是明确的，用孟子的话说是“养生丧死元憾。”这仁政的办法是在实况制约之下想出来的。实况是有权元限的高高在上者，而在上者，因为权元限，就可以英雄造时势，甚至一张口就举国震动。以这种情况为背景，不只孔孟，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也会相信，“如果”在上者乐于施仁政，小民就可以福从天上来，一切与幸福、安全有关的问题就都不成问题。施仁政是老话，新说法是贤人政治，这就会引来两个新问题：一是如何能保证在上者必是贤人；二是贤人的所想（女口太平天国要求小民拜天父天兄，然后分住男馆女馆），万一与小民的所求相左，怎么办？前一个问题更大，只说前一个。
准情酌理，如果不贤，最好是换一个。可是不要说做，有几个人敢这样想呢？剩下的唯一办法，也是孔孟一再用的，是规劝加利诱，如孔说“先之，劳之”，孟说“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是规劝；孔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孟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是利诱。可谓煞费苦心。而结果呢？理论上有两种可能，采纳和不采纳；而实际则几乎可以说只有一种可能，是你说你的，他干他的。事实正是这样，如孔孟奔波了半生，磨破了嘴皮，最后还是只能还乡，或授徒，或授徒兼著书。今天我们看，孔孟的办法，本质是乞怜，形态是磕头，其失败是必然的。这是孔孟的悲哀。也是其所代表的小民的悲哀，寄希望于天道，无所得，转而寄希望于（大）人，同样是一场空。
但是又不能不活，而且难于放弃奢望，幸福，至少是安全。于是只好再下降，或说变兼善天下为独善其身，具体说是寄希望于清官或好官，以求小范围之内，变欺压为公道，化不平为平。歌颂好官，推想应该是从有官民之分的时候开始，因为官是既有权又紧压在头上的，通例必作威作福，损民肥己，忽而出个例外，从小民方面说，以为送来的是棍棒，却是面包加果酱，怎么能不喜出望外？怎么能不焚香礼拜？其实还不只小民，即如太史公司马迁，不是也在《史记》中辟地，为一些循吏立传吗？等而下之，古今多种笔记，也是对于这种例外的官的嘉言宣告行，元不津津乐道。小民不能写，甚至不能读，但盼望有好官则更为迫切，语云，有买的就有卖的，于是应运而生，就有了不少好官的传说。其中最显赫的是宋朝的包拯，因为小民敬爱，尊称为包公。其后还有个明朝的海瑞，也许因为晚几百年吧，却没有高抬为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