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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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刘 佛 谛

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刘佛谛名旌勇,字义方,佛谛是我建议他采纳的别名。我们最初相识是在20年代后期的通县师范,都是学生,他比我早两年。说起相识,只是在洗脸室里,我们都到得晚,他很胖,动作迟缓,就外表说,像是在羊群里孤立一头牛,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印象深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在学校以幽默出名,常说笑话,遇事满不在乎;又口才好,有说相声的才能,据说一个人可以开教务会议,模仿校长、训育主任,以及有特点的教师,可以惟妙惟肖。当时给人起外号成为风气,他的外号来自英语,是fat,因为面容苍老,称呼时前面还要加“老”;有少数人宁愿直截了当,呼为老胖子。

当时究竟谈过话没有,现在不记得了。以常情推之,他是知名人士,我不是,也许对于我,连印象也没有吧?到30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住在沙滩一带,他原在山海关教书,大概因为东北沦陷,那个地方不能再安身,也到北京来,并也住在沙滩一带,于是交往就多起来。我们都穷,但吃好些的欲望一如常人,于是就常常在一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吃什么要由手头的松紧决定,松时自然很少,所以经常是买十枚铜币的肉,这样也可以饱餐一顿。有时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决定破例,就花七八角钱买个猪肘子,用微火炖烂,对坐享受一次。总之,是渐渐共苦乐了,交谊就越来越深厚。

当然,交谊的深厚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共同做饭吃,而是来自越来越相知。我发现他的为人,是两种性格的奇妙混合。他处理有关自己的事,是个乐天主义者,随遇而安,甚至及时行乐;谈天说地,扯皮取笑,常常近于玩世不恭;喜欢吃喝,常常顾前不顾后,简直可说是个享乐主义者。但是对人就完全不同,就是嘻嘻哈哈时候也决不越礼,并且,更可贵的是真挚,对老朋友总是热心关注。这种性格的影响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与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死后还留在人的记忆里。坏的呢,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他聪明,新旧学造诣都不坏,可是因为乐天,不急于事功,应该有成绩而竟没有留下什么。

依古训,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还是多说他的优点吧。总的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坎坷途中相互的扶助。这常常是在面对之时,周末的共饭,闲谈,抚今思昔就是一例。也有时候不是对面。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乡永清县一个村庄,是五月节前,穷得连买菜钱都没有了,家居无聊,到镇上散散心,万没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钱的信。回信说,他最不喜欢吃窝瓜,可是穷得要命,只能吃院里自种的窝瓜。五月节来了,想换换样,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钱,可见上天无绝人之路,云云。我接到信,既欢乐又感慨,想到他曾开玩笑,说天老爷最糊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窝瓜,窝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会多好,于是又写一封信,说幸而天老爷糊涂,如果聪明,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他的境遇就更可怜了。

此后不久,他回到北京,经人介绍,到宁晋县去做秘书工作。行前同我商量,说当教师惯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个名字。我说,就用昔年的外号,由英变中,写佛谛,不是很雅吗?他同意,就用这个新名前往。以后来了一封诉苦的信,说不只一次,遇见所谓通文墨的人士,见到他的名片就恭维说:“您一定是佛学大家了。”他说不是,对方以为是谦虚,他越矢口否认,对方越不怀疑,总之,闹得他进退两难,如坐针毡。

幸而时间不很长,他又回到北京,重理旧业,被尊为佛学大家的尴尬局面结束了。以后我们同住北城,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末共饭闲谈的机会也多了。寒来暑往,风平浪静,都以为可以长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故人见面不便,从此就断了音问。记得最后一面是1967年的早夏,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计时间,在路旁等我。我们不敢多谈。我只说是还平安,将来如何不知道。转到说他,我说推想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定,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赶紧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直到1968年春天,才由他女儿那里知道,是1967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现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在1967年年底,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滴滴涕,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人生百年,终于不能免这样一次,走了也就罢了。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乐天主义,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为能够理解他,也许实际并不理解他吧?每想到这里,总觉得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