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刘佛谛名旌勇，字义方，佛谛是我建议他采纳的别名。我们最初相识是在20年代后期的通县师范，都是学生，他比我早两年。说起相识，只是在洗脸室里，我们都到得晚，他很胖，动作迟缓，就外表说，像是在羊群里孤立一头牛，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印象深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在学校以幽默出名，常说笑话，遇事满不在乎；又口才好，有说相声的才能，据说一个人可以开教务会议，模仿校长、训育主任，以及有特点的教师，可以惟妙惟肖。当时给人起外号成为风气，他的外号来自英语，是fat，因为面容苍老，称呼时前面还要加“老”；有少数人宁愿直截了当，呼为老胖子。
当时究竟谈过话没有，现在不记得了。以常情推之，他是知名人士，我不是，也许对于我，连印象也没有吧？到30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住在沙滩一带，他原在山海关教书，大概因为东北沦陷，那个地方不能再安身，也到北京来，并也住在沙滩一带，于是交往就多起来。我们都穷，但吃好些的欲望一如常人，于是就常常在一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吃什么要由手头的松紧决定，松时自然很少，所以经常是买十枚铜币的肉，这样也可以饱餐一顿。有时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决定破例，就花七八角钱买个猪肘子，用微火炖烂，对坐享受一次。总之，是渐渐共苦乐了，交谊就越来越深厚。
当然，交谊的深厚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共同做饭吃，而是来自越来越相知。我发现他的为人，是两种性格的奇妙混合。他处理有关自己的事，是个乐天主义者，随遇而安，甚至及时行乐；谈天说地，扯皮取笑，常常近于玩世不恭；喜欢吃喝，常常顾前不顾后，简直可说是个享乐主义者。但是对人就完全不同，就是嘻嘻哈哈时候也决不越礼，并且，更可贵的是真挚，对老朋友总是热心关注。这种性格的影响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与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死后还留在人的记忆里。坏的呢，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他聪明，新旧学造诣都不坏，可是因为乐天，不急于事功，应该有成绩而竟没有留下什么。
依古训，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还是多说他的优点吧。总的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坎坷途中相互的扶助。这常常是在面对之时，周末的共饭，闲谈，抚今思昔就是一例。也有时候不是对面。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乡永清县一个村庄，是五月节前，穷得连买菜钱都没有了，家居无聊，到镇上散散心，万没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钱的信。回信说，他最不喜欢吃窝瓜，可是穷得要命，只能吃院里自种的窝瓜。五月节来了，想换换样，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钱，可见上天无绝人之路，云云。我接到信，既欢乐又感慨，想到他曾开玩笑，说天老爷最糊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窝瓜，窝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会多好，于是又写一封信，说幸而天老爷糊涂，如果聪明，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他的境遇就更可怜了。
此后不久，他回到北京，经人介绍，到宁晋县去做秘书工作。行前同我商量，说当教师惯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个名字。我说，就用昔年的外号，由英变中，写佛谛，不是很雅吗？他同意，就用这个新名前往。以后来了一封诉苦的信，说不只一次，遇见所谓通文墨的人士，见到他的名片就恭维说：“您一定是佛学大家了。”他说不是，对方以为是谦虚，他越矢口否认，对方越不怀疑，总之，闹得他进退两难，如坐针毡。
幸而时间不很长，他又回到北京，重理旧业，被尊为佛学大家的尴尬局面结束了。以后我们同住北城，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末共饭闲谈的机会也多了。寒来暑往，风平浪静，都以为可以长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故人见面不便，从此就断了音问。记得最后一面是1967年的早夏，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计时间，在路旁等我。我们不敢多谈。我只说是还平安，将来如何不知道。转到说他，我说推想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定，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赶紧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直到1968年春天，才由他女儿那里知道，是1967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现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在1967年年底，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滴滴涕，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人生百年，终于不能免这样一次，走了也就罢了。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乐天主义，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为能够理解他，也许实际并不理解他吧？每想到这里，总觉得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