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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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祖 父 张 伦

读历史,看现世,会遇见各种类型的人,其中有两种,哲人和痴人,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哲人想,知,可敬;痴人不知,也不想,可爱。孔子是哲人,教他的弟子子路代言,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项羽是痴人,四面楚歌,唱完《别姬》之后还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我有个别人看来也许不正常的想法,是:对于哲人,应该同情;对于痴人,应该羡慕。同情来于怜悯;羡慕来于求之不得。

为什么要怜悯?以孔子为例,已知道之不行,还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果报必是忽有明而忽无明,“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另一面呢,如传说的尾生,与某女子约定某时在某桥下见面,依不成文法,要先到,等待,等待,过时不来,水来了,因为痴,不能从权,“抱梁柱而死”,心安理得,就不至于“悲夫”。可是与女子约,等待,水来而女不来,甘心抱梁柱而死,于是就心安理得,也大不易,不易而大有希冀之意,所以说羡慕。简明而扼要地说吧,想到人生,我的想而未必能行的哲学是,最好能够自欺,比如,出门,提着两笼画眉鸟来回走;入门,拿着一百单八的念珠宣“南无阿弥陀佛”号,就自以为这是天下之应然,至乐,岂不善哉。糟糕的是,想到最好能够自欺的时候,不只“最好”早已逃之夭夭,连“自欺”也无影无踪了。伤心,自力更生办不到,但跛者不忘履,有时就愿意多向外看,搔他人之肤以解自己之痒。还有时愿意说说,以期一些可怜的同病,也能搔他人之肤以解自己之痒。可说的人不少,本之吾乡某君“先及其家,后及其国”的名言,开卷第一回说我的祖父。

祖父张伦不是名人,就是在只有几十户的本村也不是名人,说他,是根据在“生之道”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他比我年长六十岁以上,他作古之年我已经超过十岁,所以在家门内的祖的一辈里,只有对于他,印象最清楚。其余几位,大祖父可能最先故去,其次是祖母,我都没有印象;大祖母病故,其时我已六七岁,所以有印象,只是不像祖父那样清楚。还要说几句追溯的话。我的曾祖父生三个儿子,大祖父有二女而无子,祖父行二,有二子二女,三祖父有一子(大排行行二)二女。早在我有生之前,曾祖父去世,祖一辈析居,依封建旧规,大祖父无子,要过继侄辈最长的一个,我父亲成为当然继承人,与三叔父是胞兄弟,不好分居,于是三祖父一支离开街中心路北的老宅,到村西端路南的场院建新房,另起炉灶。这样,我上小学的时候,祖父就成为家中唯一的老人物。他中等身材,因为总是粗茶淡饭,体虽不弱而一点不见丰腴,很少说话,但面容透着和善,一见就知道是个朴厚的农民。

我成年以后,念了些乱七八糟的书,有时回头想想祖父,觉得他也有自己并不觉得的生活哲学,或说理想,就是“兴家”。兴家要有后,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孙子辈的总是怜爱。可惜他旧的没念过《太平广记》一类书,新的没念过“小说教程”一类书,我们很喜欢听故事,他却不会讲。冬天,农活已经没有,喝完晚饭的玉米粥之后,他照例坐在北房东间炕西端近灶的已铺开的被褥上,眼半合,有时捋捋下垂二寸左右的胡须,其实未笑而像是笑的样子,我们还不想睡,就围上去,叫爷爷讲故事。他从来不拒绝,可是永远是那个黄鼠狼成精,偷鸡,逼人逃上树的故事。几乎像秀才熟悉四书一样,我们一听到“有那么一家子”,就知道结尾必是,“黄鼠狼以为打雷下雨啦,都跑了。”可是我们还是静静地听着,总是慰情聊胜无吧。女孩子们不来,因为女孩子是别人家的人,他不喜欢。

李义山有《咏史》诗,首联很像出于三家村冬烘先生之手,是“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我祖父当然没念过,可是他是既未亲炙又未私淑的信徒,还不只信,而是一生力行之。先说勤。他起得早,东方还未白的时候就背个粪筐出去,拾路上和路边的家畜粪,那年头还没有化肥,田地增产要靠这个。拾粪回来,负责做早饭的妇女刚起来,他就把碎柴送到灶门口,他说,不这样,年轻人图省事,就净抱整的烧。早饭以后,除了冬天田地空空的时候,他总是上地,随着年轻人一起干农活。

再说俭。他在世的时候,家里像是并不贫困。我随着母亲住北房西间,清楚地记得,室西北角,成串的制钱堆有两三尺高。秋过完,四位姑母都带着孩子来住娘家,一日三餐,一掀锅就像一窝蜂,一会儿就一扫光,可是年年粮食有剩余。祖父却还是不忧道而忧贫。他不吸烟,不喝酒。那年头,虽然十家九俭,可是也仍然有来村里卖零吃食的,如花生、瓜子、萝卜之类,他是一次也没买过,也不许孩子买。我们是除三餐之外,什么也吃不到。三餐,孩子们不管不顾,难免有饭粒掉在桌上,祖父不责备,自己拾起来,放在嘴里。隔十天八天,他就拿笤帚遍扫一次锅底,说扫去烟灰,锅热得快,可以省柴。年近古稀了,同乡不少人劝他到只距百里的天津看看,说那里有高楼,屋里点电灯,路上跑电车,他不去,说来往要花钱。俭,还有过分以至妨碍天伦的,是他作古之后母亲告诉我,说爷爷的脾气真怪,一次自言自语,说“豆房(开豆腐房的石家)真走运气”,家里人问为什么,他说:“姑奶奶(乡里称出嫁的女儿)都死了。”可见冬闲,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来吃,他嘴不说,心里是很舍不得的。

其实就脾气说,祖父是偏于懦弱的,所以“兴家”这个要求,就常常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女儿等来吃,自然只能忍受。还有难于忍受也不能不忍受的,是我祖母,我父亲,都得我祖母之母的嫡传,好赌钱。据说祖母之母曾有一夜输掉一头驴的战绩。祖母和父亲,大概没有这样高的战绩,但积少成多,总比逛一趟天津要消耗得多吧?祖父当然疼得慌,但管不了,只好虽不知而接受了庄子的生活哲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就这样,也算幸运,终祖父的一生,家虽未能兴,也总算没有走下坡路。

于是更不能不安之的命就来了,是1919年秋天吧,收玉米秸,在地里装车,祖父在车上,已经垛得很高,车向前移没打招呼,他跌下来。推想是内脏受了伤,养一两个月,越来越重,初冬的一个夜里死了,享年旧算法是74。病重时总是想念在卢沟桥上学的长孙,不断地叨念:“把孩子送这么远!”派人去叫,还没回来,他自知不能等了,把父亲和三叔父等叫到跟前,口头遗嘱:“别分家,两个灶火门比一个灶火门费。买牛要后腿弯的,有劲。”只此两项,说完,沉默一会儿,带着“兴家”的希望,走了。

杂览,常遇见“如死者有知”的话,且不说能不能,至少是为带着什么希望而去的人着想,我以为,多半还是不能有知的好。即如我的祖父,撒手而去不久,我父亲和三叔父就分了家。提议的是入门不久的三婶母,这不当怨她,因为父亲赌钱的嗜好又升了级,已有一夜输掉一匹骡的战绩,较之他的外祖母是后来居上了。其后是土地逐渐消减,到土改时候已经所余无几。但因为昔年较多,并曾有雇工,所以还是不得不全家出走。赖政策英明,房屋少半归他人,动产全部归他人。动产之中,有个粗大而坚实的珠算,背后写着“乾隆年置”四个大字,唯一可以确定还有祖父手泽的,也“不知秋思在谁家”了。剩余的约十间空房,大跃进之后由生产队占用,1976年大地震,据说只几秒钟就全部倒塌,砖瓦木料由大队运走,其后是空地废物利用,改为南北通行的大路,这样,祖父一生想“兴”的“家”就彻底化整为“零”。

以祖父为本位,上面一段是“后话”,因为我不相信死后有知,所以写了。相信死后有知也不是没有好处,总的是竟至没有人死如灯灭,分的是可以同涕泣悼亡的人再说几次知心话,等等。但害处也不少,其中之大者,我想就是会使像我祖父那样的“痴”人恍然大悟。在人生的路上,悟常常伴随着破灭,于是满腔兴趣就会变为一身苦恼。从这个角度看,我的祖父,虽然没逛过天津,没见过电灯,更没吃过谭家菜,但能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终归还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