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张中行散文:人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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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苦雨斋一二

北宋初年有个大官,姓吕名端,字易直,做到平章事(宰相职)。同富郑公、韩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关于他有个有趣的评语,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老人物,从1917年到校,至1937年事变后学校南迁,整整20年,可谓与学校共存亡。我上学时期,他主要担任日文组的课,有时兼点国文系的课,如讲六朝散文之类。他是老师行辈,我离开学校之后还同他有些交往。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他;每次想到,吕端的故事就涌上心头。也许应该算做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所谓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是应该义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学生,精通日语,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从在日本时期起,伴随胞兄鲁迅先生,过的就是文学生涯。回国以后,“五四”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也写白话诗,有相当浓厚的除旧布新的气息。这使他不只在本国,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他没有走。中计是学顾亭林,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曾经到燕京大学去任课。可是过些时候,传言出现了,他要出来担任什么。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也许为了防万一,有些顾念旧交谊的人婉言表示了劝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钱玄同先生和马幼渔先生。也有旧学生,多半用书札。后来知道,这些劝告都没有起作用,据说他还表示过,是因为劝说的理由还不能使他心服。我想,这说的未必合乎事实,事实是一定有什么力量超过劝告的力量。这大力量是什么呢?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1939年元旦有刺客登门行刺,中一枪,因衣厚未受伤)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总之,结果是明确的,终于还是开了门,先则文学院院长,一直到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旧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来说明,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们一边,可见他们是正义的。对立的看法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表态的是“一”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这就关系重大,所谓大事糊涂。

关于小事不糊涂,也可以举出不少例证。不过先要解说一下,所谓“小”,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而言,意义并不等于微不足道。这首先是他“文”的方面的成就。他精通日语,前面已经说过。他还通希腊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诣更不用说。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条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鲁迅先生一样,笔下功力深,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几十种。早年和晚年还译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作品。这些都有文献可征,用不着多说。

可以说说的是不见或少见于文献的。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祟《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30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都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诗,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谈起认真,也许受鲁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琐屑小事他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的。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结束。用纸包书付邮,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装在里边。大一些的事就更是这样,治学,著述,总是严格要求,不满足于差不多。记得有个人由市面上买一本《日语百日通》,写信问他是不是能够这样,他劝那个人还是干点别的,以免白白耗费一百天,可惜。30年代前后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个教师吧,学齐白石,也画也刻,粗制滥造,装腔弄势,有人拿他的作品请周评论,周说:“我看他还是先念点书吧。”还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日本著作的翻译,他说很不容易,并举上海一位既画又写的有大名的某君为例,说很平常的也常常译错了。不知什么机缘,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说希望他能够编一本日本俳句选译。我心里想,如果他不做,这介绍东方诗的小明珠到中国的工作就难于找到更合适的人。他听了,毫不迟疑,很郑重地说:“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

学问文章谈了不少,还应该谈点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诗为证,第一首尾联云:“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住北京几十年,他过的都是坐在书斋吃茶的悠闲生活。这使他由“五四”时期的激昂慢慢化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关键时刻不能选上计,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有放大的趋势,还是转回来谈家常。悠闲,向唯物方面说是求舒适,这就不能不多花钱。买书多也不能不多花钱。幸而薪金高,有稿费。但据说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变,北大南迁,立刻就无柴无米,连钱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盐之上是为人处世。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在这方面,事例很多,只讲一个。听赵荫棠先生说,是周有了大官位时期,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谋个职业。也许是第三次去问吧,正赶上屋里有客,门房挡了驾。这位学生疑惑是推托,怒气难平,于是站在门口大骂,声音高到内院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反而用他是怎么回事。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太值得同情了。

也是听赵荫棠先生说,周曾同他讲,自己知道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我想,这样的反省是真实的,譬如见诸文字,在早期,他曾同鲁迅先生翻了脸。内情如何,据说局外人只有张凤举和徐耀辰知道,可是有人问这两位,他们总是以不了了之;现在呢,连这两位也下世了。另一次翻脸是在晚期,也是不知为什么,他用明信片印“破门声明”,寄给熟人,说是不再承认沈启无(四弟子之一)是他的弟子。我当时接到这个明信片,心里想,不管沈启无怎么样,自己表示大动干戈总是与一贯温和的面貌不相称。

日本侵略军投降之后,他住了南京老虎桥监狱。我想,他应该悔恨没有开门出走,或闭门学顾亭林。解放以后,听说他表示悔恨,还愿意以余生做些有意义的事。过而能改总是好的,所以他又有了翻译和写作的机会。但人不是当年的了,坐落在北京西北部公用库八道弯的苦雨斋也一变而为凄清冷落。住房只剩内院北房的西半部;东半部,爱罗先珂住过的,中门外南房,鲁迅先生住过的,都住了其他市民。所住北房三间,靠西一间是卧室,日本式布置,靠东一间是书房兼待客。客人来,奉茶的是自己或羽太夫人。幸而有老本,能够在文墨的世界里徜徉,不至过于寂寞。这样的日子共计十六七年,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到1967年5月,又为读者留下十几种书,下世了。

这样的一生,要怎样评价才合适呢?偶然翻阅新编的《辞海》,看见有“周作人”一条,像是本诸过而知改,既往不咎的态度写的。我引吕端的故事,说是大事糊涂,或者太苛了吗?我想了想,因为我是他的学生,珍视他文的方面的成就,难免求全责备,说是出于善意也罢,说是有违恕道也罢,既然这样想了,也只好这样说了。